一 家世
我于1952年出生在印第安納州的西拉斐特（West Lafayette）。在那里，我度過了童年和青少年的大部分時光，直至中學畢業(yè)。印第安納是美國的一個州，在美國屬于中西部。我的父親在1959年9月，我七歲生日前幾個月就去世了。之后我母親一直獨身，直至她1993年離開這個世界。他們原先都是天主教徒，我母親是意大利裔（她的母親和父親都出生在意大利），我父親是愛爾蘭裔（他的祖上在19世紀移民到俄亥俄州）。他們在紐約相遇，當時我母親在那里工作，學習戲劇和表演。我父親則是福特漢姆大學一名學習西方哲學的學生。我父親去世后，我母親重新回到校園，完成她未竟的學業(yè)，在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拿到英圖文學學士學位。之后她繼續(xù)攻讀英國文學碩士、博士。再之后，她在紐約州西部的一所大學里任英國文學教授，但后來離開了，回印第安納當編輯，直至終老。從我父親離世，也就是我小學二年級至整個中學這段，她一直都在讀書。
雖然我們并不算窮困，但是我母親的薪水比我當時認識的大多數(shù)人都要低。自從我父親去世后，直至1970年，我們都在使用我父親健在時買的那輛車，一輛1954年出廠的福特牌汽車。而我兒時的伙伴及學校里的同學，他們家里一般每隔幾年就會換一輛新車。有好長一段時間，我為此很是自卑。我們一直住在租賃的公寓里，而我的玩伴及同學們則多住在單門獨戶、擁有車庫和前后院子的家里�，F(xiàn)在回頭看，早年的這種生活培養(yǎng)了我一種極簡主義的處世態(tài)度。直至1993年結婚之前的很多年，我從來都沒有擁有過自己的汽車或房子。我母親在我結婚六個月后過世，這或許是一個奇特的暗合。在很多年里，在市區(qū)或上下班，我都騎自行車。如果離開市區(qū)，我則乘公共巴士（這也是同美國底層民眾接觸的一種極好的方式）。這些都使我避免了擁有像汽車和房子那樣大的物件所帶來的麻煩。
我在大學的環(huán)境里長大，我兒時玩伴的父母也幾乎都在大學里工作。除了有一年的暑假，我曾在康涅狄格州的一家中國餐館里打過短工，包括我現(xiàn)在工作的大學，我從未做過大學之外的其他任何工作。在我中學畢業(yè)前和初入大學的那些暑假，打零工也幾乎都在大學校園里做些“藍領”的、純體力的工作。比如曾做過密歇根州立大學土壤學系的農(nóng)藝工人，以及普渡大學園藝系的蘋果采摘工，也包括一度為普渡大學做值夜班的掃地工人。作為一個在大學環(huán)境、氛圍及知識分子家庭里長大的孩子，這意味著我從兒時起即認識許多教授，并且可以很輕松地同他們交談。我母親時常會在家里舉辦各種聚會或沙龍，邀請她的英國文學系的同事，包括一些作家和戲劇導演來。他們喝馬提尼酒，談論文學、戲劇、政治。即使我當時不明白他們所談論的，但從那時起，我就非常欣賞那些具有幽默感和懂得語言諷刺技巧的人，文學教授尤其如此，令我向往。我經(jīng)常會聽到一些英美作家的名字、他們的作品名稱及所描述的人物、角色。也許我后來選擇學習中國語言文學，就是想像我母親研究英美文學一樣；但不同于她和我父親的是，我研究的是地球另一邊的一種文化。成為一名學者，無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都是我盡可能遠離商業(yè)和金融這些單調的資本世界的一種方式。（P5-9）
馬克夢常來中國，幾乎每年一次，看我，看潘綏銘，還有其他朋友。因為來得太多，潛移默化，顯得特別中國。語言，雖然胡同里的話還不過關，但普通話絕對標準，根本聽不出口音；心態(tài)也非常平和，絲毫沒有洋脾氣。還有，他很平民化。他喜歡美國的老城市和舊建筑，包括其中的貧民區(qū)。中國也一樣。復旦讀書時，同屋的中國同學，一件襯衫老不換，讓他自慚形穢，他也決心不換。總之，他給人的感覺是，不像外國人，也不像大學者，只是個普通朋友而已……我還記得，從唐復年家出來，我們坐在夕陽西下的筒子河邊，臺階下面，波光粼粼。他說，他特別喜歡剛才的訪問，“紫禁城的黃昏”，真美，可惜沒帶照相機。
————李零
迄今每年去中國，去北京，都是令我振奮的一件事……我到北京，主要是到北京大學，在美麗的燕園訪書訪友。這里有我做研究所必須翻閱的明清小說，有馬隅卿的珍貴藏品，也有可以交換意見、談天說地的朋友。
————馬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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