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經(jīng)典小說“時代四部曲”
黃金時代：文革末期的青春與愛情。
白銀時代：未來社會狂想曲
青銅時代：顛覆唐傳奇、隱喻現(xiàn)時代
黑鐵時代：知識分子的暗黑宿命
雜文三書
中國人的尊嚴：收錄《我的精神家園》、《蘇東坡與東坡肉》、《關(guān)于貧窮》等雜文四十九篇。對“個人尊嚴”、“媚雅”、“格調(diào)”、“貧窮”等問題進行了有趣而深刻的分析。
你為什么活著：從當代中國社會的實情出發(fā)，探索與思考了身在其中的個體的生活價值與意義。
沉默的大多數(shù)：涉及中國時政、經(jīng)濟、人文，主題之下根植著作者的思想內(nèi)核——始終如一的對平等與自由的追求。
作者簡介：
王小波，當代學者、作家。1952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到云南插隊，后轉(zhuǎn)插到山東，做過民辦教師。1974年以后在北京街道當工人。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貿(mào)易經(jīng)濟系，1986年在美國匹茲堡大學獲文科碩士學位，1988年回國，先后在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任教。1992年成為自由撰稿人。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
王小波被譽為“中國的喬伊斯兼卡夫卡”，他是唯一兩次獲得世界華語文學界重要獎項“臺灣聯(lián)合報系文學獎中篇小說大獎”的中國大陸作家。
目錄：
黃金時代
白銀時代
青銅時代
黑鐵時代
中國人的尊嚴
你為什么活著
沉默的大多數(shù)
俯瞰人間世——紀念小波辭世17周年
17年前的今天，永失我愛。念及小波音容笑貌，不禁潸然淚下。想起他死前的那兩聲呼喚，其中含有多少驚慌痛苦，真是痛徹心扉。如今，他的生命和寫作已經(jīng)成為千百萬人的共同記憶，他因此而不朽。
小波的早逝令人痛感生命的短暫。這是一個真切而殘酷的事實，沒有力量能夠改變，只能默默承受。生者的幾十年時間在宇宙中也不過是一瞬而已，所有的生命也不過是一瞬而已。
雖然人的肉身永遠不可能飛離地面，但是靈魂卻可以偶爾飛離，騰空而起，俯瞰人間世。
當俯瞰人間時，由于有了距離，所有的塵世事物變小，變輕。無論在地面上多么沉重的事情，似乎都變得可以承受了，可以容忍了，可以讓它過去了。
人間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煩惱，如果不偶爾取俯瞰的角度，如何可以承受？生老病死，生離死別，今天這個走了，明天那個走了，而且是永遠地逝去，再也不會回來。即使是壽終正寢，也令人無法釋懷。更不要說猝死。昨天還活潑潑的，今天就香消玉殞，駕鶴西去。怎能不令人扼腕嘆息，痛心疾首？只有俯瞰，才能使心情復歸平靜，才能有繼續(xù)活下去的力量。
當俯瞰人間時，能夠變得超脫一些。俯瞰人間世，人們汲汲于名與利，像沒頭蒼蠅一樣忙忙亂亂，嚶嚶嗡嗡，大驚小怪，擂胸頓足，今天涌到東，明天涌到西，最后不知所終。當俯瞰這一切時，人會深切感到：為什么要這樣？不如靜靜地待一會兒，看生命轉(zhuǎn)瞬即逝。所有的忙亂都無足輕重，所有的得失都不值一哂。
讓靈魂偶爾飛離地面吧，俯瞰人間世。
李銀河
2014年4月11日
年輕時讀蕭伯納的劇本《巴巴拉少�！�，有場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業(yè)巨頭安德謝夫老爺子見到了多年不見的兒子斯泰芬，問他對做什么有興趣。這個年輕人在科學、文藝、法律等一切方面一無所長，但他說自己有一項長處：會明辨是非。老爺子把自己的兒子暴損了一通，說這件事難倒了一切科學家、政治家、哲學家，怎么你什么都不會，就會一個明辨是非？我看到這段文章時只有二十來歲，登時痛下決心，說這輩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個一無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為這個緣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數(shù)的一員。我年輕時所見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淺（且不說是荒謬）的原則，就以為無所不知，對世界妄加判斷，結(jié)果整個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年登不惑，才明白蕭翁的見解原有偏頗之處；但這是后話——無論如何，蕭翁的這些議論，對那些淺薄之輩、狂妄之輩，總是一種解毒劑。
蕭翁說明辨是非難，是因為這些是非都在倫理的領域之內(nèi)。俗話說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對此人有利的事，難免會傷害另一個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見解受所處環(huán)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覺得明辨是非是難的。倘若某人以為自己是社會的精英，以為自己的見解一定對，雖然有狂妄之嫌，但他會覺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蕭翁這重意思以后，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專家為恥——但這已經(jīng)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我是年輕人，覺得能潔身自好不去害別人就可以了。現(xiàn)在我是中年人——一個社會里，中年人要負很重的責任：要對社會負責，要對年輕人負責，不能只顧自己。因為這個緣故，我開始寫雜文�，F(xiàn)在奉獻給讀者的這本雜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倫理問題雖難，但卻不是不能討論。羅素先生云，真正的倫理原則把人人同等看待�？紤]倫理問題時，想替每個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說，這是我的一得之見，然后說出自己的意見，把是非交付公論。討論倫理問題時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這是我最近的體會，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動機。假設有一個領域，謙虛的人、明理的人以為它太困難、太曖昧，不肯說話，那么開口說話的就必然是淺薄之徒、狂妄之輩。這導致一種負篩選：越是傻子越敢叫喚——馬上我就要說到，這些傻子也不見得真的傻，但喊出來的都是傻話。久而久之，對中國人的名聲也有很大的損害。前些時見到一個外國人，他說：“聽說你們中國人都在說‘不’？”這簡直是把我們都當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氣地答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你認識的中國人都說‘不’，但我不認識這樣的人�！边@倒不是唬外國人，我認識很多明理的人，但他們都在沉默中，因為他們都珍視自己的清白。但我以為，倫理問題太過重要，已經(jīng)不容我顧及自身的清白。
倫理（尤其是社會倫理）問題的重要，在于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內(nèi)。我在這個領域里有話要說，首先就是：我要反對愚蠢。一個只會明辨是非的人總是憑胸中的浩然正氣做出一個判斷，然后加上一句：難道這不是不言而喻的嗎？任何受過一點科學訓練的人都知道，這世界上簡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這就叫作愚蠢。在我們這個國家里，傻有時能成為一種威懾。假如鄉(xiāng)下一位農(nóng)婦養(yǎng)了五個傻兒子，既不會講理，又不懂王法，就會和人打架，這家人就能得點便宜。聰明人也能看到這種便宜，而且裝傻誰不會呢——所以裝傻就成為一種風氣。我也可以寫裝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寫過的——“文革”里誰沒寫過批判稿呢？但裝傻是要不得的，裝開了頭就不好收拾，只好裝到底，最后弄假成真。我知道一個例子是這樣的：某人“文革”里裝傻寫批判稿，原本是想搞點小好處，誰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成了風云人物。到了這一步，就只好裝下去了，真傻犯錯誤處理還能輕些呀。
我反對愚蠢，不是反對天生就笨的人，這種人只是極少數(shù)，而且這種人還盼著變聰明。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shù)愚蠢里含有假裝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這一點并不是我的發(fā)現(xiàn)，是蕭伯納告訴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里，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個假癡不癲的杜特立爾先生。息教授問：“你是惡棍還是傻瓜？”這就是問：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兩樣都有點，先生，凡人兩樣都得有點呀�！痹谖疑砩希笳叩某煞侄�，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討厭裝傻，渴望變聰明。所以我才會寫這本書。
在社會倫理的領域里我還想反對無趣，也就是說，要反對莊嚴肅穆的假正經(jīng)。據(jù)我的考察，在一個寬松的社會里，人們可以收獲到優(yōu)雅，收獲到精雕細琢的浪漫；在一個呆板的社會里，人們可以收獲到幽默——起碼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待的這個社會里，什么都收獲不到，這可是件讓人吃驚的事情�？催^但丁《神曲》的人就會知道，對人來說，刀山、劍樹、火海、油鍋都不算嚴酷，最嚴酷的是寒冰地獄，把人凍在那里一動都不動。假如一個社會的宗旨就是反對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獄又有不如。在這個領域里發(fā)議論的人總是在說：這個不宜提倡，那個不宜提倡。仿佛人活著就是為了被提倡。要真是這樣，就不如不活。羅素先生說，參差多態(tài)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們，讓我們睜開眼睛往周圍看看，所謂的參差多態(tài)，它在哪里呢？
在蕭翁的《巴巴拉少校》中，安德謝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話都編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權(quán)爭勝負，無人有權(quán)論是非。這話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實際上，人只要爭得了論是非的權(quán)力，他已經(jīng)不戰(zhàn)而勝了。我對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為此也要去論是非，否則道理不給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讓你遇到。我開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總得申明我的態(tài)度，所以就有了這本書——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數(shù)。
我的師承
我終于有了勇氣來談談我在文學上的師承。小時候，有一次我哥哥給我念過查良錚先生譯的《青銅騎士》：
我愛你，彼得興建的大城，
我愛你嚴肅整齊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莊嚴，
大理石鋪在它的兩岸……
他還告訴我說，這是雍容華貴的英雄體詩，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譯的《青銅騎士》就不夠好：
我愛你彼得的營造
我愛你莊嚴的外貌……
現(xiàn)在我明白，后一位先生準是東北人，他的譯詩帶有二人轉(zhuǎn)的調(diào)子，和查先生的譯詩相比，高下立判。那一年我十五歲，就懂得了什么樣的文字才能叫作好。
到了將近四十歲時，我讀到了王道乾先生譯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說可以達到什么樣的文字境界。道乾先生曾是詩人，后來做了翻譯家，文字功夫爐火純青。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譯筆沉痛之極。請聽聽《情人》開頭的一段：
我已經(jīng)老了。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里，有一個男人向我走來，他主動介紹自己，他對我說：“我認識你，我永遠記得你。那時候，你還很年輕，人人都說你美，現(xiàn)在，我是特為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我覺得現(xiàn)在你比年輕的時候更美，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那時的面貌相比，我更愛你現(xiàn)在備受摧殘的面容�！�
這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寫照。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譯筆也好，無限滄桑盡在其中。查先生和王先生對我的幫助，比中國近代一切著作家對我?guī)椭目偤瓦�要大。現(xiàn)代文學的其他知識，可以很容易地學到。但假如沒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這樣的人，最好的中國文學語言就無處去學。除了這兩位先生，別的翻譯家也用最好的文學語言寫作，比方說，德國詩選里有這樣的譯詩：
朝霧初升，落葉飄零
讓我們把美酒滿斟！
帶有一種永難忘記的韻律，這就是詩啊。對于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們——我愛他們。他們對現(xiàn)代漢語的把握和感覺，至今無人可比。一個人能對自己的母語做這樣的貢獻，也算不虛此生。
道乾先生和良錚先生都曾是才華橫溢的詩人，后來，因為他們杰出的文學素質(zhì)和自尊，都不能寫作，只能當翻譯家。就是這樣，他們還是留下了黃鐘大呂似的文字。文字是用來讀，用來聽，不是用來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書。不懂這一點，就只能寫出充滿噪聲的文字垃圾。思想、語言、文字，是一體的，假如念起來亂糟糟，意思也不會好——這是最簡單的真理，但假如沒有前輩來告訴我，我怎么會知道啊。有時我也寫點不負責任的粗糙文字，以后重讀時，慚愧得無地自容，真想自己脫了褲子請道乾先生打我兩棍。孟子曾說，無恥之恥，無恥矣。現(xiàn)在我在文學上是個有廉恥的人，都是多虧了這些先生的教誨。對我來說，他們的作品是比鞭子還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現(xiàn)在的年輕人，記住他們的名字，讀他們譯的書，是我的責任。
現(xiàn)在的人會說，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譯家。翻譯家和著作家在文學史上是不能相提并論的。這話也對，但總要看看寫的是什么樣的東西。我覺得我們國家的文學次序是徹底顛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聲，一流的作品卻默默無聞。最讓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沒有寫出來。這些作品理應由查良錚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壯年時寫出來的，現(xiàn)在成了巴比倫的空中花園了……以他們二位年輕時的抱負，晚年的余暉，在中年時如有現(xiàn)在的環(huán)境，寫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
可惜良錚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
回想我年輕時，偷偷地讀到過傅雷、汝龍等先生的散文譯筆，這些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還是詩人們的譯筆；是他們發(fā)現(xiàn)了現(xiàn)代漢語的韻律。沒有這種韻律，就不會有文學。最重要的是：在中國，已經(jīng)有了一種純正完美的現(xiàn)代文學語言，剩下的事只是學習，這已經(jīng)是很容易的事了。我們不需要用難聽的方言，也不必用艱澀、缺少表現(xiàn)力的文言來寫作。作家們?yōu)槭裁船F(xiàn)在還愛用劣等的文字來寫作，非我所能知道。但若因此忽略前輩翻譯家對文學的貢獻，又何止是不公道。
正如法國新小說的前驅(qū)們指出的那樣，小說正向詩的方向改變著自己。米蘭昆德拉說，小說應該像音樂。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訴我說，卡爾維諾的小說讀起來極為悅耳，像一串清脆的珠子灑落于地。我既不懂法文，也不懂意大利文，但我能夠聽到小說的韻律。這要歸功于詩人留下的遺產(chǎn)。
我一直想承認我的文學師承是這樣一條鮮為人知的線索。這是給我臉上貼金。但就是在道乾先生、良錚先生都已故世之后，我也沒有勇氣寫這樣的文章。因為假如自己寫得不好，就是給他們臉上抹黑。
假如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尚有可取之處，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譯家身上。我們年輕時都知道，想要讀好文字就要去讀譯著，因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譯。這是我們的不傳之秘。隨著道乾先生逝世，我已不知哪位在世的作者能寫如此好的文字，但是他們的書還在，可以成為學習文學的范本。我最終寫出了這些，不是因為我的書已經(jīng)寫得好了，而是因為，不把這個秘密說出來，對現(xiàn)在的年輕人是不公道的。沒有人告訴他們這些，只按名聲來理解文學，就會不知道什么是壞，什么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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