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東方的十字軍”
文/ 倪樂雄
知青這一群體對我們這個時代具有極其重要影響，它是共和國創(chuàng)立至今所發(fā)生滄桑變化的聚集點，從其精神意識領域而言，它是傳統(tǒng)價值觀念、體系從建立到崩潰的“載體”。從不同的研究角度出發(fā)，對知青可作出各種見仁見智的結論，例如建設兵團似乎類似秦漢以來屯田戊邊，可以看作古老歷史現象的現代翻版。從現代經濟的角度會發(fā)現是一種解決城市人口膨脹，企圖在農村尋找就業(yè)的實驗。美國學者托馬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鄉(xiāng)》（一個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知青運動）即從解決人口就業(yè)和城市向農村移民的得失加以探討，從這一角度固然作出了相當精辟然而也是極其有限的見解。
從前些年遮遮掩掩地反映知青生活的文藝作品，到目前大膽揭示知青生活真實內幕的回憶錄，如《青春無悔》、《草原啟示錄》、《北大荒風云錄》，直至鄧賢那部史詩般的《中國知青夢》，這些血和淚塑就的文字中無不涌動著一股強烈的主旋律悲愴！而這種悲愴似乎只有象知青這樣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雙重下過地獄的人們才具有的。悲愴只是這一群體經歷了幻想、狂熱、獻身、懷疑、迷茫、失望、憤怒，無可奈何的心理歷程后的高度濃縮，它構成了改變現實和必將影響未來的一種社會性的“情結”知青情結。筆者認為，知青的上山下鄉(xiāng)運動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影響，其精神的意識形態(tài)的意義遠大于社會操作管理層面的意義。知青運動無論在勃然興起時，還是驟然崩潰后，對現實社會的影響，用哲學的語言講，都具有從“形而上”開始，影響作用于“形而下”的特征。任何類似于《上山下鄉(xiāng)》這種局限于社會操作、管理層面的研究都無法切入這一特征，并從歷史文化本質上把握知青運動在昨天、當今和未來的重要意義。
初一看，似乎無論從時間、空間、文化淵源、時代背景，知青運動（筆者從自己的研究立場出發(fā)把知青上山下鄉(xiāng)運動視為紅衛(wèi)兵運動在精神領域的延續(xù)）都與中世紀西歐的十字軍運動并不具備可比性，但筆者的比較是建立在人類兩種不同生命實踐的前提之上。歷史上人們無非采取兩種立足點不同的生命實踐形式，一是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實踐，二是立足于物質世界的生命實踐。當代東方的知青運動和西歐中世紀的十字軍運動就其本質而言都屬于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實踐運動。揭去各自東西方文化之外衣，兩者具有極其相似的特征。
知青運動不是驟然降臨的社會風暴，這一特殊心理的“群體”亦非一夜之間造就的，他們孕育、成長的過程可追蹤至紅衛(wèi)兵運動甚至他們的少年兒童時代。從少年時起社會向他們灌輸著父輩們光榮而神圣的經歷，父輩們?yōu)榻夥盘煜率芸嗍茈y的人民，為實現神圣的共產主義事業(yè)，爬雪山過草地，多少人拋棄個人利益，甚至把生命交付給這一偉大而崇高的事業(yè)？許許多多的小紅軍、小八路、小英雄諸如劉胡蘭、小兵張嗄，以及黃繼光、邱少云、雷鋒等等在這條光輝征途上倒下的英雄前輩們，以其震撼人心的力量，不可抗拒的崇高魅力喚起了共和國這一群體的理想、使命感、無條件的獻身精神。正如他們這代人的歌手在后來吟唱的那樣：“也許／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喚／我們沒有其它選擇／（舒婷《也許》）。正是這種長期的熏陶，釀就了這代人早期的精神價值觀，形成至今令人追懷不已的一種時代精神。
大凡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實踐其最高境界必須具有四個特征，信仰的堅定與執(zhí)著；崇高而神圣的歷史使命感；精神世界的上帝；對個人的物質利益的拋棄和強烈的集體主義團隊精神。知青群體從小便被告知：他們肩負著比父輩們更偉大、更重要的歷史使命，親手埋葬帝修反（共產主義的異教徒）以及資本主義制度，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戰(zhàn)爭，去解放世界上占總人口三分之二的苦難人民事實上，正是這種教義的長期灌輸，使這一群體在嫩雉的心靈上接受了類似宗教氛圍的精神洗禮，感覺到自身的崇高和偉大并獲得生命最終意義，感受到自己已進入生活的最高境界，并為此興奮不已。和所有的宗教信徒一樣他們已在精神上獲得了終級關懷！時代的新價值觀念和價值體系誕生了，并且牢牢地樹在這代人精神深處。就這樣，這一群體（年齡上可分為三個階段，少先隊、紅衛(wèi)兵、知青）在精神上和意識形態(tài)上完成了一場即將來臨的偉大“圣戰(zhàn)”的戰(zhàn)役集結。他們渴望著戰(zhàn)斗，在等待中煩躁不安（一些研究者把這種現象歸結為“青春期的躁動”和精力過剩，然而忽略了“青春期的躁動”既可以造就天安們前的紅色狂潮，亦可形成瘋喊狂呼于歌臺前的今日之“追星族”，可見心理學只能解釋成年人與少男少女狂熱程度之差異，卻無法解釋何以形成的紅衛(wèi)兵與“追星族”狂熱對象之不同）。
任何一種信仰都必須提供一種“諾言”，基督教向十字軍將士們在未來提供了一個“天堂”的允諾。傳統(tǒng)的精神教育向知青這代人承諾了一個輝煌絢麗的共產主義“天堂”。雖然具體內容不相同，但對人們的誘惑力和精神感召的迷狂效應都相似，共產主義的“諾言”，對知青群體的召喚力絲毫不亞于基督教重返“伊甸園”的諾言之于十字軍。
進入宗教狀態(tài)后，一個高踞于精神信仰世界的上帝對人們來說是必不可缺的。無論那種信仰都需要人格神的存在，需要他的關懷和指引。在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世界里，神的位置早就安排好了，共產主義畢竟是一種立足于歷史實踐的理論，它只提供諾言，卻不提供人格神，一旦它被扭曲異化，為人們的宗教情緒所籠罩時，便需要在這個教義世界里創(chuàng)造出人格神。盡管毛澤東不愿被神化，但其個人意志根本無法阻擋精神上進入宗教狀態(tài)的共和國同齡人的狂熱和需要，終被簇擁著高高舉起放上了神座。成為他們心目中的“上帝圣父”。無須回避，知青這代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造神大軍，是造神運動的始作俑者，北京天安門則成了他們的耶路撒冷，他們一千遍一萬遍高唱《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使人想起基督教徒詠唱《哈利路亞》的虔誠和激動。
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實踐群體歷來是不注重現實物質生活的，甚至蔑視對物質生活的追求。神圣的使命在肩，精神上獲得終極關懷，物質財富顯得無足輕重了。這一點，早期的十字軍和早期的知青有驚人的相似，如法國、德國和王公貴族，騎士階層紛紛變賣家產財業(yè)，籌集東征的軍費，圣約翰騎士團、圣殿騎士團和條頓騎士團以堅守童貞清貧、服從為生活宗旨，提倡苦行僧的生活。早期許多知青放棄優(yōu)厚的家庭生活，告別富裕的城市來到貧困的邊疆和農村，知青中（特指建設兵團、農場中的知青）也提倡不談戀愛、不結婚，艱苦節(jié)儉為榮。這一切個人利益的犧牲都為了崇高的使命。另外，十字軍具有洗禮、凈化和贖罪的意味。無論窮人富人，有罪無罪，一旦加入十字軍行列便不分彼此一概成了神圣大軍一分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了。對于知青中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包括地、富、反、壞、右），似乎是他們與生俱來的“原罪”，但“新教義”同樣是寬容的，家庭不可選擇，道路可以自己選擇，不管“紅五類”還是“黑六類”參加上山下鄉(xiāng)，接受艱苦的磨煉，仿佛就贖了“原罪”，換回了一個清白的身子，并且大家不再分彼此，一概同志加戰(zhàn)友。一旦加入解放全人類的大軍便可洗刷過去的一切。
任何偉大的精神運動隨著時間推移，終究會發(fā)生質變，向物欲的世界回歸，換而言之，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實踐在到達終點后必然地向立足于物質世界的生命實踐回歸。這里探討一下西方十字軍和東方的知青運動的回歸原因是十分必要的。十字軍運動的破產大致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十字軍單憑一腔宗教熱情，不具備支撐這場精神實踐的最起碼的物質條件，法國先驅十字軍和第一次十字軍因后勤供應不濟、沿途搶劫而被匈牙利人擊敗。第四次十字軍為獲得經費資助同威尼斯商人勾結，不去攻打異教徒，收復耶路撒冷，相反攻占同屬基督的東羅馬首都君士坦丁堡，俘獲大量財寶，一貧如洗的十字軍將士一夜之間成了巨富，最后一次十字軍東征的結果是威尼斯向西西里王國每年進貢。至此，擄掠財富從十字軍東征籌集軍費的手段，淪為十字區(qū)遠征的目的，十字軍神圣的使命，解決東方受苦受難的基督教徒，成為掠奪的手段。手段與目的的顛倒標志著十字軍運動已發(fā)生質變。
其次十字軍東征給西歐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接二連三地戰(zhàn)販耗盡西方的財富，并引起社會震蕩，特別經哈丁一戰(zhàn)，真十字架被伊斯蘭教徒擄去，給十字軍精神上以巨大的打擊，上帝的可靠性動搖了，特別是幾萬名“兒童十字軍”除葬身大海外，竟被奸商和人販子賣給了伊斯蘭教徒。神圣被褻瀆了，從此，十字軍在西方社會失去了號召力。
再次，十字軍的遠征使西歐人看到了東方高度的阿拉伯文明，較高的科技、醫(yī)術；深邃的人文思想；優(yōu)越的生活條件，東方異教徒是一群野蠻人的神話破產了，一向自命不凡的基督徒們相形之下，倒覺得自己簡直就像一群野蠻人。上述幾種因素促使十字軍狂潮全面退去，宗教熱情亦開始冷卻。西方社會開始向市俗化回歸。
由堅定的信仰、神圣的使命感武裝起來的知青們在精神上已完成了一場軍事集結，他們渴望著一場解放全人類的神圣之戰(zhàn)，其幼稚、熱情、真誠、激動、執(zhí)迷絲毫不亞于中世紀的“兒童十字軍”。文革時期廣為流行的一首政治幻想詩《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的勇士》是共和國這代人對生命實踐、生活的最高境界和理想最集中、最典型的反映：“還記得嗎／我們曾飲馬頓河岸／跨過烏克蘭草原／翻過烏拉爾的高峰／將克里姆林宮的紅星再次點燃／我們曾沿著公社的足跡／穿過巴黎公社的街壘／踏著國際歌的鼓點／馳騁在歐羅巴的每一個城鎮(zhèn)、鄉(xiāng)村、港灣／瑞士的風光／比薩的塔尖／也門的晚霞／金邊的佛殿／富士山的櫻花／哈瓦那的烤煙／西班牙的紅酒／黑非洲的清泉／這一切�。疾辉刮覀兞魬伲驗槲覀冇校摌屧谑郑厝卧诩纭珴蓶|的教導／伊里奇的遺囑／馬克思的預見／就要在我們這一代手中實現�！边@樣的精神境界和戰(zhàn)斗熱情絕對是解放后革命傳統(tǒng)教育哺育出的偉大成果。就是這樣一個在精神境界上無可挑剔的群體，在十年后，從他們的征途？？邊疆、農村，伴隨理想的破滅和精神的崩潰，伴隨著物質上的一貧如洗，失魂落魄地潰退下來。也許是巧合，跟中世紀的十字軍一樣，單憑一腔對信仰的熱忱而忽略了對這場偉大精神運動提供最起碼的物質基礎，而物質上的極度貧乏隨時光的推移足以摧垮任何靠精神力量凝聚起來的團體。腐蝕掉他們鋼鐵般的意志。事實上，社會在實際物質上遠遠不足以支撐這場立足于精神的生命實踐。在這種貧困狀況下，他們的行為、形象往往與他們原先的宗旨相去甚遠，變得丑陋。鄧賢筆下云南建設兵團的知青們在強行回城途中遭到當地群眾圍追堵截的情形，足以使人聯想起法國先驅十字軍在匈牙利的遭遇。
林彪的叛逃、“四人幫”的垮臺對知青群體在精神上的震撼是巨大的，當年他們正是在這幾位“牧師”的鼓勵下踏上征途，猶如中世紀把數萬“兒童十字軍”哄上征途的僧侶、奸商和人販子。當“牧師”的猙獰暴露后，他們的精神支柱開始動搖，懷疑自己正在走的和已經走過的路，而毛澤東這位精神領袖的逝去無疑是對知青群體精神上的沉重一擊，大有“上帝死了，吾輩奈何”的惶惶之感。
也許又是歷史的巧合，就像西方十字軍突然發(fā)現了高于自己的阿拉伯文明而頓感自身的可憐渺小一樣。國門的初步打開，頓時感到西方當代文明的巨大沖擊力。在驚愕眩暈之后，疑問一個個接踵而來，這樣高度物質文明的社會怎會有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占總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我們的歷史使命就是要摧毀埋葬如此令人羨慕的文明社會？去解放生活優(yōu)越自己不知多少倍的人們？如果說知青群體是一支半途中疲憊不堪的遠征大軍的話，那么西方高度物質文明的真相使他們突然失去了前進目標，并開始意識到：“他們過去曾堅信不疑，要在自己手中完成的偉大使命，實際上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政治神話。”曾經輝煌的時代精神的崩潰，從支撐著知青生命實踐的精神深處爆發(fā)。他們普遍地感到被命運捉弄了。知青群體現在象迷途的羔羊開始正視自己在現實中的實際社會角色了。在回城前后，很快，他們發(fā)現自己是城市里多余的人，是待業(yè)人員或干脆點，是失業(yè)者，需要父母親人來養(yǎng)活自己，連自食其力的能力都沒有的人。這與他們一向自命為（過去社會也這樣以為的）全人類的解放者和偉大歷史使命承擔者角色具有天壤之別。兩種角色可怕地錯位和巨大有反差不僅使知青群體，也使全社會一下陷入尷尬！從“人類解放者”一下轉到“城市待業(yè)者”（部分人頂替父母工作才掙得一口飯吃，顯然不是革命意義上的接班）的巨變，又一次使知青群體暈頭轉向，他們憤怒地要求社會給予解釋，但出于種種原因，整個社會都在逃避解釋（事實上，還必須由他們自己來解釋）。至此知青群體普遍感到在精神上被愚弄了，這種感覺大概可同中世紀被奸商賣掉的“兒童十字軍”的感覺差不多。
上述幾大因素終于使這場驚天地、泣鬼神的知青上山下鄉(xiāng)運動，這場從本質上講是立足于精神的生命實踐運動開始崩潰！當代文學史上凸然崛起的“朦朧詩”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知青群體在崩潰前后的精神狀態(tài)，并忠實地記錄了知青們苦難的心理歷程，對以往的反省：“沿著鴿子的哨音／我尋找著你／高高的森林擋住了天空／小路上／一顆迷途的蒲公英／把我引向藍灰色的湖泊／在微微搖晃的倒影中／我找到了你／那深不可測的眼睛。”（北島《迷途》）。這首小詩可以說是知青群體從理想的追求到理想的失落過程的簡練概括�！白甙桑淙~吹進深谷／歌聲卻沒有歸宿……，走吧／眼睛望著同一塊天空／心敲擊著幕色的鼓／走吧／我們沒有失去記憶／我們去尋找生命的湖……。”（北島《走吧》）。這是喪失終極關懷后的沉重吧息�！澳愕巧狭耍凰冶貙⒊翛]的巨輪／它將在大海的呼吸中消失……�！保櫝恰斗街邸罚�。這是對過去追求的干脆否定！“傳說他渴得喝干了渭水黃河／其實他把自己斟滿了遞給太陽／其實他和太陽彼此早有醉意……�！保ń印蹲吩隆罚＿@是對當年狂熱的沉痛反省。“……，我仿佛同你一樣感到／大地突然從腳下逃離而去／我覺得我好象是你／一下掉進粘糊糊的深淵里……�！保垺兑粋�死去的白天》），支撐生命的信仰突然崩潰，這是精神失重時最貼切的感受。……“所有的雕像面目模糊，還原為石頭／所有的祈禱失去光澤，還原為土……，我凝視著我，慢慢醒了”（楊煉《敦煌組詩之六》）�！爸袊�，我的鑰匙丟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著紅色大街瘋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歡叫／后來／我的鑰匙丟了／心靈，苦難的心靈／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保盒”蟆吨袊�，我的鑰匙丟了》）。這就是與共和國同齡的一代人在經歷了精神與物質雙重煉獄后，在掙脫了信仰迷狂后重返現實時的心態(tài)。這里不妨涉及一下“朦朧詩”的問題�！半鼥V詩”的價值和意義決不僅限于詩歌藝術領域，它在歷史上的價值遠遠超過藝術的價值，從精神現象史來看，它忠實記錄了整整一代人漫長而痛苦的精神遠征的失��；宣告了一個曾經輝煌燦爛的精神時代的終結，在這一代人心靈創(chuàng)口流出的詠嘆聲中，一種高昂的時代精神悄然失落，成為一種記憶。朦朧詩的不朽和無法企及的根源在于：它是整整一代人以血和淚，以及精神的裂變孕育和塑就成的。是用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向苦難的命運交換來的。所以，它所濃縮的社會內容和精神內涵是空前絕后的，是一切沒有下過地獄的淺薄文人、御用文人無法理解的。只有下過地獄的人才能理解來自地獄的詠嘆。那些圍繞著御座捧場的騷人墨客何嘗能聽懂呢？
言歸正傳，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實踐走到它的盡頭，必然地朝相反方向，立足于物質世界的生命實踐回歸，知青群體過去生活在一座輝煌的精神宮殿中，它由信仰、使命感、精神上帝、終極關懷及由此派生的價值體系所建構起來的，現在這座巍峨的精神宮殿隨著上山下鄉(xiāng)運動海市蜃樓般地消逝而去，知青群體成了一片精神荒原上的一群棄兒，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往往在這個時候產生了難以抗拒的力量，他們開始急需現實的關懷了�！拔乙丶摇鼻∏∈侵貏�(chuàng)的靈魂被終極關懷拋棄后，需要現實關懷的吶喊。就這樣，知青群體開始了立足于物質世界的生命實踐的回歸，在精神上向過去告別。在今天和未來，知青群體都將以完全不同于過去的精神狀態(tài)，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創(chuàng)造著、影響著社會的今天和明天。
知青群體的沉浮和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給我們怎樣的歷史啟示呢？首先筆者不能完全同意《上山下鄉(xiāng)》的作者夫人蘇道銳教授的結論：“……。那些經歷過上山下鄉(xiāng)的知識青年現在通常認為，除了他們了解了一些中國農民的真正的生活狀況這樣一個事實之外，他們在農村度過的時間是一種浪費。了解中國農民的真實生活狀況固然是一種需要的學習，這可能就是知青上山下鄉(xiāng)運動最有價值和最具影響力的一個方面�！惫P者認為，這種看法僅在社會操作管理層面尚可如此認定，然而實際上，知青群體的實踐，對當代中國社會重大影響和意義是在精神領域。上山下鄉(xiāng)雖以奔赴邊疆農村的外在形式表現，卻在心理上實實在在的是一次以失敗告終的精神的艱苦遠征。這是上山下鄉(xiāng)的本質。任何在社會管理操作范圍的研究都很難把握這一本質，因而也很難判斷知青群體及上山下鄉(xiāng)運動對未來可能的影響及其歷史意義。
當然，這并不等于這場運動對未來的社會管理層和政治家們毫無意義。未來的政治家們應當記住，作為一種解決現實問題的權宜之計，精神可以在短期內戰(zhàn)勝物質的力量，但必須在時間上注意這種情況持續(xù)的短暫性和有限性，并提供起碼的物質基礎。反之。若把它作為萬能的、無限的手段，而忽視相應的物質支持的話，那就形同玩火，釀成無法收拾的災難，精神與物質的雙重危機。懷有堅定信仰和使命感的人們可以在物質上一無所有，因為有“上帝”在精神上關懷他們就足夠了。但拋棄了信仰和喪失使命感的人們卻絕對不能忍受在物質上的一無所有。任何一個在精神上物質上都處于“乞丐”狀況的群體，歷來都是現有社會秩序最具破壞威脅的群體。被社會所欺騙的群體，必將懷有對社會的報復之心，后期知青的騷亂和暴力犯罪的劇增是最有力的證明。
在歷史的深層，有很大一部內容是重復出現的，但卻以不同時間、地點、種族，以不同的外在形式表現出來，所以，人們不敢忽略，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句格言，對于文明的人類來說，似乎處在立足于精神世界和立足于物質世界的兩種生命實踐的來回擺動狀態(tài)中。在到達某一方向的極端后，勢必隨不可阻擋的慣性向相反方向回歸，直至極端，從而不停往返，這似乎可概括為人類社會的“鐘擺效應”。甩得越高，回歸慣性就越大。
延續(xù)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十字軍運動退潮后，西方漸從宗教狂熱中擺脫出來，向物質化、市俗化回歸，開始注重現實生活。外來的阿拉伯生活方式成為時尚，拜占庭貨幣制度開始輸入，從而確立了西歐貨幣經濟和商業(yè)信用制度，隨后銀行業(yè)的成立和大企業(yè)的興起，使原來的賦役制度、物物交換自然經濟開始解體。阿拉伯人的商業(yè)技術，如支票、提貨單、信用卡、股份公司、關稅等全盤輸入，封建經濟逐漸解體并直接誘發(fā)了資本主義經濟的新生命。從大歷史的角度看，十字軍運動的失敗，構成一個從中世紀宗教狂熱到資本主義萌生以至今日西方的物質繁榮不可或缺的中間環(huán)節(jié)。
那么，西方這段歷史變遷對我們今天的社會變遷是否具有某種啟示意義呢？繼知青大返城后的改革開放以來，整個社會關注的是物質財富的生產，敵視西方文明的態(tài)度轉變?yōu)槿轿坏丶橙‘敶鞣轿拿鞯母鞣N成就，包括科學、技術、生產管理，乃至“拜金主義”成為當今社會的主旋律，物欲橫流。這一切是否應驗了不可抗拒的“社會鐘擺效應”？知青的上山下鄉(xiāng)是否將歷史證明是我民族從過去的精神狂熱到未來物質文明高度發(fā)展之間必不可少的中間環(huán)節(jié)？而當今的社會是否正處在由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實踐向立足于物質世界的生命實踐的過渡？筆者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有一天，我們的社會達到了高度的物質文明，那一定是借助了精神狂熱結束后，向市俗化回歸時的巨大慣性，就像西方借助十字軍運動退潮后的慣性而到達今天的繁榮那樣。這點，當代人，包括知青群體，如同當年的十字軍騎士那樣未必能意識到。這也許就是“歷史的運動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涵義所在。對人類意愿而言，歷史上往往出現“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行”的現象。
當今我們社會的物質財富和物質生活比起過去，優(yōu)越得多了，但精神上的貧乏已是普遍的憂慮，同樣，西方也面臨這樣一個精神危機問題。的確，從十字軍運動和知青運動的失敗來看，反映了人類同一個深層性的問題；在精神與物質之間偏向任何一個極端都將是災難性，于是，便寄希望在精神與物質間尋找平衡的支撐點，確實，合理的人的生活應同時居住在精神和物質的“伊甸園”。但歷史證明這是一種幻想，它一開始，就錯了，它是從理想主義出發(fā)的。因此人們從來就沒找到過這一平衡點。事實上，居住在“精神伊甸園”的人，必定生活在物質的荒野上，居住在物質的“天堂”里的人必然流浪在精神的荒漠中。西方十字軍和東方的知青現象告訴我們：人不可能同時進入精神和物質的伊甸園。
如果現實的長期目標是國家富強（且不論重建過去的價值體系和精神宮殿，這對知青群體已不可能了），那么，從“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的意義上看，知青群體是當代社會中承擔這一重任最合格、素質最高的一群人。如果說“我們曾隨紅軍爬雪山、過草地參加過長征”是父輩們值得驕傲的經歷，那么，共和國旗幟下長大的一代人最值得珍視、最可寶貴的經歷便是“我曾經是一個知青”。一個群體，一個民族的磨難本身就是創(chuàng)造未來的最大啟動資源。一個偉大的民族、群體不是在苦難中滅亡，便是從苦難中崛起。日耳曼民族與大和民族便是例證。也許在輝煌到來時，人們仍覺得這代人所付出的代價太大，但對一個優(yōu)秀的民族來說，既然災難已不可避免地發(fā)生了，就應該最大限度地從中汲取孕育未來輝煌的養(yǎng)料。也許歷史將證明，知青群體以整整一代青春的代價，把一個醉迷的民族喚醒，跟上世界歷史的步伐，以精神遠征的悲壯失敗，換回了一個躍向高度物質文明所必要的歷史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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