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時間為脈絡，講述了毛澤東同志的讀書生涯，客觀解讀了毛澤東在不同人生階段閱讀的各類書籍，和對他以及中國革命實踐的影響。作者試圖還原作為普通讀者的毛澤東與書籍結(jié)下的不解之緣，追述1893——1976年間的文化發(fā)展及社會思潮，以及毛澤東由一位普通受眾，最終成為能夠影響社會發(fā)展的一代領(lǐng)袖的歷史細節(jié)。同時，書稿也真實而細致地展現(xiàn)了一代偉人的讀書生活畫卷和他崇高的精神追求。
作者簡介：
高海萍，山西壽陽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歷史學博士，現(xiàn)為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xiàn)代史。已在核心刊物發(fā)表論文數(shù)篇，主持省級歷史科研課題多項。張云燕，山西晉城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現(xiàn)為佳木斯大學人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毛澤東思想、現(xiàn)代化。已發(fā)表相關(guān)論文數(shù)篇，主持、參與省部級科研課題多項，出版有《偽滿洲國研究》。
目錄：
第一章少讀《四書五經(jīng)》
第二章《三國演義》是歷史嗎
第三章失了布匣的《盛世危言》
第二篇初識新學(1911—1920)
第一章乾隆皇帝的《通鑒輯覽》
第二章廣求世界之知識
第三章《新青年》的“粉絲”
第四章書為媒革命的啟蒙
第三篇曲折求新（1921—1936）
第一章翻開“無字天書”
第二章井岡山油燈下的水滸魂
第三章“馬背上的馬列主義”
第四篇融會中西（1937—1946）
第一章批注出的《矛盾論》 第一章少讀《四書五經(jīng)》第二章《三國演義》是歷史嗎第三章失了布匣的《盛世危言》第二篇初識新學(1911—1920)第一章乾隆皇帝的《通鑒輯覽》第二章廣求世界之知識第三章《新青年》的“粉絲”第四章書為媒革命的啟蒙第三篇曲折求新（1921—1936）第一章翻開“無字天書”第二章井岡山油燈下的水滸魂第三章“馬背上的馬列主義”第四篇融會中西（1937—1946）第一章批注出的《矛盾論》第二章兵無常勢第三章寄給彭德懷的列寧著作第四章我是圣人的學生第五篇人間正道（1947—1956）第一章單行本先行第二章探究蘇聯(lián)《政治經(jīng)濟學》第三章《紅樓夢》與社會主義文化建設(shè)第四章一個特殊的借閱者第六篇中流激水（1957—1966）第一章詩詞余事泰山北斗第二章巡游華夏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第三章神秘的《金瓶梅》第四章一言九鼎的紅寶書第七篇繪制“新世界”（1967—1976）第一章?lián)頃f卷第二章以書喻人第三章《毛澤東詩詞》海外版第四章唯一的奢華第五章最后一頁第八篇余韻不絕后毛澤東時代(1976以后)第一章《毛澤東選集》的問世第二章逝者如斯第三章海外毛澤東熱篇外篇：書與毛澤東參考書目第一篇六年孔夫子（1893—1910）第一章少讀《四書五經(jīng)》私塾中的“省先生”毛澤東的童年時代，2歲起到8歲，大多數(shù)時間寄居在湘鄉(xiāng)唐家坨的外婆家。外婆家務繁忙，就讓他的表哥文運昌、文南松帶他到八舅父文正瑩的私塾里玩耍。雖然年紀尚小，但幼時的毛澤東有時也能坐下來有模有樣地學著聽課、背書。在父親正式把他送進學校之前，毛澤東就這樣非正式地接受了“學前教育”，這與此后的私塾學習內(nèi)容是一致的。因此，雖然毛澤東8歲以后的學習間有中斷，但他幼齡時的啟蒙教育卻頗有淵源。在記憶力驚人成長的幼年階段，亦師亦長的影響總是比單純的拜師學習似乎更能讓學童得到益助與關(guān)愛。在那里，毛澤東似懂非懂地學習了《三字經(jīng)》、《百家姓》以及一些其他的童蒙詩書，如《千字文》、《六言雜字》、《神童詩》等。1902年春，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將已過8周歲的毛澤東從外婆家接回，送入離家不遠的南岸私塾。這是一棟祠堂式古建筑，原為韶山“鄒氏公祠”，后在此興辦鄒氏族校，對于當時的韶山?jīng)_來說，可以算得上最氣派的一所學堂了。毛澤東的啟蒙老師名叫鄒春培，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先生。鄒先生見過毛澤東之后，把他引到東墻下擺放神龕的地方說：“這是孔夫子的牌位，從今往后，你每天早上進學堂，都要對神龕叩拜”。毛澤東對神龕并不陌生，八舅父文正瑩開設(shè)的蒙館里也有這樣的神龕，大紅紙上都寫著“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師孔子之位”，表哥他們上學照例每天要向牌位磕頭禮拜。于是，毛澤東就按鄒先生所說，向神龕恭恭敬敬地行了禮。南岸私塾的教學照例從《三字經(jīng)》、《百家姓》教起，之后教授《論語》、《孟子》等儒家經(jīng)典。但毛澤東此前已陸續(xù)背誦過一些蒙學書，因此相較其他蒙童學習上較為輕松。在鄒春培的私塾里，填紅蒙字是學生的必修課，8歲的毛澤東已頗有功底，可以達到不用填紅的程度，放開手寫的毛筆字比別人寫仿填紅的還要好一些。由于少年毛澤東天資聰慧，功課又好，不需要鄒先生太費精力去教，班上的同學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省先生”。從8歲起到16歲這個成長階段，除中間曾停學兩年在家務農(nóng)之外，毛澤東先后在韶山?jīng)_一帶的南岸、關(guān)公橋、橋頭灣、鐘家灣、井灣里、烏龜井、東茅塘等多處私塾就讀。鄉(xiāng)間讀書需要不斷尋找真正有學問的老師，這在當時教育并不發(fā)達的鄉(xiāng)間村落里并非易事。1936年10月，經(jīng)不住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懇切要求，毛澤東敘述了他自幼年的人生經(jīng)歷。他說：我8歲那年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讀書，一直在那里讀到13歲。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勞動。白天我讀儒家的《論語》等四書。對這六年的私塾讀書生活，毛澤東后來曾這樣概括：“我過去讀過孔夫子的書，讀了四書、五經(jīng)，讀了六年”。這里毛澤東指的小學并不是后來仿效西方建立的小學校那樣，能讀新式的課本，有新式的內(nèi)容和教學方法，實際上是鄉(xiāng)間里流行已久的只傳授初級儒家學問的私塾。毛澤東接受傳統(tǒng)蒙學教育的這個階段處在中國教育制度發(fā)生根本變革的時代。作為中國人自隋唐以來就習慣接受的“學而優(yōu)則仕”的科舉模式，此時已經(jīng)難以為繼了。曾經(jīng)作為讀書人入仕途徑的科舉考試與中國學習西方先進文化、自新圖存的歷史要求逐步脫節(jié)。傳統(tǒng)的《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及“四書”、“五經(jīng)”等典籍作為使用的教材似乎也無法適應時代潮流的需要。后科舉時代的鄉(xiāng)村儒學1904年，清廷頒布《奏定學堂章程》。1906年開始，中國所有鄉(xiāng)試、會試、各省歲科考試等舊式科舉考試內(nèi)容一律停止。清廷主管教育的學務大臣負責組織頒發(fā)各種類型的新型教科書以適應新的教育改革需要，同時要求各省的總督、巡撫等地方官員盡快落實廢除科舉之后推廣新式學堂的政策。在府、州、縣等各級行政區(qū)域，甚至在鄉(xiāng)一級地方廣泛設(shè)立小學堂。新式學堂要求有新的教科書。1903年，文明書局就發(fā)行了一套“蒙學教科書”，包括修身、中國歷史、西洋歷史、東洋歷史、中國地理、外國地理、筆算、衛(wèi)生、生理、天文、地質(zhì)、格致、化學、動物、植物、礦物、體操等23種。基本符合近代分科和學制規(guī)范的模式，按照學期制度成書，內(nèi)容進度和難度在當時而言與舊式的蒙學書籍相比，有明顯的區(qū)別。在內(nèi)容上有較大拓展，尤其結(jié)合了西方科學新知識，令蒙童少兒也耳目一新。1904年，商務印書館推出了另一套“最新教科書”，介紹民主國家的政體、解釋自然科學的“觀察”、“實驗”方法和進化知識等，為兒童展示了真實豐富的外部世界圖景。這兩套教科書標志著中國近代教科書的誕生，開啟了中國的“教科書時代”。從銷售影響來看，據(jù)學者研究，最受各地新式學堂歡迎的是商務印書館推出的“最新教科書”，“從1904年一直發(fā)行到1911年底，發(fā)行量占全國課本份額的80%”。[1]而來自官方機構(gòu)的組織出版及鼓勵無疑起到了引領(lǐng)時代風氣、為新式學堂興辦推波助瀾的作用。1905年底，清廷成立“學部”。“學部”編譯圖書局在五年內(nèi)（1905-1910年）先后編纂出版了修身、國文、算學等教科書近百冊，向全國加以推廣。中國的教育制度由此開始發(fā)生著劃時代的巨變。但是在內(nèi)地偏遠的鄉(xiāng)村，這種風氣的變化無疑是緩慢的。毛澤東所在的韶山?jīng)_一帶，私塾仍是兒童們求學的唯一選擇。家人供子女讀書，無非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識字、記賬、振興家業(yè)，或在鄉(xiāng)間的日常糾紛中因為懂經(jīng)書而占據(jù)上風。人們并不奢望這些讀書的孩子能夠走出封閉的世界，可以開辟與時代相關(guān)的生活軌跡。雖然多數(shù)人都相信讀書可以光宗耀祖、出人頭地。在舅舅家接受的蒙前教育和之后的私塾教育，毛澤東讀的主要是儒家蒙學讀物。雖然這些書與中國教育大變革的時代潮流無法合拍，卻為毛澤東一生的國學根底打下了基礎(chǔ)。當毛澤初步具有了學問的辨別力和人生價值觀之后，傳統(tǒng)國學在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領(lǐng)袖身上煥發(fā)了別樣的光彩�！八臅�，是南宋理學家朱熹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單獨拿出來，與《論語》、《孟子》并列，合稱為“四書”，是儒家基礎(chǔ)的經(jīng)典讀物�！拔褰�(jīng)”，則指《周易》、《尚書》、《詩經(jīng)》、《禮記》、《春秋》五部古籍。從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起，“五經(jīng)”被規(guī)定為科舉用書，一直沿用到清末。舊時私塾先生教的這類儒家的基礎(chǔ)經(jīng)書，多數(shù)時間里只照本宣科而不講解，學生只能不斷強化記憶，求得頓悟。當然除了背誦正文，在較高年級之后，會以朱熹的注解為標準進行開講，強調(diào)朱注即答案。這種囫圇吞棗式的學習，多數(shù)情況下不能使學生真正領(lǐng)會理學大師的解釋。因此，背經(jīng)典、記朱注就成為令人生厭的事情。少年時候的毛澤東很不喜歡這些課程枯燥的教學形式和內(nèi)容。而且舊式的塾師教學中崇尚嚴管，甚至遠遠超出嚴格而變?yōu)榭量蹋熈P學生成為教學管理的主要手段。有一次，毛澤東從學校中逃出，為了避免回家后被家里發(fā)現(xiàn)逃學而受到父親責打，竟然跑出家門在外流浪了三天。雖然一個少年只是在村子周圍七八里的小范圍內(nèi)游蕩，但卻讓家里著實擔驚了一次，父親毛順生出于本能的愛護對兒子的態(tài)度略有改變，這種改變就是稍微降低了粗暴的等級。毛澤東在后來的回憶中曾多次談到：“我是不喜歡經(jīng)書的”。少年時期的好學生尚且如此厭惡讀經(jīng)學儒，可見舊式教育“傳道授業(yè)解惑”的本意漸漸式微，而它教條生硬的弊端已無從使人在教育中感受思想啟示的魅力。但毛澤東還是在這種枯燥的學習中有所心得，并默然轉(zhuǎn)化成一種宏大思想體系的基石。這個過程也自然地證明，無論哪個時代，何種教育，邁入門徑之后，無論智者與愚者，皆因此有所收獲。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演講時說：“我幼年沒有進過什么馬列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套，我識字便是從這里學來的�！逼鋵�，毛澤東在傳統(tǒng)教育中所收獲的不只識字這么簡單。從毛澤東的一生來看，“六年孔夫子”（因中間有務農(nóng)的兩年多，總共大約是八、九年的時間）對少年的毛澤東來說固然枯燥無趣，但終年的強化練習，鄉(xiāng)間尊儒的風尚引領(lǐng)，出于學習而生硬記憶的知識卻為毛澤東打下了文化基礎(chǔ)，并且在青少年階段逐步轉(zhuǎn)化為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好奇與探索，這使他在以后的歲月中用起一些傳統(tǒng)知識往往信手拈來，如數(shù)家珍。而儒家經(jīng)典里真正的智慧，經(jīng)過歲月交替、兵火煙塵的過濾與沉淀，將與來自西方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思想加以結(jié)合，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思想體系。這恐怕是少年毛澤東自己也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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