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紹

毛澤東在重大歷史關頭


作者:宮力,朱地,陳述     整理日期:2014-11-08 05:25:38

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是因為他總能在歷史發(fā)展的關鍵點上選擇正確的方向,做出正確的判斷。
  《毛澤東在重大歷史關頭》從中國革命和建設若干重大歷史關頭的視角出發(fā),實事求是地闡述毛澤東這位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站在時代的潮頭,審時度勢,在處理一系列重大、棘手的歷史事件中表現出來的深邃的戰(zhàn)略思考,善于把握歷史機遇的敏銳的判斷力,敢于作出轉折性決策的膽略和氣魄,以及靈活運用各種策略的嫻熟本領。
  當下的國際局勢風云變幻,世界還不太平,地區(qū)熱點問題、地緣政治問題以及國家之間領土、領海爭議等問題還很突出,而中國也正處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可謂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大歷史關頭”。此時重溫毛澤東在面臨重大歷史關頭的種種做法,無論是對于決策層,還是對于廣大黨員干部和普通讀者,都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作者簡介:
  宮力,博士,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zhàn)略研究主任、教授、國際政治學博士生導師。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學科評審組專家。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中華美國學會副會長。出版?zhèn)人專著有《峰谷間的震蕩:1979年以來的中美關系》等8部。發(fā)表論文有《試析臺灣海峽的軍事斗爭》等200余篇。主持完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鄧小平對美政策思想研究》、《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美政策思想的歷史發(fā)展》;國家軟科學項目:《軟實力與中國和平發(fā)展道路》;以及中央黨校與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合作項目《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再探討》(任中方主持人)。主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建設工程教育部重點教材:《當代中國外交》,任首席專家。1998年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頒發(fā)政府津貼及證書。
  朱地,博士,中央黨校原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毛澤東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百年潮雜志社原社長。主要從事中共黨史、毛澤東思想等領域的研究工作。出宮力,博士,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zhàn)略研究主任、教授、國際政治學博士生導師。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學科評審組專家。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中華美國學會副會長。出版?zhèn)人專著有《峰谷間的震蕩:1979年以來的中美關系》等8部。發(fā)表論文有《試析臺灣海峽的軍事斗爭》等200余篇。主持完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鄧小平對美政策思想研究》、《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美政策思想的歷史發(fā)展》;國家軟科學項目:《軟實力與中國和平發(fā)展道路》;以及中央黨校與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合作項目《中美關系正;M程再探討》(任中方主持人)。主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建設工程教育部重點教材:《當代中國外交》,任首席專家。1998年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頒發(fā)政府津貼及證書。
  朱地,博士,中央黨校原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毛澤東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百年潮雜志社原社長。主要從事中共黨史、毛澤東思想等領域的研究工作。出版著作有:《1957:大轉彎之謎》、《1957年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編年史》(合著)、《求索中國》(合著)、《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歷史大事記》(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任副主編)等;發(fā)表論文有:《論鄧小平“臺階式”發(fā)展思路的形成及成功實踐》、《對建國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學習運動的歷史考察》、《也論大躍進的緣起——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有關論述》等60余篇。
  陳述,博士,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黨校黨史部新時期教研室主任。中共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課題組首席專家之一。長期從事中共黨史、毛澤東思想、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工作。已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改革開放重大事件和決策述實》、《中國共產黨80年》等多部個人專著。在《中共黨史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黨的文獻》、《中共中央黨校學報》、《理論動態(tài)》等刊物發(fā)表學術理論文章幾十篇。
  目錄:
  引言
  第一章在“五四”大潮中初露鋒芒
  1.青年毛澤東胸懷大志,努力研究各種學說,以其出眾的才華贏得師生的贊譽,也奠定了他2.在五四運動時期發(fā)揮作用的基礎
  3.從一則奇特的“征友啟事”到成立新民學會
  4.創(chuàng)辦全國當時“最有分量,見解最深刻”的刊物之一,引起了……恐慌
  5.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
  第二章為創(chuàng)建中國共產黨義無返顧
  1.創(chuàng)辦《文化書社》和《俄羅斯研究會》,傳播馬克思主義,為建黨做理論準備
  2.發(fā)起成立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和長沙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并注意在工人中開展革命活動
  3.出席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回湘發(fā)展地方黨團組織
  第三章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王”
  1.中國農民運動的杰出組織者
  2.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戰(zhàn)爭的提出者和領導者
  第四章秋收起義和“上山”
  1.秘密潛回長沙,制定起義方案引言
  第一章在“五四”大潮中初露鋒芒
  1.青年毛澤東胸懷大志,努力研究各種學說,以其出眾的才華贏得師生的贊譽,也奠定了他2.在五四運動時期發(fā)揮作用的基礎
  3.從一則奇特的“征友啟事”到成立新民學會
  4.創(chuàng)辦全國當時“最有分量,見解最深刻”的刊物之一,引起了……恐慌
  5.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
  第二章為創(chuàng)建中國共產黨義無返顧
  1.創(chuàng)辦《文化書社》和《俄羅斯研究會》,傳播馬克思主義,為建黨做理論準備
  2.發(fā)起成立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和長沙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并注意在工人中開展革命活動
  3.出席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回湘發(fā)展地方黨團組織
  第三章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王”
  1.中國農民運動的杰出組織者
  2.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戰(zhàn)爭的提出者和領導者
  第四章秋收起義和“上山”
  1.秘密潛回長沙,制定起義方案
  2.奔赴指揮起義的第一線
  3.霹靂一聲暴動
  4.文家市轉兵
  5.落腳井岡山
  第五章解決在鄉(xiāng)村環(huán)境中建黨的難題
  1.毛澤東尖銳地指出: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習慣,依然濃厚地存在于紅軍第四軍一般長官士兵之中,如不趕快糾正,危險不可勝言
  2.從中國的特殊情況出發(fā),毛澤東制定了“著重從思想上建黨”的原則
  3.為了保證黨的思想政治建設取得成效,毛澤東還規(guī)定了“務使黨的組織確實能擔負黨的政治任務”的建黨方向
  第六章生死攸關的遵義會議
  1.長征前后,紅軍迭遭失利,幾乎瀕于絕境,經過反復深入細致的工作,毛澤東的主張得到王稼祥、張聞天等人的支持
  2.在通道政治局會議上,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毛澤東的意見第一次得到多數同志的尊重,并影響了中央決策
  3.黎平中央政治局會議,經過毛澤東擺事實、講道理、申明大義,否定了錯誤的戰(zhàn)略方針,徹底解決了進軍方向問題
  4.在遵義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等人批評了李德、博古推行的軍事路線,結束了黨內一個錯誤的時代
  5.扎西會議,經毛澤東提議完成了“博、洛交接”,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
  6.3月4日紅軍二占遵義,中央決定設置前敵司令部,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委。3月11日在貴州鴨溪、尚壩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指揮軍事
  7.會理會議出現了插曲,林彪寫信要求更換毛澤東對紅軍前敵指揮部的領導
  8.遵義會議在中國共產黨生死攸關的危急時刻,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第七章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1.震驚中外的“雙十二”槍聲
  2.最初的步驟
  3.確立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
  4.結束內戰(zhàn),開辟未來
  第八章發(fā)動整風和大生產運動
  1.整風是形勢轉換的客觀需要
  2.創(chuàng)造出解決黨內思想是非問題的新形式
  3.黨風建設被提到新高度
  4.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的首位
  5.以史為鑒,總結黨的經驗教訓
  6.巨大的成效,深遠的影響
  7.“餓死?解散?還是自己動手?”
  8.“我們不能餓著肚子去‘正誼明道’”
  9.“兩個環(huán)子”與兩手抓
  第九章對“民主新路”的探索
  1.黃炎培從延安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但他在振奮之余又有所擔心:中共諸君能夠擺脫“周期率”的支配嗎
  2.毛澤東滿懷信心地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夠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3.在全黨樹立和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念,是實現“民主新路”的前提條件
  4.“民主新路”的開拓,必須具備堅實的物質基礎
  5.“民主新路”的主要任務,是對執(zhí)政黨的毛病展開“內外夾攻”
  6.“民主新路”的一個基本條件:共產黨的進步必須包含在人民群眾的進步之中
  第十章在中共七大前后
  1.對“左”傾冒險主義的批駁
  2.對民粹主義的分析
  3.對農業(yè)社會主義的批判
  第十一章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轍
  1.舉世矚目的巨大勝利,會使中國共產黨人也“紛紛然,昏昏然”,沉淪進過分的陶醉中嗎?
  2.毛澤東對此不無擔心
  3.毛澤東及時向全黨提出了新的歷史任務,以新的責任壓力來防止黨內出現驕傲情緒
  4.勝利時驕傲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紀律松弛,而紀律松弛的隊伍是不會具有強大的戰(zhàn)斗力的。因此,毛澤東提出: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5.在勝利的歡呼聲中,毛澤東以身作則,為全黨作出了始終保持謙虛謹慎作風的表率
  6.勝利時容易產生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傾向。為克服和預防這種傾向,毛澤東提出,務必開好各界代表會議
  7.毛澤東認為,與黨外人士合作,對于整掉黨內的不良傾向,有極大好處
  第十二章制定新中國的對外政策原則
  1.“另起爐灶”
  2.“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
  3.“一邊倒”
  4.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原則
  第十三章首次出訪莫斯科
  1.毛澤東與斯大林歷史性的會面
  2.毛澤東滯留蘇聯引起猜測
  3.新的進展
  4.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5.斯大林破例
  第十四章提出建軍新方針
  1.提出新形勢下人民軍隊建設的指導方針
  2.現代化正規(guī)化建設的巨大成效
  第十五章調整工商業(yè)的決策
  1.武漢工商界流傳著這樣一副對聯:掛紅旗,五星不定;扭秧歌,進退兩難
  2.毛澤東在一份發(fā)言記錄稿上批示:對于正當的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yè),當它們困難時應給以扶助使之發(fā)展
  3.毛澤東贊揚陳毅說:稅收問題和失業(yè)問題能照正確原則解決,取得各方同意妥慎進行,甚好甚慰
  4.毛澤東宣布:對民族資產階級,我們要通過合理調整工商業(yè),調整稅收,改善同他們的關系,不要搞得太緊張了
  5.工商業(yè)調整之后,武漢市又流傳一幅新的對聯:“掛紅旗,五星已定;扭秧歌,穩(wěn)步向前”
  第十六章出兵抗美援朝
  1.“未雨綢繆”之舉:建立東北邊防軍
  2.權衡利弊,決定出兵
  3.緊張的戰(zhàn)前布置
  4.秘密過江,出奇制勝
  5.做好兩手準備,實行“談打結合”的方針
  6.談談打打,打打談談
  7.痛斥艾森豪威爾擴大戰(zhàn)爭的叫囂
  8.朝鮮停戰(zhàn)協定的簽訂
  第十七章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
  1.最初的醞釀
  2.認識在深化
  3.完整的表述
  第十八章引導中國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
  1.建國初期的探索
  2.加快步伐的決策
  3.調整計劃的“停、縮、發(fā)”方針
  4.關于速度問題的一場爭論
  5.掀起農業(yè)合作化的高潮
  第十九章和平贖買中國民族資產階級
  1.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實行和平贖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利用、限制、改造”方針的形成
  3.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改造進程
  4.全行業(yè)公私合營的最終完成
  5.總體評價
  第二十章炮擊金門
  1.毛澤東決定重新強調解放臺灣,并下令炮擊金門
  2.美國進行戰(zhàn)爭威脅,毛澤東表示:如果有人來犯,我們堅決回擊
  3.促成中美大使級會談
  4.美國入侵黎巴嫩,蔣介石實行緊急狀態(tài);毛澤東決定第二次炮擊金門
  5.美蔣聯合艦隊護航,毛澤東命令照打不誤,但只打蔣艦
  6.打打停停,利用美蔣矛盾
  7.對美斗爭的新策略
  第二十一章尋找一條適合中國實際的建設道路
  1.在中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前夕,毛澤東即響亮地提出,走自己的路,找到一條適合中國實際的建設路線
  2.毛澤東設想,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不發(fā)達的社會主義,第二階段是比較發(fā)達的社會主義
  3.為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毛澤東向全黨全民發(fā)出號召:向自然界開戰(zhàn)
  4.面對繁重的建設任務和復雜的社會矛盾,毛澤東要求:共產黨人要成為立志改革的人
  5.為了實現建成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的宏偉目標,毛澤東提出了向外國,包括向資本主義國家一切長處學習的口號
  6.毛澤東認為,沒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這種社會壓力,執(zhí)政黨的整風就不易收效
  第二十二章沖破阻力,貫徹“雙百”方針
  1.毛澤東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
  2.毛澤東的用意是:打破不能批評執(zhí)政黨的迷信,“造成自由批判的環(huán)境和習慣”
  3.毛澤東說:老干部真正擁護中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是少數,要認真說服
  4.毛澤東贊揚王蒙的小說,說他講正了一個問題
  5.毛澤東宣布:黨中央的意見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第二十三章1957年發(fā)動開門整風
  1.根據形勢的迅速發(fā)展,毛澤東改變了原定的整風部署,決定立即發(fā)起開門整風
  2.領導者與人民群眾的雙向交流,是4月27日整風指示所包含的最深刻的思想
  3.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向黨外民主人士發(fā)出號召:現在已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繼續(xù)下去
  4.毛澤東向共產黨人指出:沒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這種社會壓力,整風就不易收效
  第二十四章第二次莫斯科之行
  1.高度評價十月革命的歷史功績
  2.提出“以蘇聯為首”
  3.求同存異,發(fā)表《莫斯科宣言》
  4.毛澤東縱論國際風云
  5.圓滿的結果
  第二十五章為維護國家主權所進行的復雜斗爭
  1.在軍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適當的
  2.“你們可以說我是民族主義”
  3.“中國自己承擔后果,不拖蘇聯下水”
  4.中國共產黨永遠不會接受父子黨父子國的關系
  5.應該給赫魯曉夫發(fā)一個1噸重的大勛章
  第二十六章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構想
  1.中國近代的屈辱歷史向先進的中國人提出的歷史課題
  2.中國共產黨繼承幾代先進中國人的努力,提出“為著中國的工業(yè)化和農業(yè)近代化而斗爭”
  3.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提出了使中國穩(wěn)步地由農業(yè)國轉變?yōu)楣I(yè)國,并增加了建立強大國防的內容
  4.三大改造時期,毛澤東和黨中央提出了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但與后來的提法有所不同
  5.毛澤東首次完整地表述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思想;周恩來正式向全世界宣告實現四化是中國今后發(fā)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
  6.毛澤東委托鄧小平起草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周恩來再次向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發(fā)7.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號召
  第二十七章經濟受挫之后
  1.重大的挫折使毛澤東開始清醒。他認識到:我們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
  2.毛澤東說,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
  3.毛澤東建議:1961年要成為調查研究年,搞一個實事求是年
  4.毛澤東號召:中央、省、市、區(qū)黨委的負責同志作系統(tǒng)的親自出馬的調查,向群眾尋求真理
  第二十八章“文化大革命”的發(fā)動
  1.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中說:“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打倒右派”
  2.從全面發(fā)動到“天下大亂”
  3.“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空前的大災難
  第二十九章打開中美關系之門
  1.最初的信號
  2.接見斯諾縱論中美關系
  3.發(fā)動“乒乓外交”
  4.新的對美政策的確立
  5.周恩來與基辛格秘密會談
  6.發(fā)表中美《上海公報》
  第三十章1970年廬山風云
  1.毛澤東提出不設國家主席觸動了“文化大革命”暴發(fā)戶的神經
  2.林彪一反常態(tài),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放了一把火
  3.陳伯達、吳法憲、葉群等人在小組會上風頭甚健
  4.咄咄逼人的華北組第二號簡報
  5.毛澤東拿陳伯達開刀,發(fā)表《我的一點意見》
  6.在閉幕會議上,毛澤東說:廬山是炸不平的,地球還是照樣轉
  第三十一章不尋常的1971年南巡
  1.毛澤東削弱林彪勢力的三項辦法:“甩石頭”、“摻沙子”、“挖墻角”
  2.《“571工程”紀要》的刀光劍影
  3.毛澤東南巡向各地方負責人打招呼
  4.南巡途中的斗智斗勇
  5.林彪出逃,毛澤東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讓他去吧!”
  第三十二章“九一三”事件后對鄧小平的起用
  1.重大的轉機
  2.毛澤東突然決定參加陳毅追悼會
  3.鄧小平兩次寫信給毛澤東,請求為黨工作
  4.毛澤東批示:“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qū)別”
  5.中共中央決定恢復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6.毛澤東對政治局有關同志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
  第三十三章在四屆人大“組閣”問題上的決斷
  1.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2.提議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3.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4.“不要由你組閣(當后臺老板)”
  5.不要搞“四人幫”
  后記舉世矚目的巨大勝利,會使中國共產黨人也“紛紛然,昏昏然”,沉淪進過分的陶醉中嗎?毛澤東對此不無擔心勝利時驕傲,幾乎是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隊伍的通病,其中最具有典型意義的,就是李自成所領導的明末農民大起義。
  1944年3月10日,郭沫若為紀念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推翻明王朝300周年,寫成了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3月19日至22日在重慶《新華日報》連載發(fā)表。郭沫若在這篇文章中,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精辟地分析了這次農民大起義成敗的經驗教訓。文章認為,這次農民大起義之所以從巨大勝利的頂峰迅速跌落下來,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過分地陶醉于勝利之中,“在過短的時期之內獲得了過大的成功,這卻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劉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淪進了過分的陶醉里去了。進了北京以后,自成便進了皇宮。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籌備登基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將軍劉宗敏所忙的是拶降官,搜刮贓款,嚴刑殺人。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為天下就已經太平了的一樣。近在肘腋的關外大敵,他們似乎全不在意。山海關僅僅派了幾千兵去鎮(zhèn)守,而幾十萬的士兵卻屯集在京城里面享樂。”“就這樣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個月,到吳三桂已經降清,并誘引清兵入關之后,4月19日才由自成親自出征,倉惶而去,倉惶而敗,倉惶而返。而在這期間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樣的生活呢?‘大轎門棍,灑金扇上貼內閣字,玉帶藍袍圓頌,往來拜客,遍請同鄉(xiāng)’,太平宰相的風度儼然矣!倍峭缆竟Τ,“大凡一位開國的雄略之主,在統(tǒng)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這差不多是自漢以來每次改朝換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順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沒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農民利益的運動遲早也會變質,而他必然也會做到漢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說是斷無例外。然而對于李巖們的誅戮卻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巖真有背叛舉動,或擬投南明,或擬投清廷,那殺之也無可惜,但就是讒害他的牛金星也不過說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實在是殺得沒有道理!崩钭猿刹粌H沒有采納李巖提出的一系列正確意見,反而相信了牛金星的讒言殺了李巖,由此而導致了起義領導集團的“解體”。
  《甲申三百年祭》發(fā)表不久即傳到延安,立即引起中國共產黨人的重視。在抗日民族戰(zhàn)爭勝利之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式農民戰(zhàn)爭,會不會重蹈舊式農民戰(zhàn)爭的覆轍,這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等人的深深思索。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指出:“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薄叭h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蓖11月21日,毛澤東在給郭沫若的信中說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從那時起,如何防止出現勝利時驕傲的毛病,就成為毛澤東思慮得最多的一關鍵問題?谷諔(zhàn)爭勝利后,經過短短的三年解放戰(zhàn)爭,中國共產黨人就從根本上摧毀了國民黨的反動統(tǒng)治,其摧枯拉朽之勢,與明末李自成的攻陷北京,不無相似之處。這一舉世矚目的巨大勝利,會使共產黨人也“紛紛然,昏昏然”,沉淪進過分的陶醉中嗎?毛澤東對此不無擔心。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敲響了警鐘,他指出:“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赡苡羞@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睘榱朔乐怪袊伯a黨重蹈舊式農民戰(zhàn)爭的覆轍,避免出現勝利時驕傲的錯誤,黨中央和毛澤東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毛澤東及時向全黨提出了新的歷史任務,以新的責任壓力來防止黨內出現驕傲情緒舊式農民戰(zhàn)爭不能從根本上避免勝利時驕傲的錯誤,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農民階級的經濟地位極大地限制了農民起義領導集團的政治視野,他們的政治目標是有限的。即使最有眼光的農民起義領袖,充其量也只是把推翻一個封建王朝當作自己的最終目標,而一旦這一目標實現之后,或者在實現這一目標進程中獲得重大勝利之后,他們就會以為大功告成了。于是,起義初興時期艱苦奮戰(zhàn)、聯系群眾等優(yōu)良作風就會松懈下來。例如李自成農民軍進入北京后,全國的形勢并不樂觀:在南方,明朝殘余勢力正準備重新組成政權,與農民政權相對抗;在東北,清政權則正準備以傾國之兵入主中原。斗爭遠遠沒有結束,但由于主要目標實現了,主要對手消失了,農民軍的領袖們就以為大功已經告成,于是,兒戲般地派了降將唐通率幾千士兵去鎮(zhèn)守山海關,天真地以為明朝殘余勢力“傳檄可定”,而主要兵力則聚集于北京城中。農民領袖們對下一步的斗爭目標,是完全茫然的。及至吳三桂降清,敗局已無可挽回了。
  毛澤東以史為鑒,在共產黨領導的新式農民戰(zhàn)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之際,為了避免共產黨人產生居功自傲的情緒,他及時地向全黨提出了新的歷史任務。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即指出,黨的工作重心已經開始由鄉(xiāng)村轉移到了城市,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我們的同志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習生產的技術和管理生產的方法,必須去學習同生產有密切聯系的商業(yè)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薄叭绻覀冊谏a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yè)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fā)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痹趹c祝建黨28周年的紀念文章中,毛澤東再次指出,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基本勝利,是值得慶祝的,“但是我們的事情還很多,比如走路,過去的工作只不過是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殘余的敵人尚待我們掃滅。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薄拔覀儽仨毧朔щy,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
  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作重要報告。
  在建國前夕,毛澤東一再向全黨指明新的歷史任務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就是為了使全體共產黨人不要過分地陶醉于勝利之中,而要以清醒的頭腦為即將承擔的建設任務做好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在毛澤東看來,奪取全國勝利,與建設新中國的任務相比,不過是萬里長征第一步,是一場正劇的序幕,真正的高潮還在后面。因此,如果第一步的完成、序幕的結束也值得驕傲的話,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毛澤東提出的各項建設任務,給全體共產黨人造成了一種歷史責任壓力,實際上起到了“想驕傲也沒有驕傲的時間”的客觀效果?梢哉f,及時地提出新的歷史任務,是防止驕傲情緒,從而使共產黨人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的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措施。勝利時驕傲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紀律松弛,而紀律松弛的隊伍是不會具有強大的戰(zhàn)斗力的。因此,毛澤東提出: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在進入北京之前,紀律是非常嚴明的,“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寢興悉用單布幕綿!娭梗葱rT射。夜四鼓蓐食以聽令!鄙踔烈(guī)定“馬騰入田苗者斬”。而作為農民軍領袖的李自成,自己更能身體力行,成為全軍的表率。郭沫若說道:“在這樣的人物和作風之下,勢力自然會日見增加,而實現到天下無敵的地步!钡,在農民軍攻滅明王朝,進入北京之后,由于大部分官兵都沉湎于勝利的陶醉之中,紀律立即松懈下來,為將者“殺人無虛日”,為兵者“搶掠民財”,“軍紀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軍止,即校騎射”為聚在城中享樂所取代。在這種情況下,部隊的戰(zhàn)斗力自然要大大削弱。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起始李自成軍隊以摧枯拉朽之勢攻陷北京,最后李自成親征清軍,卻弄得“倉惶而去,倉惶而敗,倉惶而返”,這其中的教訓,確是發(fā)人深省的。
  中國共產黨人記取了這一教訓。當人民解放軍由戰(zhàn)略防御轉入戰(zhàn)略反攻之后,毛澤東修改了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于1947年10月10日,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訓令的形式向全軍全國頒布,同時還發(fā)表了毛澤東為人民解放軍總部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宣言號召全軍在人民解放戰(zhàn)爭中,“必須提高紀律性,堅決執(zhí)行命令,執(zhí)行政策,執(zhí)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全軍一致,不允許任何破壞紀律的現象存在。”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嚴格貫徹執(zhí)行中央的指示,如劉鄧大軍在開創(chuàng)大別山根據地時,模范地執(zhí)行黨的紀律,贏得群眾的衷心擁護。當時鄧小平曾說:“嚴守紀律,關心群眾,這是關系到我們能否在大別山立足生根的大事,破壞紀律,脫離群眾,是自掘墳墓。”1948年11月,毛澤東在給林彪、羅榮桓等人的信中預計,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我們就可以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面對迅速發(fā)展的形勢,毛澤東提出:“我黨我軍仍須穩(wěn)步前進,不驕不躁,以求全勝。我們的口號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痹诙山瓚(zhàn)役前夕,毛澤東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向全國人民宣布約法八章,并再次申明:“人民解放軍紀律嚴明,公買公賣,不許妄取民間一針一線!碑斎嗣窠夥跑娧杆傧蚪蠌V大地區(qū)推進時,中共中央又發(fā)出《關于入城部隊遵守城市紀律的指示》,要求“進入江南各省諸城市時,一切入城部隊和接管城市的人員,須仿照我軍進入平、津的榜樣,切實遵守人民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約法八章與入城守則”,并具體規(guī)定了12項入城紀律。實踐證明,這種嚴格的組織紀律性,不僅使人民軍隊始終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和強大的戰(zhàn)斗力,而且還在廣大的人民群眾中產生了深遠的政治影響,使他們切身地體會到共產黨的偉大。在勝利的歡呼聲中,毛澤東以身作則,為全黨作出了始終保持謙虛謹慎作風的表率歷來包圍勝利者的,總是一片贊美和歡呼聲,對于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更是如此!耙驗閯倮,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客觀地說,這當然是一件好事,因為它說明中國共產黨的事業(yè)贏得了最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即使是資產階級,他們也不能不承認共產黨的偉大。但是,勝利的歡呼聲對勝利者又往往是一種極其嚴格的考驗,如果勝利者不能正確地對待已取得的成就,過分地迷戀這種歡呼聲,最終就會被這種歡呼聲淹沒,就會居功自傲、故步自封,就會很快地從勝利的峰頂跌落下來。
  毛澤東比較早地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并以身作則,為全黨做出了始終保持謙虛謹慎作風的表率。1948年8月13日,時任華北大學校長的吳玉章給周恩來發(fā)了一封電報,在電報中,吳玉章表示想在華北大學成立典禮上提出“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并說“這樣說是否妥當,請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賜以指示”。毛澤東見到吳玉章的電報后,聯想到當時有的同志在報刊上把自己的名字與“馬恩列斯”并列的情況,十分不安,即于8月15日給吳玉章回信說道:“現在沒有什么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也在內)根據馬恩列斯理論所寫的某些小冊子及黨中央各項規(guī)定路線和政策的文件在內。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并列,說成什么‘馬恩列斯毛’,也是錯誤的。你的說法和這后一種說法都是不合實際的,是無益有害的,必須堅決反對這樣說!边@段話,充分體現了毛澤東虛懷若谷的風格。毛澤東為中國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在全黨和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人們贊頌和推崇他,也是很自然的事。吳玉章的意見,實際上是黨內對毛澤東的贊頌和推崇的反映。但是,面對聲譽,毛澤東始終保持著冷靜的頭腦,他從來不同意對他過分的贊頌。他認為,中國革命的成功,是全體共產黨人共同努力的結果,毛澤東思想也不是屬于他一個人的,而是“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也在內)”的集體創(chuàng)造。
  如果認為,毛澤東制止對他本人歌功頌德的現象,僅僅是出于一種“偉大的謙虛”,那就大大低估了毛澤東行為的意義。在毛澤東看來,對待歌功頌德現象的態(tài)度問題——究竟是采取措施制止,還是默許或欣然接受——實質上是世界觀或歷史觀的反映,它直接影響到領袖與政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向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指出:“力戒驕傲。這對領導者是一個原則問題,也是保持團結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沒有犯過大錯誤,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績的人,也不要驕傲。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yè)的名字,保持艱苦奮斗作風,制止歌功頌德現象!泵珴蓶|提出的這些禁令,此后就成為制度在黨內確定下來,它們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保持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還有一件事是很能說明問題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后,黨中央遷往北平,在途中,毛澤東聞知保定要舉行慶祝大會,即讓周恩來電告華北局:“聞此地將舉行慶賀大會,主席認為不妥,連北平也不要開慶祝大會,因以我黨中央遷移名義,號召人民慶賀并不適當,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慶賀行動。”而在一個月之前,華北局還接到中央一個電報,電報指示,在林伯渠將已到東北的一批黨外民主人士迎來北平,同已在這里的民主人士匯集后,要專門召開一次歡迎大會。薄一波在回顧這一過程時說道:“一個是要開歡迎會,一個是不要歡迎會,兩相比較,適成對照?雌饋硎莾杉唧w事,卻有深意。它不僅體現了我黨嚴于律己和謙虛謹慎的態(tài)度,更重要的是體現了我黨對各民主黨派和一切愛國進步人士真誠團結合作的政策!毙枰赋龅氖牵瑒倮臍g呼聲極易使黨內滋長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在這種時候,這一對比就有了極其深刻的教育意義:黨中央和毛澤東不以巨大的成功為驕傲的資本,而仍然以謙虛、誠懇的態(tài)度團結一切有益于人民事業(yè)的人士,那么,以下的干部和黨員,就更沒有居功自傲的理由了。勝利時容易產生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傾向。為克服和預防這種傾向,毛澤東提出,務必開好各界代表會議  毛澤東在總結秦末農民起義失敗的教訓時曾指出,陳勝有“二誤”,一誤是功成忘本,脫離了本階級的群眾;二誤是任用壞人,偏聽偏信,脫離了共過患難的干部。當中國共產黨即將成為全國的執(zhí)政黨時,會不會也出現脫離群眾的錯誤呢?黨中央和毛澤東對此是有所警覺的。
  在陜甘寧邊區(qū)時期,中國共產黨主要是以參議會作為同人民群眾保持聯系的組織形式,但在國民黨反動派挑起內戰(zhàn)以后,這種組織形式就顯得過時了。由于在迅速發(fā)展的形勢下,一時還沒有確定新的組織形式與人民群眾保持密切的聯系,在一些新解放的城市中就出現了脫離群眾的現象。1948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在《關于新解放城市中組織各界代表會的指示》中指出:“據石家莊、洛陽、濟南等城市解放后的經驗,我在這些城市的工作中的中心弱點,是與廣大群眾聯系不夠,雖然我已掌握了政權,但還沒有找到與廣大群眾聯系的最適當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我派往這些城市的工作干部愈多,就使城市工作機關堆積的干部愈多,也就愈加阻塞我在城市的領導機關與廣大群眾的聯系和接觸,各領導機關每日所接觸的所傳達的都是在外面派來的這些干部中打圈子,他們所反映的情況,又常常主觀得很,與人民生活中的實際和群眾中的真正輿論相距甚遠!憋@然,沒有一個與人民群眾保持聯系的適當的組織形式,就必然會助長黨內的官僚主義作風,而且,這種官僚主義在我們黨剛接管政權時,就已經暴露出來。為了迅速糾正和防止再出現這種現象,中央在指示中規(guī)定:“在城市解放后實行軍管制的初期,應以各界代表會為黨和政權的領導機關聯系群眾的最好組織形式!敝醒胝J為,在剛解放的城市,黨不可能馬上與廣大群眾建立聯系,因此,正式的人民代表會議一時不易召開,一些人民團體,也不能一下組織好。“而各界代表會,則可根據我們在該城市原有的或可能動員的力量,由軍事管制委員會及臨時市政府出面首先邀請若干人為各界代表,組成各界代表會,成為軍管會和臨時市人民政府在軍管初期傳達政策,聯系群眾的協議機關!备鹘绱頃侨嗣翊頃h的前身或雛形,是一種半政權性質的組織形式,中央希望各地善為運用這一指示,創(chuàng)造出新的經驗來。這一指示發(fā)出之后,黨內一些干部沒有真正領會中央指示的精神,對這項工作也就采取了拖延的態(tài)度。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中央于1949年7月31日又發(fā)出《關于迅速召開各界代表會議和人民代表會議給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中央指出,“自中央發(fā)出關于召集各界代表會議的指示以后,為時已久,除太原、石家莊、西安等少數城市以外,各地均尚未召集此項會議,這是不好的!痹诶辖夥艆^(qū),召集人民代表大會及代表會議的工作也應從速辦理,不要推延!包h內干部中有一種不愿召開此類會議聽受批評及建議的傾向,必須克服!敝醒朊鞔_規(guī)定,“凡三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在解放兩個月至遲三個月后,即應召開各界代表會議,以為黨與政府密切地聯系人民群眾重要方法之一!敝醒氩⒁,各解放區(qū)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及代表會議,必須與各界代表會議及人民代表大會配合舉行。8月26日,中央又向華東局及各中央局、各野戰(zhàn)軍前委發(fā)出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三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及各縣一律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指示》,中央在指示中提出:“現在請你們嚴催所屬三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務于九月份一律開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并一律將開會情形在報紙上公開發(fā)表,在廣播臺上公開廣播。不許可有不開的,不許可不公開發(fā)表和不做口語廣播。借此以使所屬三萬人口以上城市的黨的組織和各界人民代表親密結合,經過他們去團結各界人民,克服困難,恢復和發(fā)展生產,并克服黨的領導機關中的許多人只相信少數人的黨內干部會議不相信人民代表會議的官僚主義作風!9月2日,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關于轉發(fā)察哈爾省各界代表會議的報告的指示》中再次指出:“經驗證明,凡未注意召開各界代表會,仍然束縛于黨內狹小圈子,就走了彎路!
  從執(zhí)政黨建設的角度來看,中共中央上述一系列指示包含著這樣一個基本精神:在取得執(zhí)政地位以后,中國共產黨必須跳出狹小的圈子,探尋與人民群眾取得密切聯系的最佳途徑,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防止黨內出現和滋長官僚主義作風。毛澤東認為,與黨外人士合作,對于整掉黨內的不良傾向,有極大好處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fā)布了紀念五一勞動節(jié)口號,其中五項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5月1日,毛澤東致函民革負責人李濟深和民盟負責人沈鈞儒,指出:“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并擬定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業(yè)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但要實現這一步驟,必先召開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建議由中共、民革、民盟發(fā)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將中央城工部改組為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任命李維漢為部長,主管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和籌備召開新政協的具體工作。
  在人民解放戰(zhàn)爭即將獲得全面勝利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加強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其意義是十分深遠的。與民主黨派發(fā)展合作關系,不僅是當時政治斗爭的需要,也是建國后組建新政權、進行經濟建設的需要。但還應該指出的是,黨中央和毛澤東重視與民主黨派的合作,還基于這樣一種考慮:民主黨派的存在,使中國共產黨可以經常聽到在黨內不容易聽到的意見,獲得有效的黨外監(jiān)督,而這正是執(zhí)政黨建設必不可少的外部條件。早在1944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給郭沫若的信中就說道:“我雖然兢兢業(yè)業(yè),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么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么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薄爱斒抡呙裕杂^者清”,毛澤東是深知這一古訓所包含的哲理的。中國共產黨本身存在的毛病,有時自己難以覺察,這就需要“旁觀者”指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948年9月會議上,毛澤東在任弼時發(fā)言談到民主問題時,插話說:“與黨外人士合作,對予整掉黨內的官僚主義、不民主、貪污現象等,有極大好處!钡l(fā)揮民主黨派對執(zhí)政黨的監(jiān)督作用,就不能讓它們徒具形式,而應該真心實意幫助它們發(fā)展,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它們的主動性。毛澤東是十分重視民主黨派的主動性問題的。1949年8月24日,中國民主建國會在北平的發(fā)言人發(fā)表了題為《加強內部團結和警惕,答告美帝好夢做不成》的聲明,痛斥美國國務院的白皮書。毛澤東見到這份文件,極為高興,當日即給民建負責人黃炎培去信說:“民建的這一類文件(生動的積極的有原則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當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動性,而這種主動性是一個政黨必不可少的!痹诮拥近S炎培24日的信后,毛澤東于26日又復信說,民建建立了主動性,“極有利于今后的合作”。顯然,毛澤東真心希望,各民主黨派能夠發(fā)展成既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又有著自己的主動性的政黨。實際上,毛澤東此時的考慮已經包含了“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的設想。有這樣的一些民主黨派與共產黨共存,就可以使共產黨人獲得有效的黨外監(jiān)督。
  總之,建國前夕毛澤東提出和實施的一系列措施,使中國共產黨人從根本上避免了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并為建國后執(zhí)政的共產黨永遠保持廉潔作風與勃勃生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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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重大歷史關頭的作者是宮力,朱地,陳述,全書語言優(yōu)美,行文流暢,內容豐富生動引人入勝。為表示對作者的支持,建議在閱讀電子書的同時,購買紙質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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