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現(xiàn)代中國著名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本書從“自述”、“我的自學小史”、“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zhuǎn)再變”、“回憶鄉(xiāng)村建設(shè)”、“梁漱溟先生述山東鄉(xiāng)村建設(shè)研究院之工作”五個方面介紹自己的成長過程、人生經(jīng)歷和思想形成，通過他的人生實踐，使讀者具體感受其做人的品格、一生的追求和境界。他一生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把孔子、孟子、王陽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學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糅合在一起。他把整個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斷得到滿足的過程，提出以“意欲”為根本，又賦予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生生”概念以本體論和近代生物進化論的意義，認為“宇宙實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
作者簡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煥鼎，字壽銘，廣西桂林人，1893年生于北京。1911年畢業(yè)于北京順天高等學堂。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著名學者、國學大師，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現(xiàn)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后一位儒家”之稱。
梁漱溟早年參加中國革命同盟會京津支部，主辦天津《民國報》任編輯及外勤記者。1917年，任司法部秘書，同年以《究元決疑論》一文為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所賞識，被邀往北京大學任教，至1924年止。1921年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一舉成名。1924年辭北大教職，至山東辦曹州中學高中部及重華書院。1925年因時局變化返北京，從事私人講學。1927年，任廣州政治分會建設(shè)委員會主席。翌年，于廣東開辦鄉(xiāng)治講習所，宣講鄉(xiāng)治。1929年，至北京、江蘇、河北、山西等地考察鄉(xiāng)村工作，旋參與梁仲華、彭禹庭等人所籌辦之河南村治學院，任教務(wù)主任，并接辦《村治月刊》。梁漱溟受泰州學派的影響，畢生致力于東西文化問題之探討與鄉(xiāng)村建設(shè)工作，并取得可以借鑒的經(jīng)驗。著有《鄉(xiāng)村建設(shè)理論》《人心與人生》《社會主義粹言》《印度哲學概論》《唯識述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究元決疑論》《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中國之地方自治問題》《自述》《梁漱溟教育論文集》《東方學術(shù)概觀》《勉仁齋讀書錄》等。
目錄：
自述
我的自學小史
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zhuǎn)再變
回憶鄉(xiāng)村建設(shè)
梁漱溟先生述山東鄉(xiāng)村建設(shè)研究院之工作美國五星上將馬歇爾在梁漱溟身上看見了甘地。
著名學者林毓生認為，梁漱溟與魯迅是20世紀中國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領(lǐng)導的鄉(xiāng)村建設(shè)運動，是構(gòu)思宏大的社會改造試驗，嘗試將西方現(xiàn)代化的優(yōu)點與中國文化的優(yōu)點融合起來，為此進行了積極而可貴的探索。自述（部分）
二十三年一月為山東鄉(xiāng)村建設(shè)研究院講習會講演
日昨曾說明本院開辦講習會之意義，并非欲在此短時期內(nèi)傳授諸君以知識技能，趕著應(yīng)用，一如普通之速成班；本院的意旨是因為吾們皆身在問題中，又生于問題最嚴重之中國，吾們聚合一處，商討吾們的問題，找出路子，解決煩悶。
今日所講之內(nèi)容將先說明我自己，在說明我自己時最可使諸君明白上面“解決煩悶”之意。今日所講與日昨所講實相連貫，諸君如已經(jīng)看過我所發(fā)表的文字，其中有兩篇皆是說明我自己的。其一即《如何成功今天的我》，見《卅后文錄》（商務(wù)印書館發(fā)行）。此文系民國十七年在廣州中山大學的講稿，在此文中我曾說明，外間對于個人，往往有許多不同之猜測，以為我為一學問家、哲學家、國學家或其他專家，仿佛看我為學問中人；其實我并無學問。我省思再四我自己認識我，我實在不是學問中人，我可算是“問題中人”。如果有人問我，我現(xiàn)在何以有一點關(guān)于哲學、佛學、經(jīng)濟學、政治學等各方面的知識？何以在社會中的有此地位？我的答復，乃是由于問題逼出來的。我當初并無意于求某一方面的學問，或者是哲學，或者是佛學，乃至于政治學、經(jīng)濟學等等，而結(jié)果則都知道一點，其所以致此者，問題逼之使然也。當初我亦無意于社會中如何做哪種事業(yè)，成就一種地位，而結(jié)果能做點事業(yè)，有點地位；其故無他，亦問題逼之使然也（看下文自明）。
最近我有《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一書的出版，此書系匯集我在《村治月刊》各期內(nèi)所發(fā)表之論文而成。其中第一篇《主編本刊之自白》一文也是表白我自己，說明我自己所以成為今日的我，所以主編《村治月刊》的原因，無一非問題逼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諸君如已看過這兩篇文字，皆可以了解我；但我在今日講辭中仍愿為諸君說明我自己。
因為本院招收講習會會員時，曾囑諸君先寫一篇《自述》，俾本院同人對于諸君有一了解；以故我亦應(yīng)為諸君敘述我自已，使諸君對于我亦得以了解。我之所謂今日所講與日昨所講彼此有關(guān)系者，意即在斯。以下且先說明我自己。
我之籍貫系廣西桂林，我之祖父生于桂林，先父與我則皆生于北京，先母為云南籍。我生于清光緒十九年，今年為四十一歲。我生后身體極弱，較之于尋常兒童皆有不及。六歲時，頭目時刻暈眩，有時頓感地動天搖，自己無力支持。醫(yī)生曾語先父，此子恐難永年，殊可憂也。
八歲時，入北京中西小學堂，此處系北京最先設(shè)立之小學堂。入中西小學堂后，即讀西文ABC……與教科書等；所可惜者，西文程度迄未見好耳。此中最可注意者，即我從小時候即讀教科書，未嘗致力于中國學問，讀《四書》、《五經(jīng)》等等。大約凡與我年相若之友朋，類皆讀過《四書》，而我則始終未之讀也。我之所以從小時候即入學堂讀教科書，實因先父之思想趨向“維新”，不欲我諷誦古籍也。
小學未屆畢業(yè)，即入順天中學（北京原為順天府），十九歲時中學畢業(yè)。我之受正式教育的時日，即止于此。此后即未能再受正軌的教育，入較高的學校求學。因此之故，諸君或可明白我不夠講學問，亦無學問可講。良以講學問必須具有相當?shù)臈l件與工具。講中國學問，非知道文字學（即小學）、經(jīng)學等不可；講西洋學問，西文不具備相當之根基，亦實不可能。茲二者我皆未嘗下過功夫，我又何能講中國學問或西洋學問？我當初所受的教育，如此淺薄，講學問的工具，如此不夠用，而一般人視我為學問家，目我為學問中人，寧不可怪？然我對于種種學問又似乎都知道者，實即上文所說，問題逼之使然也。我所知者，實是于不知不覺中摸索得來，當初自己并未能料到，乃是誤打誤撞而來，自已實未嘗想到學問究屬何事也。
某年，應(yīng)清華大學之請，作短期講課。當時梁任公先生介紹我說“梁先生（指我）家學淵源”，我即刻聲明，我實在缺乏學問，更談不到家學淵源。但從別一方面言之，我之一切，受先父所影響者，卻又很大。所謂淵源，無寧謂之為性情脾氣淵源之為愈也。因此之故，在未說明我自己之前，又不得不先說明先父之為人。
先父為人，天資并不算高，只是太認真，太真實。此點由其思想上可以看出，先父有他個己的思想。本來，為人子者，似不該用批評的口吻，縱論其父若祖；但欲諸君了解我，與了解先君之為人能清楚計，又不得不爾。征實言之，先父之思想，原是淺薄，但他有思想。所謂有思想，即是肯認真，以為這樣是對，那樣則是不對。他有主見（即是思想），所以有主見，因為他肯認真。徒以天資不高，雖有主見，而所見者甚單簡耳。
最可怪者，先父之思想，實與西洋思想相近。他實在是一個功利主義者，他時時持有一個標準，而依此標準評論一切。他所持有之標準，即是“有用處”三字。他批評世間一切事，有用處即是好，無用處乃是不好，此點仿佛與詹姆士（James）、杜威（JohnDewey）等之思想相近——所謂實用主義。他自己雖也曾讀書中舉，但他最看不起讀書人，最看不起做文章的人；因為讀書人不中用，因為文章亦不中用。依之，讀書人要不得，文章亦不必要。他最不慣看人做詩詞寫文章，他時常嘆息痛恨中國國事為文人所誤。一個人如果讀書中舉，便快成無用之人，如再中進士，點翰林，則更將變成廢物而無用。
先父思想之所以如此者，不外下列數(shù)種原因：其一，由于他的天資不高，所見未免著重事物，稍涉虛渺處即不能知之，于是所見者皆甚單簡。其二，由于當時之社會國家情勢，予先父以莫大之刺激與影響。彼時正在曾、胡用兵之后，開出崇尚“事功”的風氣，與在乾隆、嘉慶時中國的風氣，正是講漢學者不同。訖于光緒中葉，國際侵略日加；甲午一戰(zhàn)，關(guān)系尤大。在在使先父感傷國勢之危殆，問題之嚴重，不能自已。同時先父又看到西洋各國之強盛，事事有辦法、有功效、有用處，而反觀中國，則一無辦法，事不見功效，人又無用處。先父之傾向于維新者，實即其人感情真摯，關(guān)切國事，及其一種實用主義哲學，主張務(wù)實不務(wù)虛之故。唯其如此，故不令我讀經(jīng)書而使我入學堂也。
以下須轉(zhuǎn)歸說明我自己。我自己的性情與脾氣，頗多相似于先父之處。先父天資不高，我自己亦甚笨。我越幼小時越笨，此點諸君或不肯置信，而實則我自己反省時確確如此也。在我說明我自己時，仿佛我站在旁邊看我的為人，全是客觀的態(tài)度。用好字樣講自己的好處時并非夸大，用不好的字樣亦不是謙虛，此點最盼諸君能加留心。
我為人的真摯，有似于先父。在事情上認真，對待人也真誠。即先父之視我，亦自謂我與他相似。當我十七歲時，先父曾字我曰“肖吾”，于此可見。在今日我自己反省時，我感覺到我的所以如此者，無一不是由于我的性情脾氣所造成。諸君能了然于此后，請進而言事實。
吾人幼小時，心胸中空空洞洞，勢不免于先入為主。況加我之性情脾氣既同于先父，于是先父的思想，乃成為我的思想。先父為一實用主義者，我亦隨之而成為一實用主義者。我入中學時十四歲，國文教師教我的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我最不高興。國文講義，我向例不看，尤其不喜歡空洞的議論，如蘇東坡之萬言書。至若《莊子》上的文字，更叫我頭痛痛恨。因為《莊子》上的文字，富有哲學意味，玄妙極頂。類如“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是是非非，非非是是”，實在是故示玄妙，完全騙人誤人的東西。所有《莊子》、《老子》一類書，我全不以為然。其他如古文、詞章、文選派之六朝文章，我無一不厭惡。我從來沒有在國文上下過功夫，由此種至狹隘之見解中，亦可以看到我之愚笨為何如，我之認真為何如。此種狹隘之見解，二十余歲以后，才漸次解放。我所有的這半生中，變化極多，許多事從前與日后完全不同樣，儼若兩人。這在我當初實不及料。在今日我反省過去，我卻有以下之“四不料”，其第一不料，即當初最反對高玄最嫌厭哲學，卻不料以后反到大學中去講哲學，致為人目之為哲學家也。
我的至狹隘之見解，幾經(jīng)變化才得逐漸解放。第一次發(fā)生變化時，即在順天中學。同學中有郭君其人者，年長于我兩歲，在校中則較我低一班。此君天資極高，彼時不過十八九歲，�？础斗鸾�(jīng)》、《易經(jīng)》、《老子》、《莊子》等書，因為我們不同班，不多往來。某日，在校內(nèi)假山上遇見，乃相偕攀談，我述我的思想，我說我愿為社會為國家做一番事業(yè)，慷慨陳詞，自命不凡。郭君笑而不以為然。彼所以語我者，認為我即是想做事業(yè)，自己必須先有身心的修養(yǎng)。我語之，我亦看《理學宗傳》、《陽明語錄》等書。彼又語我，吾人必先將世間之得失成敗利害等等，看來無動于衷，由此方可有大無畏之精神，不因稍感挫折而遽爾心灰意懶。如果以我如此之拘謹、狹隘、呆板，專講有用之學，實不能成大事。必須先明白了很高之學問，日后才有辦法。郭君一席談話，打動了我的心肝，因為這些話無一不是就我當時的思想而加誘導的。自此之后，我不時與他親近，不時相與往還。他最愛講譚嗣同之《仁學》，郭君每為我講時，我即記錄其說話。我不敢認他為同學，乃尊之為郭師。每日課后即前往就教，他講我聽，且一一記之，在記錄之簿本上題名為《郭師語錄》。由此亦不難看出我之認真與愚笨，但好處即在于愚笨與認真。因為愚笨，思想的過程，不能超過他人先走一步，必須走一步后，碰著釘子，乃又反省、轉(zhuǎn)移、變化；“每一步皆是踏實不空，以后又繼續(xù)追求，向前走去，追求時碰著釘子，乃又反省、轉(zhuǎn)移、變化”，以故我此生時時在變化中。因為有變化，先前狹隘之見解乃得漸次解放，不敢謂佛老為絕無道理矣。以上可說是第一次的解放。
第二次的變化，亦即是第二次之解放，乃是從人生問題煩悶中發(fā)生厭世、出世之思想而轉(zhuǎn)變了我之為人。關(guān)于我的所以發(fā)生厭世思想種種，說來話長，非在此短時期內(nèi)所可言之無遺，《卅前文錄》（商務(wù)印書館發(fā)行）有《究元決疑論》一文可以參看，此篇文字系一出世主義之哲學，今日不必在此再贅言之。原其所以然，蓋由三層原故：一、感情真摯易多感傷感觸，佛家所謂煩惱重。
事功派的夸大心理易反動而趨消極。
三、用思太過，不知自休，以致神經(jīng)衰弱而神經(jīng)過敏。但在主觀上則自有一套理論，持之其堅且確。因為發(fā)生厭世思想，則根本否認人生，更不再講實利，于是以前以狹隘實利主義乃大解放矣。
我的看佛學書，是自己已經(jīng)先有了與佛家相近之思想，而后才去看佛學書。我看任何書都是如此，必是自己先已經(jīng)有了自己的一些思想，而后再參考別人的意見。從未因讀書而讀書。看西洋哲學書亦復如此。友人張崧年（申府）先生以我之思想與叔本華之思想相近，于是乃將叔本華之著作與相關(guān)之別人著作介紹給我，這是我看西洋哲學書的起緣�？傊�，我自己必先有問題與思想然后才去看書。如此展轉(zhuǎn)，如此過渡，如此變化，乃成為今日的我，乃有今日的思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