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出生在一個典型的鄉(xiāng)紳人家，大家庭人口眾多，子弟們受的都是舊式的教育。聞一多出身鄉(xiāng)紳之家這一點，是要特別注意的。在他成長的那個時代，代表中國社會主流文化氣質(zhì)的就是那些鄉(xiāng)紳之家。中國早期留學生的家庭背景中，出身鄉(xiāng)紳之家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征。鄉(xiāng)紳之家的子弟，一般來說，經(jīng)濟上還說得過去，重要的是，鄉(xiāng)紳作為地方上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道德的代表，往往最能夠體現(xiàn)一個時期的主流文化。聞一多讀書的時候，他進的學校已經(jīng)不是傳統(tǒng)的私塾，而是改良以后的私塾。當時，聞一多就既讀“子日詩云”，同時也學博物、算術、美術，而且還用上了當時的新式教材。從這個經(jīng)歷可以看出，聞一多雖然受的是舊式教育，但已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舊式教育了。季鎮(zhèn)淮在《聞朱年譜》中就說：“這是先生接觸新思潮的開始。”聞一多在11歲時，已可以讀到當時代表新時代潮流的書刊。其弟聞家駟回憶說：我們家庭“比較早地接受了新時代潮流的影響，在辛亥革命前夕就能閱讀到《東方雜志》和《新民叢報》之類的書刊”②。
少年時，聞一多就喜歡讀書和美術，很具有藝術氣質(zhì)。而他后來的詩人和學者生涯，與他早年的出身不無關系。聞一多身上，有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優(yōu)秀品質(zhì)：由于他們出身鄉(xiāng)紳之家，如果用階級的觀點分析，他們的內(nèi)里應是和底層人民對立的，但在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身上，那些出身富有的知識分子，對于底層貧民卻總是有一種悲天憫人的同情，他們在面對貧民的時候，也總是有一種負罪感，好像自己已有的一切都是不應該的，這一點，從魯迅的《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應該說，聞一多在20世紀40年代發(fā)生的變化，也與他的這種心理有關。過去，人們總是說聞一多的轉(zhuǎn)變是因為讀了《新華日報》和其他一些來自延安的書籍，或許有這些因素，但這些因素之所以能起作用，根源卻還在于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對自己出身的那種負罪感。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一個優(yōu)點，但也是一個缺點，當他們對于底層貧民過分有負罪感時，他們的感情就容易沖動，就很難在這種沖動中保持理性。
20世紀40年代，聞一多對知識分子的評價非常低，他的認識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知識分子的評價非常接近，一些詞語都好像是一致的。他說：“還有一點，以為只有知識分子，才有辦法，別人一概不成。這種想法是錯的。不要以為有了知識分子就有力量，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我們應該把自己的知識配合他們的力量。沒有知識是不成的，但是知識不配合人民的力量，決無用處！我們知識分子常常夸大，以為很了不起，卻沒想到人民一覺醒，一發(fā)動起來，真正的力量就在他們身上。一班人活不好，吃不好，聯(lián)大再好，也沒有用的。我們是知識分子，應有我們的天職。我們享受好，義務也多，我們要努力。但以為自己努力就成了，就根本錯！……因為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所以越壓迫，越吃苦，報復起來就越厲害！因此我希望諸位無論干那種工作，不要以為自己是大學生。這不該看成普通的謙虛，一種做人的手段，因為我們確實不如他們。不但口里說，而且心里也硬是要想：我們是不如他們的。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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