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紹

軍統(tǒng)第一殺手回憶錄1


作者:陳恭澍     整理日期:2014-07-21 11:25:38

抗戰(zhàn)前后,多年動亂。
  1931年9月18日,中國東北爆發(fā)“九•一八”事變,中日矛盾激化。
  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發(fā)動“一•二八”事變,中國腹地硝煙頓起。
  在這兩大事件沖擊下,戴笠領導的國民政府“特務處”開辦了一個培植特務干部的訓練班,即“洪公祠”特訓班,正式招納學員。經(jīng)過幾番明察暗訪,時年24歲的陳恭澍第一批被吸收加入。經(jīng)過一年的秘密訓練,陳恭澍被派往華北地區(qū)任軍統(tǒng)局北平站站長,不久后兼任天津站站長,正式開始了以刺殺日本人、漢奸、敵對勢力為主要任務的“職業(yè)生涯”:
  1933年5月,槍殺北洋皖系軍閥、漢奸張敬堯;
  1934年11月,刺殺原西北軍高級將領吉鴻昌;
  同年冬,下毒謀殺臭名昭著的“倒戈將軍”石友三;
  1935年至1938年,連續(xù)設計暗殺大漢奸殷汝耕;
  1938年3月,襲擊華北頭號大漢奸王克敏。
  這幾個人都是當時舉足輕重的人物,盡管陳恭澍策劃的幾起刺殺行動有成有敗,但對于當時在中日關(guān)系間迷失、混亂的中國政界,卻有著振聾發(fā)聵的作用。
  作者簡介:
  陳恭澍1907年生,歷任國民黨軍統(tǒng)局北平站站長、天津站站長、第二處處長、上海區(qū)區(qū)長,為戴笠手下“軍統(tǒng)四兇”之一。陳恭澍畢業(yè)于黃埔軍校第5期警政科,作為軍統(tǒng)的骨干成員,他一生只負責一件事——“外勤”,即制裁、刺殺行動。他一生共策劃、參與過200多起目錄:
  自序
  第一章“軍統(tǒng)局”和“力行社”的真相
  學友小聚初識戴雨農(nóng)
  吸收入“軍會”與征召受“特訓”
  負有秘密任務的領班人
  “國際大間諜”范行
  情報活動中的政治運用
  第二章北平六國飯店刺殺張敬堯
  一道突如其來的緊急制裁令
  竭盡所能展開偵察部署
  果然應驗了天網(wǎng)恢恢那句老話
  自詡是一件完美無缺的佳構(gòu)
  第三章天津法租界槍擊吉鴻昌
  “天津站”突生變故卷入“箱尸案”
  “天津站”新任站長又意外亡故自序
  第一章“軍統(tǒng)局”和“力行社”的真相
  學友小聚初識戴雨農(nóng)
  吸收入“軍會”與征召受“特訓”
  負有秘密任務的領班人
  “國際大間諜”范行
  情報活動中的政治運用
  第二章北平六國飯店刺殺張敬堯
  一道突如其來的緊急制裁令
  竭盡所能展開偵察部署
  果然應驗了天網(wǎng)恢恢那句老話
  自詡是一件完美無缺的佳構(gòu)
  第三章天津法租界槍擊吉鴻昌
  “天津站”突生變故卷入“箱尸案”
  “天津站”新任站長又意外亡故
  搜尋吉鴻昌的蹤跡總算有了著落
  事情有變不得不重新部署
  失之毫厘,劉紹勤做了替死羔羊
  吉鴻昌之死
  第四章毒殺石友三失利被迫流亡
  爭取到對方的親信作為內(nèi)應
  槍擊與毒殺兩者之間的取舍
  操之過急所造成的慘痛后果
  處置失當、步調(diào)失常與進退失據(jù)
  不敢面對現(xiàn)實作了一次邊塞流亡
  像石友三這種人自然不會有好下場
  第五章雙管齊下制裁殷汝耕
  潛入通州一睹冀東偽政權(quán)真貌
  虎口脫險的奇女子
  秣馬厲兵,準備再次行動
  可惜我們沒有女性行動員
  活捉到手的殷汝耕又被他跑掉了
  第六章槍林彈雨狙擊王克敏
  全憑一股不畏難險的沖勁
  摸索中接觸到一條路線
  情勢所迫決意拼個你死我活
  掩蔽在天羅地網(wǎng)的縫隙中
  功敗垂成,悵然回津?qū)W友小聚初識戴雨農(nóng)
  這是幾十年前的事了。
  民國二十年(1931)春天,校長蔣公在南京香林寺官邸,分批召見我們一百多名從各地歸來的軍校同學,做個別談話。
  自入伍軍校畢業(yè)分發(fā)以來,除了集體訓話或列隊點名之外,校長在他辦公室內(nèi),單獨和我面對面地說話,這是第一次。當時,是由第一期同學曾擴情引見的。
  校長著中山裝,安詳?shù)刈谵k公桌后面的椅子上,桌上擺著一份用十行紙繕寫的名冊,他手上拿著一枝粗大的紅藍兩色鉛筆。待我齊步走到辦公桌前立定,鞠躬行禮抬頭注目時,印象最深的是,校長雙目炯炯有光,威儀凜凜,令人不敢逼視。
  校長首先詢及省籍縣份、父母存歿、弟兄幾人等家庭狀況,邊問邊聽,一面核對名冊,隨后又問到工作興趣。我大膽也是由衷地回答說:“部隊中的軍事工作已經(jīng)生疏了,其他性質(zhì)的工作都愿意學習。”我以為這句話會惹他生氣,但見校長在名冊上做了一個記號,并沒有什么不愉之色。
  這次召見,前后大約有三分鐘,也只問過三幾句話,因過程簡單,當時并沒有特殊感覺。過后猜想,校長或許是在看儀表、聽談吐,在觀察中做一次遴選,至于標準如何,那只有他老人家自己知道了。
  過了三四天,接獲通知,在一百多人中,圈定了十四個人,開班受訓。我在名單中是排名最后的一個。
  這個小型的訓練單位,定名為“中央軍校特別研究班”,由軍校政治部主任鄷悌兼主任,沈遵晦任秘書。當時中央軍校教育長張治中,似乎并不過問這件事。
  這個訓練班冠以“特別”二字,而實質(zhì)上也的確與一般的訓練機構(gòu)不同:第一,它沒有班址,因陋就簡地在軍校政治部一間辦公室中,擺了幾張單抽屜的長條桌,兩個人合坐一條木板凳,就這么湊合了;第二,不規(guī)定制服,著中山裝、西裝都可以,只要不著長衫短褂就行了,因為不穿制服,所以也不作軍事管理;此外,沒有固定的作息時間表,也不必按時上下班,遲到或早退,并不會受到干涉。可以說當局給予了高度的自治。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也頗知自愛。至于課程方面,除特約講授之外,平時并沒有教官來上課。
  我們所研讀的課程,是校長親自指定的幾部書,如《陸象山全集》、《王陽明全集》、《曾文正公全集》、《戚繼光治兵語錄》、《三民主義的理論之體系》等,自行閱讀后,必須將研讀心得寫成札記,匯齊后,每周一次,呈送校長核閱,閱后發(fā)還,多有眉批。對于這些博大精深的儒學書籍,我們十四個人中,真能讀得“通”的,連三分之一都沒有,我就是讀不通的一個。
  在受訓期間,倒是有一件事做了硬性規(guī)定,那就是除星期例假外,中午一定要到軍校的“工字食堂”集體會餐!肮ぷ质程谩痹诋敃r是新式建筑,可容納數(shù)百人,布置整齊,收拾干凈,一排排的餐桌,橫看是一條線,豎看也是一條線,位置井然有序。桌子上鋪著白布,所用的餐具也一律是白色瓷器,如要苛求的話,也許只是缺了一瓶色彩繽紛的鮮花。因為它的建筑格式有如“工”字,所以稱為“工字食堂”。
  蔣校長在中午十二點零五分左右蒞臨,先由校值星官喊口令,全體起立、坐下,一聲“開動”,然后一齊用餐。雖然每個人都小心翼翼地不發(fā)出聲音,可是仍然免不了偶有餐具碰觸的聲響。
  進食時間,約十分鐘,大家陸續(xù)放下碗筷,擺放整齊。原位坐正,挺起胸膛,恭聆校長講話。
  在校長面前,有一張列有姓名的座位表,每當校長講話完畢后,偶爾也會點名指定某人回答問題。能夠侃侃而言、對答如流的則并不多見。大家都擔著一份心,惟恐點到自己當場出丑,可也有躍躍欲試的人。
  開班后的第二個月,由先期老大哥們發(fā)起,我們十四個人具名寫了一份報告,呈請校長準予恢復黨籍及學籍。因為那時候我們十四人都以個別不同的原因,被注銷了黨籍及學籍。校長以毛筆批示:“準予恢復黨籍及學籍”,簽署“中正”。日期大約在民國二十年(1931)六月間。原件先是由第一期同學韓浚(仲錦)保管。不久,中央軍校特別黨部發(fā)下“軍余”字黨證一張;另外,負責“軍校畢業(yè)生調(diào)查課”的田載龍老大哥通知我們,將分別在各期同學錄上分別予以“注記”。
  這一件校長的批示,我們十四個人都保存了一張照相的副本。我持有的那一張,幾十年來,天南地北,東奔西跑,不知道究竟弄到哪里去了。仔細想想,可能因為要保密的關(guān)系,自動毀掉的成分居多。
  我們十四個人,以我的年紀最小,期別也最低。其中共有七位第一期的老大哥,他們是韓浚、陳烈、黃雍、俞墉、吳乃憲、徐會之和劉季文,第二期的兩位是張炎元、曹勖,第三期的沒有,第四期的只有一位鄭嗣康,第五期的共有四人,是韓繼文、夏大康、謝厥成和我本人。
  十四個人每月所領的生活津貼并不一樣,是按期別高低發(fā)給的:第一期八十元,第二期七十元,遞減至第五期只有四十元。其實,那個時候的四十元,單是光棍一個人不攜家?guī)〉脑,應該是很夠用了?br>  他們有家眷的,全住在外面,我們幾個單身漢,則住在軍校職員宿舍里,兩個人分配到一間房,我和謝厥成住在一起。謝同學能歌善誦,文藝氣質(zhì)特別濃厚,指定的書他不讀,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寫新詩,高興起來,還要高聲朗誦幾句,當時被視為怪人一個。
  受訓到第四個月,有兩位同學突然不見了,起初還以為請了事假,過幾天就會回來的,殊不料一直過了兩個月,我們都結(jié)業(yè)離校了,卻再也沒有見到他們。這兩位同學都是廣東人,一位是吳乃憲一期老大哥,一位是受訓期間和我同坐一張桌子的五期同學韓繼文,又名尚英。
  當時,并沒有特別留意這件事,同學們也未加談論。若干年后,才知道他們?nèi)ド虾M瓿闪艘患䴔C密大事。既稱“機密”,雖已年代久遠,事過境遷,但仍以“保守”為宜。不過,可說的是,這件事關(guān)系重大,在政黨活動史中,亦占有一頁,只可惜知道最多的幾個人都已去世了。
  再說我們這十二個人的際遇。
  六個月訓練期滿,正值“九一八”事變之后,校長蔣公手諭,分發(fā)我們十二個人向中央黨部報到。報到后,等待了許久,卻不見下文,也沒有一個人被分派工作。究竟為了何故,迄今不明。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我們只好就此分手,各奔前程了。
  我并沒有什么社會關(guān)系,正在進退無據(jù)的時候,多蒙黃雍(劍秋)、張炎元(炳華)兩位老大哥關(guān)愛,叫我搬去同住。他們都沒有帶家眷,在花牌樓忠義巷一家樓上,分租到一間房子,原來就有家具。當時,兩位老大哥睡一張掛著蚊帳的大鐵床,我一個人,晚上搭地鋪,早晨再把鋪蓋收拾起來。
  我們?nèi)齻人很少在一起吃頓飯,有時候,也去買點魚肉回來,打氣爐上一燒,三人據(jù)案大嚼,倒也香甜。日后我們見面提到這段日子,依然覺得津津有味。
  有一天下午,有客到訪。來客首先和劍秋、炳華握手寒暄,接著又面帶笑容地向我伸出友誼的手。劍秋兄連忙為我們雙方介紹說:“這位小老弟是五期同學陳恭澍,這位老大哥是六期同學戴笠,戴雨農(nóng)!蔽迤诘姆Q“小老弟”,六期的稱“老大哥”,這句介紹辭有點奇怪。
  看上去,他的年齡是比我大得多,濃眉大眼,隆準高顴,身材雖不高,顯得很厚重、很結(jié)實,稱得上相貌脫俗,氣宇非凡了。這第一印象,相當深刻,至于他對我的觀感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同學們聚在一起,也就不拘形跡地談論開來。四個人所操的雖然都是普通官話,但黃劍秋兄是湖南平江人,張炳華兄是廣東梅縣人,來客戴雨農(nóng)是浙江江山人,鄉(xiāng)音都嫌太重,話卻十分投機,如果不是光線暗下來,還不覺得已經(jīng)是日落西山。
  劍秋兄提議,一同到外面去吃點東西,出了忠義巷不遠,有一家本地小館子,字號是盈豐酒樓,格局不大,只有一樓一底。點了幾樣菜,叫了一壺酒,吃下來不到兩塊錢,大家都認為還不錯。
  自此之后,戴雨農(nóng)時常到我們這里坐坐,偶爾也同去看一場電影。有一天我們正和房東太太打麻將,戴雨農(nóng)又來了,他看是我輸,大有拔刀相助一顯身手的氣勢,叫我站起來,替我打了幾副,但看他吃張摸牌的手法,并不像是善于此道的熟手。
  我曾經(jīng)問過劍秋兄和炳華兄,這位戴同學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們告訴我,只知道他在校長官邸,并不明了所司何職。我又不解地追問,他既然在官邸任職,為什么這次校長下野回奉化,他不跟了去?這兩位老大哥并沒有正面回答我,只含含糊糊地嗯了一聲就算了。
  后來,我們相處得更熟,彼此間的認識也增進了不少。有一次,戴雨農(nóng)突如其來地問我:“恭澍兄,你認識曹霄青這個人?”我回答說:“豈止認識而已,我們倆同連入伍,同排又同班,而且是雙架床鋪的一上一下。他是日本明治大學畢業(yè),我只不過念到中學,可是我們兩個人居然交成了好朋友,入伍的時候,他連綁腿都打不好,我還取笑過他呢!
  我頓了一下又補充說:“自從他四期升學進入本校政治科,我因病落后編入第五期步科后,分手到現(xiàn)在,始終沒有再見到過!
  戴雨農(nóng)鄭重其事地說:“如果曹霄青目前就在南京呢?”
  我說:“那我就馬上去看他。”
  接著我又反問一句:“他真的是到了南京?”
  戴雨農(nóng)搖了搖頭說:“我只是希望他能到南京來而已!
  戴雨農(nóng)之有此一問,我的確有點莫名其妙。到后來,他才告訴我,曹霄青當時正在上海傍著胡漢民搞“新國民黨”,從事反政府的分裂活動。
  再往后,我才悟出來,戴雨農(nóng)突然對我提到曹霄青,多少帶點試探或考驗性質(zhì)。
  沒過多久,校長回京重任艱巨,戴雨農(nóng)和我們見面的次數(shù)減少了,每次來,停留的時間也縮短了。
  劍秋兄和我景況如恒,張炳華卻顯得忙碌異常,有時候甚至于整夜都不回來,回來休息的時間也不充分,轉(zhuǎn)一下就又走了。我猜,炳華兄很可能參與了一項重要而又秘密的工作。
  此刻,正值日寇侵入上海,我軍奮勇抗戰(zhàn)的“一二八”。
  近一向,每逢戴雨農(nóng)和我們相遇的時候,他都會提到:“有報告呈給校長,可以交給我轉(zhuǎn)上去,比較方便。”我每次都回答說:“沒有什么請求,也沒有什么條陳,不敢麻煩校長!蔽疫@樣說,自己覺得非常得體。其實,我太木頭了,他所指的“報告”,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狹義,可惜我當時體會不到。
  “一二八”事件末了,國民政府遷往洛陽,校長蔣公駐節(jié)徐州,戴雨農(nóng)留在南京。
  這一天,戴雨農(nóng)來找我,他手里拿著一個沉甸甸的大信封,背面還打著火漆。說是“托付”我克日專程送到徐州,要當面交給侍從參謀戴頌儀。
  我聽說校長正駐節(jié)徐州,他既然要我到徐州去,又囑咐我面交戴參謀,其重要可想而知。我未加考慮就答應了。他給我兩張乘車證,以及少許路費,行前,他又告訴我:“有一列專車停在徐州火車站,車站附近有武裝警衛(wèi),也有便衣警衛(wèi),我想你一定看得出來,無論問誰,都可以找到這位戴參謀,信件送到,請他簽收就可以了!
  我當天夜里就到了徐州,沒走出月臺就找到戴頌儀參謀,我把那個火漆信封當面交給他,他翻來覆去看了看,拿了一張名片寫上幾個字算是簽收了,口頭上也沒有交代什么,就叫我回來了。
  看名片,我才知道他的階級是中校,云南人,后來一打聽,原來也是軍校同學。
  回到南京后,我第一次到雞鵝巷五十三號戴公館。這是一所不大整齊的平房,進門后,彎彎曲曲地轉(zhuǎn)了好幾轉(zhuǎn)才是客廳?季康娜思,地上鋪的是地毯,他這里鋪的是草席。因為地上反潮,沒辦法,只好窮對付。
  我把那張等于簽收的名片交給戴雨農(nóng),算是完成了他的“付托”。我看他忙,正待辭出時,他突然問我:“有沒有相知的福建省籍同學?”我思索了一下,想到四期同學也是好朋友的連謀又名連良順。我回說有這么一個人,無論是才具、儀表,都可以列入第一流,但不知找福建人做什么?戴雨農(nóng)不作正面答復,只希望火速介紹一見。
  我介紹他們見了面。
  戴雨農(nóng)派連謀到福州建立工作站去了,這事當時我并不知情,良順兄行前也沒有向我告別。
  從以上兩件事判斷,戴雨農(nóng)任務何在?當可思過半矣。
  三月間,我從忠義巷搬到了明瓦廊,只身住在小旅館里。炳華兄已經(jīng)派去廣東,又一說是到了香港,和他同行的還有吳勁夫(乃憲)。當我們惜別時,雖然沒有說明去做什么,可是彼此間已經(jīng)是心照了。
  劍秋兄也把嫂夫人接來了,另外租了房子。他對我表示過,不準備參加戴雨農(nóng)所領導的工作,寧愿居于協(xié)助地位。此后果然如此。
  明瓦廊離著三道高井很近,軍校同學會就在三道高井這條街上。以此為軸心,附近一帶的小旅館里,住了不少軍校同學,有的在等工作,有的在辦登記,一時攪和得非常熱鬧。我之所以搬到明瓦廊,既非找工作,也不是辦登記,完全是戴雨農(nóng)的意思,他希望我能夠多留意同學們的動態(tài),尤其是超乎常軌的非分活動?吹膯渭冃@是他委托我辦的一點小事情,換個角度說,也等于是交付我任務。我當時也不太了了——這就是所謂的“情報工作”?不過,我記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他未曾給付任何待遇。也就是說,我尚在客串階段。
  據(jù)一般記載,在民國二十年(1931)二月底,戴雨農(nóng)已被圈定為“特務處”處長。這個“特務處”,并非政府機構(gòu),乃隸屬于新成立的秘密革命組織“三民主義力行社”之下。經(jīng)過籌備,至四月一日始正式成立于南京,所以爾后的“軍統(tǒng)”訂“四一”為成立紀念日。
  戴雨農(nóng)于三十五年(1946)三月十七日空難殉職,特將“四一紀念”改在“三一七”合并舉行,簡稱為“三一七紀念大會”。之后,“三一七大會”年年舉行,遷臺后仍繼續(xù)不斷,先總統(tǒng)在日,每年均蒞臨講話。這的確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回想起來,在我們初識的那段時間里,戴雨農(nóng)原已負有“聯(lián)絡”任務了。
  那個時候,是否有一個稱為“聯(lián)絡組”的單位?不得而知。唯在“戴雨農(nóng)先生年譜”中看到的記載是:“民國二十年十二月,蔣公為促成團結(jié),共赴國難,辭去國民政府主席等職務,離京返鄉(xiāng)。行前令先生(戴笠)主持聯(lián)絡組,主要任務為團結(jié)以黃埔學生為中心之革命力量,偵察敵情,鎮(zhèn)壓反動。于是,在京、滬、杭、平、津、漢、港、穗、贛等地建立組織,積極活動!
  于此可見,戴雨農(nóng)此刻負有“聯(lián)絡”任務,自是無疑。不過,所謂的“聯(lián)絡組”,可能不是正式編組,而是一個暫用的名稱,用以代表此項活動而已。
  至于說:于二十年(1931)十二月,就在“京、滬、杭、平、津、漢、港、穗、贛等地建立組織,積極活動”一節(jié),也不盡然,別的地區(qū)不敢說,我就是北平工作的建立者,可是我在二十一(1932)年十一月才派往北平的。
  這是一個證明,編寫歷史性的文字,實在是大不易呵。
  戴雨農(nóng)之任“特務處”,也有許多傳說,因為他在“力行社”高級干部中的期別、地位,都比不上別人,此一重任,怎么會交付給他呢?根據(jù)戴雨農(nóng)自己所說: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時,在南京中山陵園,我接受領袖成立特務處的命令,領袖支持我,固然絕對負責;但次日上午有一位同志,現(xiàn)已出國,名字我不便說了,要來打倒我。他說“關(guān)于特務處的人事經(jīng)費,校長叫他負責”。次日,我就報告領袖,請求辭職,結(jié)果沒有準,及至一年以后,領袖告訴我,仍有人來攻擊我……
  從這一段話,可知他之出任“特務處”,完全是校長蔣公的支持與賞識。這是因為他早就有過一段成績卓著的工作經(jīng)歷了。
  除了在《戴雨農(nóng)先生全集》、《戴雨農(nóng)先生年譜》、《戴笠傳》以及其他著述中,所提到的一些事跡,不再重復外,我聽一位不許我提他姓名、比我年長十多歲的老者對我說過許多有關(guān)戴雨農(nóng)先生的行誼,因為這是耳聞,姑且一記,算是戴先生的逸史軼事好了,或者對戴先生前期的工作經(jīng)歷有所參證。
  早在民國十七年(1928)至十九年(1930)之間,戴雨農(nóng)、田載龍、王天木、胡抱一諸位先生,就曾在河南開封組織一個“三民主義大俠團”,一方面聯(lián)絡、吸收愛國志士,一方面也能作為情報觸角。
  又如某年,包藏禍心的馮玉祥,用金錢雇傭了一批亡命自稱敘利亞籍的中東人,潛入南京,意圖行刺,戴雨農(nóng)于事前獲得消息,因而破案。
  又如在上海,有一伙幫會中人,意在借故尋釁,向當局提出條件,大講“斤頭”,否則就要如何如何,也是戴雨農(nóng)他們出面化解的。
  戴雨農(nóng)先生從來都不炫耀他自己,像以上所舉的這一類的事,想必還多。從來都沒有聽他提起過。我知道或者說我了解,戴雨農(nóng)的斗爭性特強,他要戰(zhàn)勝一切橫逆,但并不執(zhí)拗,在堅守原則的前提下,他有一套適應任何環(huán)境的超人本領。至于他的知人善用,已經(jīng)是識者皆知,尤其為常人所不及者,多少名噪一時的鐵金剛,到了他手下,也會成為繞指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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