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成于1974年受聘到中國文化學院講學，1976年返回日本僑居。彼時，仙枝、朱天文、朱天心等一群年輕人正通過胡蘭成的書信指導，在文壇領袖朱西寧的直接引導下，辦起了文學刊物《三三集刊》，開始追求文學理想。為了鼓勵青年寫作者，胡蘭成親自撰文指導，遂有此書《中國文學史話》，實際上是胡蘭成給仙枝、朱天文等年輕弟子的文學教材。
作者簡介：
胡蘭成（1906—1981），出生于浙江嵊縣胡村，卒于日本東京。青年時代曾于燕京大學旁聽課程，后在浙江、廣西等地任教�？箲�(zhàn)時任《中華日報》總主筆等職，期間與張愛玲結婚。1974年受聘為臺灣中國文化學院終身教授，其文學才能影響深遠，日本和中國的部分作家頗受其影響。晚年與唐君毅、錢穆、牟宗三、徐復觀、岡潔、湯川秀樹、川端康成等人過從甚密。著有中文著作《山河歲月》《今生今世》《革命要詩與學問》《禪是一枝花》《中國的禮樂風景》《中國文學史話》《今日何日兮》等，日文著作《自然學》《建國新書》《心經(jīng)隨喜》《天人之際》等。
目錄：
序/小北
上卷
禮樂文章
天道人世
對大自然的感激
忠君
好玩與喜反
中國文學的作者
文學與時代的氣運
堯典與虞書
文體
魁星在天
論文的時代
新情操的時代
士弱民猶強序/小北
上卷
禮樂文章
天道人世
對大自然的感激
忠君
好玩與喜反
中國文學的作者
文學與時代的氣運
堯典與虞書
文體
魁星在天
論文的時代
新情操的時代
士弱民猶強
今日何日兮
文學的使命
論建立中國的現(xiàn)代文學
下卷
周作人與路易斯
路易斯
周作人與魯迅
論張愛玲
張愛玲與左派
隨筆六則
閑記
評鹿橋的《人子》
來寫朱天文
讀張愛玲的《相見歡》
關山月
女人論
禮樂文章
一
中國文學是人世的，西洋文學是社會的。人世是社會的升華，社會惟是“有”，要知“無”知“有”才是人世。知“無”知“有”的才是文明。大自然是“有”“無”相生，西洋的社會惟是物質(zhì)的“有”，不能對應它，中國文明的人世則可對應它。文明是能對應大自然而創(chuàng)造。
大自然有五基本法則，其第一法則是：大自然有意志與息，而意志亦即是息。人世亦是有意志與息。有意志是有向上的自覺，凡物之生都是善的。有息則是有靈氣。西洋社會不能對應，而說世界末日，則是志氣先已短了。也不知萬物皆有生。也不知有息，所以西洋的東西缺少幅。
第二是陰陽法則。人世的是禮樂風景。禮尚異而樂尚同，即是陰陽的變化，異是個性，同則統(tǒng)一。但是西洋社會不能對應陰陽法則，故不知同異之理，現(xiàn)在的東西即是多樣而重復，雷同而不統(tǒng)一，成不得風景。
第三是有限時空與無限時空統(tǒng)一法則。中國文明就是能以有理數(shù)表現(xiàn)無理數(shù)，憑欄處可以是無限江山，草草離傷，可以貽千年之思，永生乃在于人生。西洋社會可是只有有限的時空，而現(xiàn)在更是在要把有限時空也都破壞盡了。
第四是因果性與非因果性統(tǒng)一法則。人世的是報應不爽而亦每有天幸，所以喜氣。西洋社會則一個個死于合理主義，講目的論而不知有明日。挑戰(zhàn)只是向著可知的，不是向著未知的。
第五是循環(huán)法則。人世是天道好還。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文明是當初發(fā)明了輪，至今用之不盡，但西洋人自己的作為則都是直線的，他們用數(shù)學也求證不得一個圓�，F(xiàn)在的環(huán)境污染就是因為不能物質(zhì)還元。
張愛玲有說“出去到日月山川里”，最是句好話。中國的第一首詩歌虞舜的：
卿云爛兮，糺縵縵兮，
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后來如李白蘇軾的詩文里的都是這樣的人世。
二
有限的社會而涵無限的風景，這是人世。
文明是悟得了“無”與“有”，這也才知神，而如希臘人的惟知世界是有，那宙斯神就是個大俗物。無與有的話，在今世紀的物理學上可得新的見證。原子的核假如一粒豆大，則其電子軌道有數(shù)十公尺大，其間當然是無，連所謂宇宙塵亦沒有的。然而有著息，但因息不是物質(zhì)，所以不能說是有。無即是息。人世的風景即是生在息里。
古希臘人發(fā)見了無理數(shù)非以數(shù)學的方法可對應，所以他們說絕對精密是沒有的。如今日本東大的生物化學教授野田春彥義說地球上生物的出現(xiàn)，十億年的歲月中，其進化所選擇條件的回數(shù)是十之四十次方，即百億倍的百億倍，又百億倍，又百億倍，所以他斷其他星球上不可能有生物，因為不能再有這樣的湊巧。但是中國文明的造形因悟得了無與有之際，可以做到絕對精密。所以人世皆真。記得看過舊小說上有這樣的寫法：
那秀才自於潛到臨安去，一路上的景致，山是真山，水是真水，他，看之不足，觀之有余。
我就喜愛的這真山真水說得好。
還有十之四十次方的話是，便如當初新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發(fā)明輪與數(shù)學與音樂，若要說是選擇條件得來的，那就回數(shù)還不止十之四十次方。但那是因為悟得了，遂而妙手偶得之，并非經(jīng)過選擇條件斗輳了得出來的。是所謂結論在先，方法在后。中國的日常器物，皆有與發(fā)明輪與數(shù)學與音樂的那種創(chuàng)意的新鮮，不像西洋的只是依照輪與數(shù)學與音樂的方法來加以結構而已。
中國的器物如殷銅器、漢陶器、宋瓷器，非他國可及，是因中國人制器用的方圓與直線曲線，皆有著個無限，所以一盆一碗皆是個意思的存在。數(shù)學上有這樣的圓與方，與直線曲線，但是不得以數(shù)學的方法去求得，而在中國的器物里則皆為自然之姿。
中國文明的人世是真山真水，器物皆真，人也真。中國人是已離了動物身，人身是如來身。素粒子為究極的自然的意志與息所生，所以充滿靈氣，是物質(zhì)亦非物質(zhì)，是象征亦非象征，是尚在于無與有，空與色之際。
人身亦可以是像這樣的。舊時婚姻單憑媒灼，結果遠比現(xiàn)在男女自己揀中的好，因為舊時的姑娘都是花，雖分等級，總也是花，男子也都生于人世的禮教，有相差也不會太差到哪里。如日本的和服，是悟得了一個無字，裁制得虛實之妙，所以誰穿了都可以合適，人與人之間也可有這種親和。《大學》的一句“在親民”，人與人的親情才是保證男女的和合的，現(xiàn)代社會的男女是個霸占的存在，找結婚的對手像定制適合于自己身材的西裝，穿穿又不合適了。
現(xiàn)在是對物但有貪欲，沒有了愛惜之心，對人亦豈知愛惜？用的東西都是短命的，對人的情意亦豈能長久。凡有東西，不帶一個無字的，原來亦是沒有得可思念。不帶一個無字的，原來亦是不得長久的。數(shù)學的圓與點線不毀，因為是無的圓，無的點線，但用圓規(guī)與三角板畫成的圓與點線就粗惡，不得永生。而中國文明能以色表現(xiàn)空，以物質(zhì)表現(xiàn)無與息，所以得永生。
中國向來是朝廷與民間皆生在人世的風景里，其間也有榮華富貴，與憂患貧苦，但是都像昆曲與平劇里的，富，富得有貴氣，窮，窮得有志氣，憂患也有喜氣與運氣。這個氣字就是從大自然的息而來。平劇里一個小偷，還比西洋的紳士可愛。舊劇里李三娘落難，多得小叔子照應她，她在戲臺上唱：“那有情有義小叔叔”，真是驚心動魄。我多愛這人世，愿意此刻就可以為它死，若說愛國，這就是我的愛國。
三
在紹興城內(nèi)高等小學讀書時，問同學借了幾十種林紓譯的西洋小說來看，從偵探小說到小仲馬的《茶花女》都有，看完之后只覺心都黯淡、雜隘了，很不喜。在蕙蘭一年級時，讀英文講一個小孩爬樹到了天上，只見一個藍灰色的妖魔坐在門邊要吃他，那妖怪沒有一點風情。蕙蘭是教會中學，上課有《天國歷程》，我不喜它的沒有一點景致。七月放假住在上虞人家，暑夜讀廚川白村的《現(xiàn)代文學十講》，很激情。及回學校，路上在曹娥旅館讀孟浩然集，當下覺得親切、安舒，心里著實，像仰天睡在草地上。原來西洋的文學里就沒有人世的風景，不可以逍遙游，又總是使人不安。
拜倫與雪萊的詩有名的《哀希臘》、《西風》、《夜鶯》，我讀了都不覺得好。中國詩如劉禹錫的懷古，有漁樵閑話里的天意人事，拜倫的哪里算得。要講西風，單是范仲淹的詞“塞上秋來風景異”一句，就好過雪萊的不知多少。又那《夜鶯》，也怎及《牡丹亭》里的“遍青山啼紅了杜鵑”。貝多芬的《月光曲》與英國王爾德童話里的寫月光，也單調(diào)冷嚴。唐詩里的月亮是遠比宇宙火箭到達的月亮，于文明更有意義，豈是西洋文學的所可及。
西洋文學沒有人世，其冷淡的嚴刻的境界是天主教的，有熱情亦如唱的男高音女高音，都是肉聲，不像平劇的嗓子是以息。西洋的音樂與文學因為不知息，所以沒有息之波為調(diào)，而以力的旋律，而到頭是趨向事務文學。和這比起來，我還是喜歡他們中世紀的，如張愛玲說：
上帝坐在他的天庭里，
地上都和平了。
像我也愛看果戈理的小說，那里寫古老俄羅斯農(nóng)村家過的笨重凝固的日子。但亦是人與神不得在一道。
西洋的人世，是早在希臘以前已因奴隸社會與征服而失去了，遺留在舊約圣經(jīng)里的紀念是失樂園。這也已想象不起了人世的風景，那伊甸園其實沒有什么好，惟是從此人與神不在一起了的重大事實，可記憶得不錯。中國文明的人世是人與神同在，即在這里是永生，是歸宿，但西洋的社會則無可歸宿，凡是人所為的都不能算數(shù)，所以托爾斯泰晚年要離家出走，到神那里去。
四
日本文明也有人世。但中國的是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日本天皇的御宇卻是悠遠的，有朱色的明麗與紫色的深艷，朱色是日本神道的，而深邃則是佛教極樂世界的。這成了日本文明的境。
人世原是文明的境，但是不可成定為境，如《紅樓夢》里黛玉寶釵等談《六祖壇經(jīng)》，說的“無立足境，方是干凈�！�
中國文明的人世是現(xiàn)實的，而且有一種求仙思想，如秦始皇漢武帝與李白的，是人世的自己否定，可比年青人并不以自己的青春為得意。是要這樣才好。而日本人于天皇的御宇與佛教的極樂世界則想要安住，如佛教的住于涅槃。日本人的情思與美術，便是深溺于此人世之境。日本民族是美術的，中國民族則不是，中國民族比日本民族有美術的發(fā)想，但是不耽溺于美術。
中國文明的人世的現(xiàn)實性，多有政治與產(chǎn)業(yè)制度的發(fā)想。是多有作為的，無為之為。日本人卻只信御宇是無為的。文人如保田與重郎即以為天皇可以不必親政事，最好是長于宮女之手的幼帝，以詩歌與管弦為王朝之美。作家如海音寺潮五郎等，亦多是以為天皇以不親政為宜。如保田甚至對明治天皇的維新大業(yè)亦不以為好。
但這使我想起西藏喇嘛教亦有其悠悠的極樂世界，而安住于此，但是無為，所以只要奉幼兒為喇嘛。日本許多尊奉神道與天皇的人，卻連天皇親政這個道理亦不去想想。
日本文明的人世，亦稱天皇的御宇，是神道高天原與佛教極樂世界的混合。日本民族的傳說里尚有早先遷來的古老記憶，在原住地的彼土有“常世”，亦稱“妣之國”，與中國傳說的西王母瑤池相似。我喜歡這說的常世，使人緬想。但中國文明的人世稱為禮樂之治，是學問化了的，禮樂是人世自身的言語，是知性的，行動的，而日本的則是情的，所以美術化。日本的人世未能有它自己知性的言語，所以于思想理論不親切，其歷史上每有大的行動亦多是情緒的，少是知性的。
日本人的于思想理論不親切，見于頭山滿犬養(yǎng)毅等對于孫文先生。他們同情孫先生革命，幫助籌軍資，運武器，可是對于孫先生如何創(chuàng)建中國自己的政治的與產(chǎn)業(yè)的新制度的發(fā)想，則不感興趣。對于孫先生的《三民主義》與《建國大綱》，他們連不提及。現(xiàn)在也有日本友人同情我是個志士，也肯熱心相助，但是我所提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以及政治的與產(chǎn)業(yè)的制度新案，他們多是不在心上。像岡潔與湯川秀樹講要做思想運動，到得制度的問題就不去觸及。
日本人除了美術優(yōu)異，還有是科學技術也在世界上稱優(yōu)異，因為他們做科學技術亦是以情操，有如做手工業(yè)品。
而因此日本的文學不及中國的，雖然日本文學遠比中國的更美，日本的人世不及中國的有創(chuàng)造性，日本文學是人世的風景不足，而以藝術的境來代替。日本的人世是成了藝術的境。但是藝術也要不宜境才好。
五
一個民族的程度，是看它是怎么的對待自然界。中國人于自然界親，對之是知；日本人亦于自然界親，對之是情；西洋人于自然界不親，對之是欲，講征服掠奪。
中國人知的是大自然，大自然是物質(zhì)的自然界連同在其背后的，未有物質(zhì)的究極的自然。對物質(zhì)的自然界講情，對大自然卻要講知。而對物質(zhì)的自然界講攻打掠奪的西洋人，則終要被大自然所除滅。
文學的程度，也是看它怎樣的對待自然界。這里西洋文學是完全落第。小時喜愛希臘神話，那其實并不好。
小時喜愛的東西有的不可算數(shù)，但那喜愛的自身是好的就是了。我而且其后還佩服了荷馬史詩好多年，自嘆中國文學史上沒有這個。在文章里寫出對荷馬史詩不佩服的只有保田與重郎。我是后來雖佩服而已漸漸失去了喜愛，但要到了現(xiàn)在我才能說明那原因，取消了對它的佩服了。一句話，荷馬史詩是怪力亂神。
特羅伊的戰(zhàn)爭，有郊野的戰(zhàn)地篝火，有城砦市街，有許多人群，奧地賽出征回來路上，有海有島，有風浪，只覺是像油畫的光影濃重，有光也只是篝火的光。沒有太陽也沒有月亮，沒有張愛玲說的日月山川。
我每想馬其頓的青年亞歷山大在軍隊的前頭騎馬入雅典，他平埃及，滅波斯，東征印度，是古代西方世界一大英雄事業(yè)，然而何以沒有一篇偉大的文章來寫他。原因就在于沒有能把英雄事業(yè)與大自然的無限風景結合在一起。美國電影有亞歷山大的片子，也是沒有日月山川的，成吉思汗也沒有一篇偉大的文學。近代是兩次世界大戰(zhàn)留下的只是事件的報告與追記。
海音寺潮五郎寫歷史小說，受文化功勞賞，我贈以詩：
人事歷然天道疑，英雄無賴有真姿。
女子關系天下計，漁樵閑話是史思。
沒有漁樵閑話里的天道人事，是不能寫大文學的。
希臘的東西是數(shù)學與物理學好，還有是神殿建筑與神像雕刻好。其神話與文學則不好。后世西洋是連建筑與雕刻都變惡了，因為多了個巫魘與力，而把巫魘與力除去了，又只有功利主義。后世西洋的文學也一直沒有好過，像他們的唱歌，都是肉聲。
買了《星座與神話》的圖本來看，希臘的那些神話真是把星星都事件化，俗物化了，還不及中國的講牽牛織女，斗與芭箕，有天上人間的親切，又如說紫微星是帝星，有文星與客星，太白星是主兵氣，與熒惑星化為緋衣小兒在暑夜與眾小兒唱童謠，預兆天下將大亂的話，雖然也是與希臘的星座神話一般的不合科學，但是中國的說著了天道消息。中國的是詩，借星座為興，與科學可以兩不相妨，卻遠比科學更直接說著了大自然。
六
唱平劇最嫌肉聲，可比幾何學不能以實物的點線。文學的句法也必要是法姿。如今流行以白話文譯經(jīng)書與子集，這是對文學的沒有神經(jīng)。文學以字面來表達意思，同時那字面亦是意思。經(jīng)書與子集里的意思，我們今日可以白話文來寫，這寫時就是一個創(chuàng)造，但是不可譯。能知字面亦是意思，即寫小說亦可以是寫的理論，寫哲學亦可以是文學。
自宋儒起，理論的文章遂壞。但元曲明清小說的文章尚灑然，及至民國，出來了新聞體的文字，講義式的文字，與文藝腔的文字，連到小說戲劇與散文的文章亦壞了。
真的音樂家與數(shù)學家有一種高貴，因其可通于天。淫曲狂舞的音樂不算，單為計算的數(shù)學不算。文學是貴人之事。中國是平民亦是貴人，而有此自覺者是士。新聞體的與講義式的與文藝腔的不貴。
中國向來講文章書畫，技巧是匠氣，藝術味是習氣，都是不好的。譬如書法，是要工力深極，而可以技巧亦皆成法姿，這才不是匠氣的了。藝術云云，是譬如日本的神社極美，而當初建筑者與今日來參拜者，皆惟如敬虔與喜氣，有一種天地之初的感覺，想要興起，而若當它是藝術品，就會沉緬落于執(zhí)著了。文學如宋詩與王安石的文章就是最自覺的脫了匠氣與藝氣。
文學是貴人之事，這句話牽涉到大眾化的問題。陶工岡野法世與我說：“只做觀賞用的陶器，會漸漸的窄小，貧薄，至于怪癖，我自己感覺到要多做日常實用的陶器�！彼鼇頍膸赘G都成功，很高興。我去看時，也有碟，他說碟還是以前有一回燒的好。取出家常在用的一只來比，說像這只碟緣的線才是有意思。人世是可以日用的東西一一是個意思的存在，所以都是貴氣的，所以可以平民亦是貴人。文學亦是像這樣的，但不是大眾化就能。在于西洋，文學只有一部新舊約圣經(jīng)最好，但那是希伯萊人的。圣經(jīng)的文學不是為大眾的，亦不是為神父與牧師的。
中國向來說道比術貴，官比吏貴，現(xiàn)在來說是政務官比事務官的地位高，但是禮樂之世，即技術與事務亦可以是法姿，惟行而不知，要知之者才是更貴，文章就可以有這樣的知。不但比陶器，也比音樂與數(shù)學更有這個知。數(shù)學出自無理數(shù)，文章就可以有這樣的知。不但比陶器，也比音樂與數(shù)學更有這個知。數(shù)學出自無理數(shù)，而以數(shù)學的方法不可能求證之，故不能絕對精密。音樂可以做到絕對的音階與舞姿，但是音樂自身不能說明其故。惟文章的造形亦可到音樂所能到的絕對境界，而且能說明其故。因為文章是言，新約有一句：“太初有言，言與上帝同在。”人世文明的總蒂與遍在是禮樂，而文章是其言，所以稱為禮樂文章。文章不止是一家之言，而是眾家之言，它代音樂圖畫雕刻建筑等立言。文章是代天立言，代一個世立言。所以有三樣東西最貴氣：自然貴，禮樂貴，文章貴。文章是覺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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