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彩真相
笑蜀
在當代中國歷史上，1958年是個不平常的年頭。這一年，大躍進正緊鑼密鼓。與急劇惡化的經(jīng)濟形勢相對應，階級斗爭之風愈刮愈烈。
一個北風呼嘯的早上，一隊青年工人肩扛鐵錘鋼釬，從四川省大邑縣安仁公社鋼鐵廠開出，直奔金井村一片叫作“三埂四梁”的開闊地，向坐落在這里的一座豪華巨大的墳塋發(fā)起“總攻”。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聾的爆竹聲和歡呼聲中，“建昌花板”特制的館材終于從橢圓形墓穴里露出了“真容”。只見它寬大堅固，雖已入土十年，仍光亮如新。掀開棺蓋，但見死者仰天而臥，壽衣非常結(jié)實，用刀子戳都很難戳開，棺材中塞了許多蠶絲絨，這時被一把火燒了個精光。熊熊火焰使激動的人群更加無法自持，他們一擁而上，把棺材主人從墓穴中拋出來，拋到雜草叢生的河灘上……
在毀墓過程中，守墓人劉清山尚健在。這位老人出身貧農(nóng)，按說根紅葉正，但他卻完全無法理解毀墓掘尸這一革命行動。固執(zhí)的老人忠于職守，跑前跑后地勸說阻止激動的人群，他當然是白費心思。四天后，又氣又急的劉清山老人便死在了墓旁。
被從墓穴拋出來的是大地主劉文彩。尸首被拋出后，在風雨中一天天腐爛，只剩得幾根白骨。據(jù)說白骨被人用衣服包了，悄悄掩埋在至今未披露的一個神秘的地方。騰出來的上好棺材，被用來安葬守墓人劉清山；繡花鞋和鞋尖上的寶珠不翼而飛，一直蹤影皆無。
九泉之下的劉文彩，就這樣開始了他被“發(fā)現(xiàn)”、被“創(chuàng)造”的歷史。
破土而出的劉文彩，馬上便登臺亮相，成了一具政治恐龍———這恐怕是幾十年來，中國形形色色的政治恐龍中，最奇特、最長壽的一具政治恐龍。．
地主莊園陳列館籌備委員會于1958年11月正式掛牌，籌備工作至此完全走上正軌，每天都有穿中山裝梳分頭的人夾著公文包進出莊園大門，搜集和整理劉文彩資料。經(jīng)過兩個多月的緊張籌備，1959年春節(jié)，地主莊園陳列館開門迎客。
這次開門迎客為非正式展出，共設十九個展室，展出內(nèi)容分為三大板塊，一是奢侈生活，二是官僚、惡霸、軍閥、土匪、封建會門五位一體的社會關系，最后是殘酷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工具、刑具。
奢侈生活方面，布置了劉文彩的中、西式客堂各一間，大小敞廳各一個，劉文彩寢室、劉文彩長子劉元龍寢室、劉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寢室及吸煙室、衣物室、餐具用具室、珠寶玉器室、金銀室、瓷器室、古玩室、字畫室各一間；還布置了所謂“善堂”和“壽堂”。
五位一體的社會關系方面，陳列了據(jù)說是劉文彩生前的來往信件和“大特務魏廷鶴，軍閥田頌堯、湯國華，土匪頭子郭保之，各碼頭舵把子、各地大地主給他送的生前祝壽、死后吊唁、修房子、娶媳婦的匾、對聯(lián)、字畫、用具”。
剝削工具、刑具方面，陳列了大斗小斗、佃戶名冊、賬本、鐵鏈、鐵枷、腳鐐手銬、手槍、手棍刀加快槍、鋼絲鞭、青杠扁擔、血衣等。
劉文彩老公館久負盛名。劉文彩在世，一般人自是非請莫入；現(xiàn)在終于敞開了大門，老公館也就成了春節(jié)游玩的絕好去處。有一萬四千余人前去觀光，鄰鄉(xiāng)鄰縣的觀光客大多步行而來，有的步行竟達百余里。展廳從早到晚都是人聲鼎沸。如此盛況，館方始料未及，不免應接不暇。
雖然如此，據(jù)館方稱，這次非正式展出仍然效果很好。一般觀眾出于好奇前來觀光，“卻懷著憤恨沉痛的心情而去”。展室解說員反映，觀眾在參觀時罵不絕口，“有些老大娘看過劉文彩的刑具、水牢后，在出口處泣不成聲地哭訴、痛罵”。
此次非正式展出持續(xù)五天。五天中從沒有冷場。直到最后一天，雖然淫雨霏霏，仍有不少觀眾遠道而來。館方非常振奮。所有這些莫不顯示出莊園陳列館巨大的政治威力， 人們不能不對莊園陳列館刮目相看。1959年7月29日，陳列館舉辦了最后一次非正式展出， 即于11月8日正式開館�！暗刂髑f園陳列館”門牌請由時任外交部部長的陳毅元帥題寫，沿用至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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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的路上我在夏威夷停留三天，心境有點特別———好像是準備投入戰(zhàn)斗前的清靜修為。住的酒店是純?yōu)橛慰偷�，只有極簡單的商務設施。我一進房間就檢查電話接頭，發(fā)現(xiàn)接不上手提電腦，跑去找商務中心，原來就是前臺的一個信箱，一部傳真機。黑頭發(fā)黑皮膚黑眼睛的夏威夷接待小姐說：“沒有商用設施表示不建議休假時還工作！”我就真的休假了。從來沒有試過連續(xù)幾天斷了業(yè)務聯(lián)系，有點怪怪的感覺，不過倒也不太擔心，全體總監(jiān)們都留在家里看著生意呢。
帶著一身夏威夷的陽光味道回到北京，心情也是新鮮的，正好配合新的里程。
第一件事當然是看久違的報表。報表上顯示的數(shù)字是七天前的。哈，“水表”壞了。請人檢查，結(jié)果是“系統(tǒng)正�！�。不管我信不信，事實是整整七天沒有生意，也就是從我啟程去美國那一天開始，“水表”停了！
“為什么？哪里出了問題？”我從我的總監(jiān)們那里仍不得要領！
我不能接受諸如此類的解釋：
“因為政府機構改革許多項目延遲”———我們本來也沒有多少與政府相關的項目在手！
“洪水災害使得許多項目延遲”———到底是哪些“許多”項目？并不是七天前才發(fā)的水，也不是全中國都停產(chǎn)了啊！
這次，我可不能再囫圇吞下了。既然指望不上應該指望的人，我要自己找出問題！我開始發(fā)狠，從分銷零售渠道的最上游到每個分支每個環(huán)節(jié)，逐個領域、逐個企業(yè)項目、逐個銷售人員、逐個分銷商、逐個……地用放大鏡檢查，問題開始一個個顯現(xiàn)，脈絡根源清晰起來，很多問題都不是新的，而我現(xiàn)在才發(fā)現(xiàn)！
在發(fā)狠檢查營銷渠道的同時，我每天夜里痛苦地檢查自己，我自己都做錯了什么？來得及修復嗎？還是我能力根本做不到？這么多的問題我為什么要等到危機來臨才想到去發(fā)現(xiàn)？
我回想，為能盡快地融入微軟，我不帶“自己人”單人獨騎地來了，先作“安撫”，聲明“希望與現(xiàn)有的隊伍精誠合作，沒有做大調(diào)整的想法”，我希望人心穩(wěn)定，希望被真正接受。我小心翼翼時刻提醒自己要溫和，不要太強勢；每每在想刨根問底或發(fā)表見解之前先要小聲問自己： “這是不微軟的風格？是不是太‘IBM’了？”我想把從前的文化烙印抹掉，把從前的自己全部打碎，再融入這里。
我實際上已是太不自然，我在扭曲我本來非常鮮明的自我風格，我本來突出的正確判斷、迅速決斷的能力被大打折扣，我也常常不再相信我本來敏銳的“感覺”�；仡^看看，覺得自己更像個新進門的童養(yǎng)媳，心態(tài)上根本不是個總經(jīng)理。不錯，我在較短時間內(nèi)贏得了大部分團隊的接受甚至喜愛，那是因為我刻意用“最可愛”的側(cè)面去贏得大家。我根本沒有掌握最重要的核心管理層！
幾天下來，隨著深入問題看得越來越清楚。我痛苦地對自己承認：我用五個多月得到的只是表面的業(yè)務了解，沒有深度的理解也就不具備掌握全局、指揮隊伍的能力，就沒有真正的權威。我小心翼翼對我的經(jīng)理們，不得要領就不再深究，告訴自己要放心、要信任、要放權。
我有了一個要永遠記住的原則：“放權”，只有胸有成竹，有能力駕馭全局的統(tǒng)帥才夠資格說“放權”，否則就是不負責任，甚至是玩忽職守。
我已經(jīng)錯在太患得患失，到現(xiàn)在沒有能夠獲得駕馭全局的能力。但是，我仍相信我有能力修復，我要把已成頹勢的局面扭回來，這比駕馭和平的全局要難得多，我非做到不可！我要承擔起責任，做回我自己。微軟既然挑選了我，也應該能接受我的作風。
我按我的作風我的風格動作起來。
8月19日（何等的諷刺： 我們“團結(jié)、勝利的大會”剛剛開過一個月�。�，我召開了一個緊急營銷會議，所有的市場銷售人員都參加，不光是總監(jiān)。我告訴大家，我們的業(yè)務狀況現(xiàn)在是真正的危機狀態(tài)，全體進入非常時期。要求每個人要“非�！毙袆悠饋�，必須“非常”———因為我們的常理出牌已經(jīng)輸了！所有行動要圍繞當前的最高優(yōu)先：銷售業(yè)績！生意！“水”�。ㄈ﹦⑽牟收嫦啵ㄟB載二）笑蜀
一部莊園陳列館館史，就是劉文彩不斷“變臉”的歷史。
1960年，溫江專區(qū)指示大邑在地主莊園陳列館辦階級教育展覽點，負責展覽設計的美工舒志斌連夜布置了十個展臺，地委宣傳部馬部長看了翹起大拇指，決定把整個專區(qū)的階級教育點都轉(zhuǎn)移到這里。隨即在全區(qū)范圍調(diào)集美工，由馬部長親自指導，進行大規(guī)模改館。馬部長最欣賞的是“吊打冷月英”、“坐老虎凳”、“槍殺農(nóng)民”、“關水牢”等四臺蠟鑄模型。馬部長認為蠟鑄模型這種宣傳形式很好，是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的有機統(tǒng)一。但只有四臺，氣魄不夠，必須追加。便在地委宣傳部直接指導下，創(chuàng)作了“買飛田”、“高利盤剝”、“狗道場”、“吊打農(nóng)民”、“氣槍殺人”、“背磨沉水”、“亂石砸人”、“割耳”、“無償勞役”、“謀害長工” 、 “坐老虎凳”、“強奸婦女”、“活埋”、“殘殺幼兒”、“冤殺”、“逼租殺人”、“審訊肖汝林”等十七臺真人大小的蠟鑄模型。開館初以劉文彩的奢侈生活為主要展覽內(nèi)容，展品大多為實物。
1960年改館增加了兩個展出重點，增加的第一個展出重點十七臺蠟鑄模型———陳列館館志稱，這些蠟鑄模型“集中了許多家地主的罪惡，用藝術手法表現(xiàn)出來”。
至于稍后推出的另一個展出重點《百罪圖》，更是連名字都取作劉家地主《百罪圖》。劉家地主《百罪圖》一百多個例中，以劉文彩為主犯的例不足百分之四十，其余案例大多以劉氏家族其他成員為主犯。
很明顯，改館之后，整個劉氏家族都被列成了政治恐龍，無論老少，無論死活，無論在朝在野。劉氏家族事實上成了恐龍家族。
如果說參展的莊園文物和17臺蠟鑄模型就史實角度講不乏水分，《百罪圖》同樣經(jīng)不起史學邏輯的推敲———絕大多數(shù)案例是在明知沒有可靠的人證物證的情況下展出的。筆者在莊園翻檢了《百罪圖》的全部原始檔案，絕大多數(shù)案例的原始檔案沒有受害人或知情人的口述筆錄；偶有受害人或目擊人口述筆錄的，也基本上沒有旁證。創(chuàng)作劉家地主《百罪圖》的基本指導思想就兩個字：“煽情”�！栋僮飯D》問世之前，“辦館者想的只是如何各種手段激起參觀者的階級仇恨”。案例的基調(diào)自然在愈殘忍愈好、愈恐怖愈好、愈凄涼愈好。重要的是如何聳人聽聞，事實真相無足輕重。
1961年元旦，地主莊園陳列館以嶄新的姿態(tài)向社會開放。用陳列館館志的話來講，這里的莊園陳列館“真是陰森可怖，凄凄慘慘”。絕大多數(shù)觀眾都是邊看邊哭，展廳從早到晚哭聲一片。有人忍不住提出質(zhì)疑：這是否太恐怖了？因此反映比較強烈，有關部門不能不召開會議，討論陳列館發(fā)展方向。會上兩種意見展開了激烈交鋒。持前一種意見的人說：“現(xiàn)在的陳列室太陰森恐怖了�！背趾笠环N意見的人馬上反駁： “舊社會比這還要恐怖！ ”雙方相持不下，爭論沒有結(jié)果。雖然如此，“后一種意見實際上成了辦館的主導思想�！标惲袃�(nèi)容與歷史真實的距離也就愈來愈大。
在堅持展品應以后人創(chuàng)作為主的一派看來，他們夠緊跟形勢了，夠革命浪漫主義了。但計劃沒有變化快，他們無論多么敏捷，面對瞬息萬變的政治氣候，還是跟不上趟。
更大規(guī)模的改館始于1964年春。莊園陳列館是“階級斗爭的前沿陣地”，所以，“階級斗爭”愈升溫，莊園陳列館地位愈顯赫，展覽設計主持單位的變化就反映了這一點———開館初的展覽設計由大邑縣委主持，第一次改館由地委宣傳部主持，1964年改館則設立改館委員會，以省文化局局長為主任委員。改館委員會從省博物館、省手工業(yè)管理局、溫江地區(qū)以及成都、宜賓、南充抽調(diào)了從事陳列展覽、美術裝潢的專家一百多人到大邑地主莊園，組成一支空前龐大的改館隊伍，對展出內(nèi)容重新布局。整個展館分為五大板塊：一，序館；二，劉文彩罪惡生活現(xiàn)場復原；三，劉文彩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手段，所謂“新意”集中體現(xiàn)在最后兩個板塊，一為農(nóng)民的反抗斗爭，“張二嫂怒砍丈田弓”等八臺石膏像就用在這個板塊；次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主要列舉建國后大邑“階級斗爭”的具體“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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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改館則徹底“解放思想”，打破了過去的“條條框框”，“革命浪漫主義”完全不受任何約束地縱情馳騁�！皩嵨铩彼嫉谋戎乇粔嚎s到了最低限度，純粹是“革命浪漫主義結(jié)晶”的雕塑作品鋪天蓋地。第二次改館之后的展出內(nèi)容，也就無法從史學角度去推敲了。改館之后地委宣傳部部長的批示非常簡明扼要：
“現(xiàn)設計想法對，真人真事不必要�！�
在莊園陳列館所有贗品中，知名度最高、對時局影響最大的，莫過于“水牢”。
水牢解說詞稱：
在劉文彩的佛堂側(cè)近一個角落里，秘密修建了水牢。據(jù)說，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殺害了。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難估計。
那時，這個人間地獄里灌滿了水，尸骨堆積，冰冷刺骨。腥臭難當。牢里還有一個囚人的鐵籠，上下四周密布鐵刺和三角釘，被關進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
省人民代表、勞動模范、共產(chǎn)黨員冷月英同志是僥幸從水牢里活著出來的僅有的一個人。
略知劉文彩的讀者，都不會對“冷媽媽”冷月英的大名感到陌生。劉文彩被定義為舊中國地主階級的總典型，“冷媽媽”冷月英則被定義為舊中國受苦農(nóng)民的總典型。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說，據(jù)稱是在1951年。那年的一次會議上，冷月英聲稱：“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劉伯華五斗租谷，剛生孩子三天，就被蒙上眼睛拋進了劉家水牢關了七天七夜……”但冷月英并沒有明確認定，她坐的一定是劉文彩的水牢。1954年元月，大邑縣在縣文化館舉辦“農(nóng)業(yè)合作化”展覽，以實物模型為主，配以圖片解說�！熬唧w籌辦這次展覽的同志將冷月英受地主剝削壓迫，被關‘水牢’這件事典型化以后，納入這個展區(qū)的主要內(nèi)容。為了使展覽內(nèi)容更突出、動人，具有說服力，他們根據(jù)地主劉伯華是劉文彩的親侄兒，是劉氏家族這個根，提出‘冷月英坐劉文彩家水牢’的設計方案�！边@個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門的認可，籌辦人員就按“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劉文彩關在水牢受苦的慘景”的設想來“布景”。劉文彩水牢在當?shù)厝死锫勊绰�，引起極大轟動。
劉文彩水牢就這樣橫空出世。1958年階級斗爭升溫，莊園陳列館建館，主管部門哪肯錯過劉文彩水牢這個絕好的素材呢？便全盤照搬1954年制作的劉文彩水牢模型，并給本來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鐵囚籠、三角釘?shù)刃叹撸约把�、血手印，然后向社會開放，以它無聲的恐怖接待來自四面八方的觀眾。冷月英也開始由愛國模范勞動模范一變而為“階級斗爭活教材”，到處聲討劉文彩的滔天罪行。
冷月英文化程度不高———勉強能夠識字斷文。但她很有天賦。演講稿雖然不是出自她的筆下，她卻不但可以倒背如流，而且演講時能馬上進入角色，簡直是字字血，聲聲淚。她在臺上邊講邊哭，哭得像個淚人兒。臺下聽眾也大多哭得直不起腰。會場中不斷響起“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的口號，手臂如林。
文革十年，是“冷媽媽”冷月英同志一生中最忙碌的十年。她常常坐著專車，到部隊、 機關、 學校、廠礦、農(nóng)村作“憶苦思甜”報告，到水牢、“雇工房”、“收租院”等處現(xiàn)身說法。每次登上主席臺，她面前總放著一個印有“把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搪瓷缸。她先喝口水，然后從容不迫地從身邊的黑色手提袋中取出那份長達一萬一千字的演講稿，望一眼臺下。這時臺下就會響起雷鳴般的掌聲和口號聲。到文革后期，邀請“冷媽媽”冷月英同志作報告的單位實在太多了，“冷媽媽”冷月英同志簡直是應接不暇。直到1977年，這種局面才告終結(jié)。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冷媽媽”冷月英同志在省內(nèi)省外所作的“憶苦思甜”報告近千場，聽眾則多達百萬人次以上。
文革結(jié)束后，中國由“階級斗爭為鋼”轉(zhuǎn)到“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作為“階級斗爭活教材”的冷媽媽也就永遠地失去了講壇。
（三）
“冷媽媽”冷月英尚未告別人世時，水牢問題已經(jīng)鬧得沸沸揚揚。
其實，水牢一經(jīng)問世就成了問題。只不過在政治高壓之下，這個問題沒法展開。對水牢信以為真的實際上始終都是局外人；知情人從來不承認有什么水牢，從來沒被說服。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思想解放的大潮席卷中國，不可避免地也要席卷莊園陳列館。在過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陳列內(nèi)容，現(xiàn)在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公開質(zhì)疑。而在所有陳列內(nèi)容中，爭議最大的就是劉文彩水牢，為此，1981年開始，陳列館派出專人，采訪了70多名知情者，翻閱了大量文史、檔案資料，對“水牢”刨根究底。
經(jīng)過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證一個也沒找到，物證同樣不見蹤影。始終查無實據(jù)，莊園陳列館這才鼓起勇氣，向主管部門送呈《關于“水牢”的報告》。內(nèi)稱：
……綜合我們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據(jù)的。
后來有記者找到“冷媽媽”冷月英，冷月英還是拒絕正面回答問題。情急之下脫口而出：“你們追著我問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樣講的，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要問，你們問縣委去！”
1988年，四川省委宣傳部、四川省文化廳終于下達了“水牢恢復為鴉片煙庫原狀”的復函。
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鐵籠搬走了。有關水牢的一切印記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凈凈。地下室門口一塊木牌，上書四個大字：“鴉片煙室”。
和水牢同時隱退的另外兩個“革命浪漫主義結(jié)晶”，是所謂“刑具室”和“行刑室” 。風水墩側(cè)面有排房子，共5間。靠近佛堂的第一間房原本是莊園放年貨的地方，開館初掛牌為“年貨室”，無展出內(nèi)容。1976年，為配合“水牢”、“地牢”的展出， 辟為“刑具室”。其余4間房原本是劉文彩放瓷器的地方，這時也布置成“行刑室”。“刑具室”有5個畫板，第1個是腳鐐手銬；第2個是鋼刀手杖；第3個是殺人祭劍； 第4個是青杠扁擔；第5個是彈簧鋼鞭。這5個畫板是將所謂“實物”固定在版面上，輔以文字說明�！靶行淌摇标惲兄白匣⒌省薄ⅰ氨郴鸨丑�、“吊打” 等3組表現(xiàn)農(nóng)民受劉文彩酷刑折磨的泥塑，墻上掛滿了繩索等刑具。文革結(jié)束后，許多觀眾也敢于質(zhì)疑“刑具室”和“行刑室”的真實性了：如此恐怖之處竟與劉家風水寶地一墻之隔，與書房比肩而立，合乎情理嗎？解說詞稱，“行刑室”天天有受刑者慘叫，似此，劉家老少如何祭祀祖先？后來經(jīng)過考證：莊園中從無刑堂之設（5百米外的安仁鄉(xiāng)公所就有監(jiān)獄） 。于是，隨著水牢、地牢的隱退，陳列館也告別了“刑具室”和“行刑室”，而恢復為“瓷器室”和“年貨室”。
1964年改館給莊園陳列館帶來了空前繁榮。 從開館到1962年3年間，莊園陳列館接待的游客共62萬人次， 而在第2次改館之后，莊園陳列館接待的游客每天都有數(shù)萬之眾，陳列館每天都是人頭攢動。
面對空前繁榮，主管部門固然有一種成就感，但更多的還是危機感、緊迫感。
1964年秋，莊園陳列館負責人提出用民間泥塑形式再現(xiàn)當年農(nóng)民交租情景的建議，省文化局特事特辦，調(diào)派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教師趙樹桐等組成《收租院》創(chuàng)作組。一干人馬于6月初開到安仁。
創(chuàng)作《收租院》一經(jīng)定案，就被當作四川文化界的頭號重點工程，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稍有差錯就是政治事件，誰敢掉以輕心？
和制作蠟鑄模型、《百罪圖》、“水牢”的指導思想一樣，創(chuàng)作《收租院》的指導思想也是“階級斗爭為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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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租院》由省委宣傳部和省文化局制定的創(chuàng)作宗旨是：既要表現(xiàn)農(nóng)民的悲慘生活，也要表現(xiàn)他們的不屈和反抗；既要表現(xiàn)地主階級的兇惡殘暴，也要表現(xiàn)他們的虛弱和恐懼。
在總體設計的指導下，創(chuàng)作人員把《收租院》分成“交租”、“驗租”、“算賬”、“逼租”和“反抗”四大板塊。然后進行分段設計。每段從中心思想、情節(jié)到人物形象的塑造， 都是依靠集體力量�！妒兆庠骸�114個人物可以說沒有一個是誰獨立完成的。
創(chuàng)作過程歷時四個半月。1965年國慶，大型泥塑《收租院》正式對外開放。劉文彩收租現(xiàn)場118米空間布滿了黃色雕像，個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如果撇開其“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內(nèi)涵，純就藝術角度而言，泥塑《收租院》還是有一定審美價值的�！暗袼芙绲拇蟾锩碑敃r成了藝術家、政治家評價《收租院》的口頭禪。
為了進一步擴大《收租院》的政治影響，主管部門決定，組織《收租院》進軍北京。12月24日，由部分原作者和北京、天津一些雕塑家共同復制的《收租院》群雕在中國美術館公開展出，《收租院》熱至此進入高潮。僅僅過了三天，即到12月27日下午，《收租院》門票就已預定到1966年2月底。
轟動北京，實則是轟動權力核心。中國美術館冠蓋云集，前來一睹《收租院》風采的高級干部成群結(jié)隊。
隨著《收租院》在中國文藝界霸主地位的確立，《收租院》主角劉文彩的“中國幾千年地主階級總典型”的身份也得到正式確認，歷史上的皇帝只能做他們所在的那個朝代的地主階級政治上的總代表，偏遠的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zhèn)的一個土老冒，卻可以壓倒歷代梟雄，雄踞中國三千年罪魁榜首。
地主莊園陳列館，在極左政治達于巔峰之時，即在文化大革命中差點遭致滅頂之災，差點被它自己呼喚出來的極左狂飆所吞噬，這是主管部門做夢也不會料到的。
陳列館歷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到來了。
最早受到紅衛(wèi)兵小將拷問的是莊園陳列館的名號。小將們一見到陳毅元帥手書的門牌，便大為光火：“竟敢叫地主莊園陳列館！這不是給劉文彩辦紀念館嗎？”就地開了一個聲討會。莊園陳列館只好立馬改正，易名為“四川省大邑縣階級教育展覽館”。初戰(zhàn)告捷的紅衛(wèi)兵小將更加斗志昂揚。登堂入室，公開展出的五個館全遭到紅衛(wèi)兵大字報地毯似的轟炸。
劉文彩的“看守人” 被打翻在九地之下，1971年8月30日，四川省革委會批準了“關于整頓大邑階級教育展覽館的意見”。
大改之后的劉文彩，其形象更為荒誕不經(jīng)。最荒誕的是對劉文彩結(jié)局的處理。劉文彩本來因肺病死于成都，1964年改館卻說劉文彩是被人民革命的勝利進程嚇死的。豈料“嚇死”說遭到紅衛(wèi)兵的嚴厲批駁。四川醫(yī)學院幾位紅衛(wèi)兵就在大字報中指出：“整個展覽館有幾處都提到劉文彩是解放前夕被嚇死于成都，這種說法極端錯誤。他是怎樣死的，就應該如實揭發(fā)出來，而決不可能被嚇死。一個頑固的、反動到極點的大惡霸地主決不會一嚇就死�！庇谑牵妒兆庠骸吩黾拥摹段溲b斗爭迎解放》一組塑像中，作為“勝利結(jié)局”的高潮，安排了劉文彩被槍斃的情節(jié)。
劉文彩就這樣“變”個不休，只不過他的“變臉”并非自主，而是別人操縱的。他不過是一具表演“變臉”絕招的政治木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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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彩的先祖都是普通小農(nóng)，沒留下什么口碑。孰料到了民國時期，風云突變，劉氏家族群雄并起，給小鎮(zhèn)安仁平添了萬種風情。
劉湘（即劉元勛）是劉氏家族第一顆將星，官至川軍總司令、國民黨第二十一軍軍長、四川省政府主席。1938年率部出川抗日，不幸舊病復發(fā)，殞于漢口。國民政府明令褒恤，追贈一級上將，并在成都南門外武侯祠側(cè)舉行國葬典禮，其陵墓所在地辟為“甫澄紀念公園”。劉湘是公認的抗日愛國將領，殞后哀榮備至。
那么，劉文彩的早年經(jīng)歷究竟是怎樣的呢？
據(jù)劉文彩后裔回憶，劉文彩早年因家貧失學，在家照看小弟文輝。
年齡稍長，劉文輝到劉家祠堂讀書，劉文彩負責陪送，跟著弟弟哇里哇啦，算是揀了幾個字。一年半載之后，劉文輝能夠自己上學了，劉文彩的陪讀生涯也就到了頭。那時他已經(jīng)是半大不大的小伙子了，父親劉公贊不能不為他考慮出路問題。劉公贊幾個兒子，或充士，或務農(nóng)，或做工，他心想，要是劉文彩能經(jīng)商，開爿門面，士農(nóng)工商不就樣樣齊全了嗎？而且劉文彩雖學識不多，但不乏機敏，經(jīng)商未必會處下風。就讓他農(nóng)閑時走街串巷賣燒酒。跑了幾年，劉文彩入了門，便與族中別的人家合資開辦燒酒房。燒酒房而外，還曾與劉湘父親劉文剛合營水碾一座。
亦農(nóng)亦商，離鄉(xiāng)不離土，這就是劉文彩早年經(jīng)歷的大致情形。他的這段早年經(jīng)歷對他一生的影響至深且巨———對下層隱情、 江湖內(nèi)幕一覽無余。 其長成后操“十萬兄弟伙”于股掌中，就不單是憑借乃弟劉文輝的權勢，也是憑借他早年的摸爬滾打。
劉氏家族的政治巨艦，艦長無疑是老幺劉文輝。撇開劉文輝，劉氏家族和劉文彩個人的歷史都將無處落筆。
劉文輝生于1895年。老來得子，劉公贊對他寵愛備至。所以劉文輝自小就“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他確實卓爾不凡，成績一直遙遙領先。十三歲冒充十六歲報考成都陸軍小學，就試時對試題一片茫然。但他并不著急，而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另發(fā)議論———
欲強國必先練兵，兵不強則不能御外侮，將兆瓜分之禍。裕國必先富民，富民之道在興工固農(nóng)，救民之道在因勢利導……
離題萬里，夸夸其談。校長拍案稱奇，特召面試，果見品貌不俗，當場破格錄取。后來保送西安陸軍中學，繼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17年畢業(yè)時，軍閥混戰(zhàn)的烈焰正狂吻大江南北。
畢業(yè)回川，便到成都拜訪劉湘。
此時的劉湘，已升任川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在四川政壇初露頭角。劉湘對一表人才的劉文輝確實贊賞有加，盛情款待。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不肯安排劉文輝在自己麾下，一紙引薦信，把劉文輝支到了樂山。
劉湘的面子起了作用。劉文輝剛到樂山，就被川軍第八師師長陳洪范委為二十九團二營營長。陳洪范很快發(fā)現(xiàn)，他沒用錯人，過了一年，再給劉文輝提了一級。劉文輝扶搖直上，畢業(yè)不到三年就當了團長，升遷之速，川軍中絕無僅有。
1920年5月24日， 夏麥登場時節(jié)，川軍發(fā)起驅(qū)逐滇軍之戰(zhàn)。劉文輝部進入作戰(zhàn)序列，其指揮有方，令軍長劉成勛贊嘆不已，不和陳洪范商量，就徑直封劉文輝為少將銜獨立旅旅長。
與此同時，劉湘升任川軍第二軍軍長。劉文輝是打著陳洪范的旗號去宜賓的。劉湘有意再拉他一把，遂委任劉文輝為川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劉文輝完全脫離陳洪范，自立門戶，開始了他的軍閥生涯。
自承風華正茂，劉文輝高視闊步，壯志凌云。他決心進而統(tǒng)一全川，為此他制定了如下規(guī)劃：一是廣開門路結(jié)交朋友；二是養(yǎng)賢納士儲備人才；三是購買軍火擴大隊伍。但無論多么美妙的規(guī)劃，沒有錢，仍不免是空中樓閣。劉文輝需要有人專門為他聚斂錢財。用外族人劉文輝放心不下。五哥劉文彩則不僅從商多年，有經(jīng)紀之“奇才”；且交游甚廣，在江湖呼風喚雨。就情就理，“聚斂大員”都非劉文彩莫屬。劉文彩因此走出市井，走進軍閥混戰(zhàn)的滾滾濁流，與劉文輝并肩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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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彩到宜賓是1922年冬，即接任敘府船捐局局長。1925年，劉文彩升任敘府百貨統(tǒng)捐局局長，兼四川第四十二區(qū)煙酒專賣局局長。劉文輝收編楊森殘部，實力大增，防區(qū)由宜賓一隅擴展到樂山、眉山、仁壽一帶。年僅三十歲，即身兼全省軍務幫辦、第九師師長并兼領第三十一師，地位僅次于四川頭號軍閥劉湘。為了盤踞四川腹地，1925年底，劉文輝將幫辦公署、第九師師部設于成都，劉家軍精銳亦隨之移駐川西。敘府城防交給第六混成旅旅長覃筱樓，行政財政諸權則盡落劉文彩之手。劉文彩自此獨當一面。兄弟倆天各一方，但卻“天涯若比鄰”———他們之間有條專用電話線，每天至少通話一次。
捕虎設阱，馭牛加軛，這便是所謂權術。劉文彩《三字經(jīng)》都沒讀完，按說不懂什么治亂之道，對權術卻能無師自通。
運用各種手段，聯(lián)合各種力量，劉文彩從無到有，建立了自己的班底。無論文還是武，無論商還是政，也無論廟堂還是江湖，都有劉文彩的觸角在延伸。群從昆弟，咸據(jù)要津，號令一出，莫不風從。群雄拱衛(wèi)之下，劉文彩盤踞敘府之勢，自難移易。有他盤踞劉文輝部隊最重要的財政基地，劉文輝才能毫無后顧之憂，從容坐鎮(zhèn)成都，與其他“軍頭”斗智斗勇。劉文輝對其五哥的“政績”非常滿意，因而不斷地委以重任。數(shù)年之間，劉文彩由敘府船捐局局長而敘府百貨統(tǒng)捐局局長，而敘南護商事務處處長，而川南水陸護商總處處長，而川南水陸禁煙查緝處處長，直至川南稅捐總局總辦。宜賓等十三個敘府轄縣，全部歸劉文彩主治；二十四軍防區(qū)的其它數(shù)十縣，所有稅收一律送繳“川南稅捐總局”轉(zhuǎn)解；各縣對“川南稅捐總局”均用呈文；各縣征收局局長、禁煙查緝處處長等財政要員的任免經(jīng)劉文彩認可才算有效。實際上，劉文彩的轄區(qū)并無一定，二十四軍軍旗插到哪，他的權杖就指到哪。二十四軍防區(qū)凡與聚斂錢財相關的要職，集于劉文彩一身。為劉文輝家族集團聚斂政治經(jīng)費和戰(zhàn)爭經(jīng)費，就構成劉文彩十年宦海生涯的主要職責。
劉文彩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卻仍然不能在敘府一手遮天。因為，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權柄———軍權———沒有到手；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人物———敘府城防司令、二十四軍第六混成旅旅長覃筱樓———沒有降服。
覃筱樓，四川屏山人，出了名的流氓大亨。覃在敘府百無禁忌，為所欲為。第六混成旅成了穿制服的惡棍。
劉文彩覃筱樓積不相能，敘府因此暗潮迭起。
最激烈的交鋒則在經(jīng)濟利益方面。替劉文輝集團聚斂錢財是劉文彩的主要職責，敘府這塊大蛋糕當然不容他人染指。覃筱樓卻明知故犯。其太太和軍需處長羅呂三、副官黃云章、曾鑄九，都是敘府最大的“軍倒”，經(jīng)常水運大批煤炭、香煙等緊俏物資到敘府倒賣。水運物資都要抽稅，但每當劉文彩的護商隊檢查覃筱樓的船只，準備課稅時，覃筱樓即派一連兵力荷槍實彈跑步趕到碼頭，強行提貨，一文稅金不交，劉文彩的護商隊只有干瞪眼。
1927年的一天，覃筱樓到成都出差，賭癮復發(fā)，便于當天晚上，與成都三大軍頭之一的二十八軍軍長鄧錫侯在三軍統(tǒng)率辦事處挑燈大戰(zhàn)。但他仍舊技不如人，一夜之間，竟輸了整整二十七萬大洋，創(chuàng)造了四川近代賭博史的一大奇觀。他自己也沒想到會輸?shù)竭@種田地，錢沒帶夠，只好將隨身攜帶的若干箱鴉片、數(shù)萬斤硝磺折價抵押；還不夠，便向裕通銀行總經(jīng)理文和笙借了五萬大洋。覃筱樓在賭場上一貫屢戰(zhàn)屢敗，但敗得這樣慘則是生平第一遭，又氣又急，第二天天沒亮就火速趕回敘府，把部隊拉出來，沿街挨戶連搜帶搶，一時雞飛狗跳，天怒人怨。劉文彩“龍顏”大怒：這不但糜爛地方，也是公開抽他的耳光。本來是萬難容忍，但覃筱樓已經(jīng)紅了眼，在這種情況下出面攔阻只會逼出個狗急跳墻。萬難容忍卻又不能不忍，劉文彩如鯁在喉。
經(jīng)過這番刺激，劉文彩不滿足于單單控制敘府民團。必須擁有正規(guī)武裝，才能高枕無憂。就去成都向劉文輝訴苦，要求在宜賓組建軍隊，終獲劉文輝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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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箭在手，劉文彩不稍遲疑，立即設法購置槍械。
1927年，經(jīng)覃筱樓引薦，劉文彩結(jié)識了出生于宜賓縣曹場的投機商劉玉山。在上海的四川人都把劉玉山叫作“劉大王”。他在上海的后臺是杜月笙的大徒弟楊嘯天，四川軍閥更是大多與他稱兄道弟。
劉玉山極力籠絡四川政要，對劉文彩當然也不會放過，尤其是聽覃筱樓說，劉文彩手中積存了大批公土，對劉文彩就更心馳神往了，迫不及待地找上門去，勸劉文彩把積壓的公土制成嗎啡，叫他帶到上海高價售出，再為劉文彩購回輕重武器。這正中劉文彩下懷，兩人一拍即合。
世故很深的劉文彩，最初每天只生產(chǎn)三五擔。過了一些時日，確實賺了些錢，才放下心來，每天產(chǎn)量增加到十擔以上。所有貨款均由劉玉山代購短槍。全是比利時、英國、德國造的短槍，簇新簇新的。
劉玉山用的是誘敵深入之計。最初很講信用，嗎啡成交快，售價也高，讓劉文彩嘗了些甜頭。每次回敘府，還要給劉文彩送禮，而且送的都是厚禮。有一次竟花費數(shù)千元買了部當時最豪華的轎車送上門，親信說他出手太鋪張，他只一笑，說：有什么關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劉文彩覺得劉玉山豪爽慷慨，而且有本事，越來越欣賞他，甚至完全消除了戒心。交付的嗎啡因此越來越多，并一再請求劉玉山代購一些重武器。等到劉文彩完全上鉤，劉玉山就不那么客氣了，貨款壓一筆又一筆，重武器更是連影子也沒有。真?zhèn)�強中還有強中手，劉文彩商海生涯幾十年，什么樣的風浪沒見過？卻仍然被劉玉山扎扎實實地玩了一把。劉文彩和劉玉山合作，是覃筱樓牽的線，劉文彩不能不懷疑覃筱樓一開始就居心不良，對覃更恨得咬牙切齒。
雖然吃了大虧，劉文彩也不是一無所獲。劉玉山代購的大批短槍，在當時算是精銳武器。1929年劉文彩就任“川南水陸護商處處長”，馬上用這批武器組建了護商大隊和手槍連。
1930年春，劉文彩正式組建二十四軍第十八團，自兼團長，1931年下半年，劉文彩又組建二十四軍第四十一團。所需武器，全部由劉文輝撥付。主要軍官也由劉文輝從成都軍校畢業(yè)生中選派。
組軍至此告一段落。遂由劉文輝發(fā)布命令，成立“二十四軍敘南清鄉(xiāng)司令部”。1932年1月15日， 劉文彩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將司令”的寶座。劉文彩在敘府組建正規(guī)武裝，對覃筱樓構成直接威脅。兩強相爭，必有一傷。劉文彩位高權重，又是“皇親國戚”，覃筱樓與他斗法，誰勝誰負一望可知。第六混成旅因此軍心浮動。為了給自己留條后路，許多軍官或直接或間接與劉文彩暗通款曲。連第六混成旅主力團團長、早在川滇邊界流竄時就已經(jīng)是覃筱樓結(jié)拜兄弟的蔣東海，也“身在曹營心在漢”。覃筱樓眼看就要淪為光桿司令，絕望之余，派人行刺蔣東海，以求殺一儆百。殺手毛炳榮在敘府石灰巷設伏，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殊不料蔣東海機警過人，聽見異響回身就跑。兩個弁兵反應慢了半拍，被當場擊斃，一個從戲院出來到巷子里小解的打鼓匠也遭誤殺。蔣東海人高腿長，殺手追到咸熙街便再見不到蔣的影子。這一下覃筱樓非但沒能殺一儆百，反而偷雞不成蝕把米。蔣東海一跑跑到了劉文彩家里，當晚劉文彩就用電話向劉文輝通報此事。第二天蔣東海又親往成都控告覃筱樓。事態(tài)惡化到這種地步，再不作出決斷，必定禍起蕭墻。劉文輝只好割愛，托人帶信，要覃筱樓自動離職。
斗倒了覃筱樓，劉文彩聲名鵲起。敘府的軍政財大權歸他一人把持，人莫予毒。這是他一生中的鼎盛時期。
劉文彩的確是賺錢能手。
剛到敘府，因為是初進官場，百端待舉，劉文彩無暇他顧，以致太太楊仲華和管家都認為“五老爺再不想做生意了�！钡珜嶋H上，劉文彩對其“經(jīng)紀奇才”未曾一日忘懷。日常行政剛剛走上軌道，他就一下子拿出五萬大洋，興辦他的第一家企業(yè)———“義和”銀號。太太楊仲華說他拿錢打水漂，氣得幾天吃不下飯。但劉文彩很快掌握了金融謀略，僅僅兩年時間，五萬元本錢就翻了好多個滾，回到了劉文彩的錢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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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生意興隆，業(yè)務繁忙，1925年，劉文彩又將“義和”改為“人和”，“人和”規(guī)模極為龐大，“義和”時代本金最高不過十萬元，人和開張本金即突破百萬， 并且很快攀升到一千萬； 到劉文彩撤離敘府時已積累到二千余萬元。早期“人和”是正常經(jīng)營，以存款、放款和匯兌為主要業(yè)務，兼做一些貿(mào)易。
但是，劉文彩的“陽光生意”沒能做多久，隨著政壇風云的急劇變幻，劉文彩的經(jīng)營性質(zhì)發(fā)生了根本變化。
在中國所有軍閥中，蔣介石最強勁的對手不是劉文輝，但最難纏的軍閥則非劉文輝莫屬。
劉文輝反蔣有他的思想淵源。1920年他不過一旅之眾，一個縣的防地。不出十年，竟發(fā)展到七個師、二十多個旅，兵員在十四萬以上，防地達八十一縣，幾乎占四川大半，而且多屬人口稠密、物產(chǎn)富庶之區(qū)，無虞兵源軍需。從來少年氣盛的劉文輝，這時更躊躇滿志。他曾盛氣凌人地宣稱：“我們要有遠大目標，我們的路要分幾步走。先要統(tǒng)一四川，后要問鼎中原。事在人為，人定勝天�！笔Y介石力圖鏟除地方勢力，真正一統(tǒng)天下。1929年的全國編遣會議，將“削藩”聲浪推向巔峰�；蜃詣咏獬溲b，或拒不從命而成為“討逆”目標，地方實力派的選擇似乎只有這樣兩種。自動解除武裝不是劉文輝的風格，即便劉文輝沒有問鼎中原、取蔣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在蔣介石強大的“削藩”攻勢下，僅僅為了守城，也必須與蔣介石對抗。
1930年3月， 中原大戰(zhàn)爆發(fā)，劉文輝赤膊上陣。反蔣必須擁汪，劉文輝別無選擇。汪精衛(wèi)剛從法國回到香港，劉文輝即派秘書羅承烈前去輸誠；繼又贈汪一筆活動經(jīng)費。 同年7月，汪精衛(wèi)從香港抵達北平，組織政府，即推選劉文輝為“國民政府委員”及“第七方面軍總司令”。劉文輝惟恐附后落后，派代表北上與閻、汪直接聯(lián)系。接著劉文輝找僚友胡子昂密商如何反蔣聯(lián)汪。劉對胡說：“此刻中原大戰(zhàn)正在進行，蔣介石集中力量對付馮、閻，如果現(xiàn)在出兵進攻武漢，配合馮、閻，將使蔣介石首尾不能兼顧，可以迫其下臺。我知道你對蔣介石不滿，敢不敢一道出來反對蔣介石？”胡允諾，劉說：“好！我兩兄弟就這樣干。”劉、胡授意下，9月6日，二十四軍討蔣檄文通電全國，史稱“魚電”。
此番討蔣又歸失敗。
劉文輝反蔣，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劉氏家族的集體行為。劉文輝贈汪精衛(wèi)那筆活動經(jīng)費，二十萬大洋之巨，全部出自劉文彩私囊。劉文彩另從私囊掏出十萬大洋，向反蔣派極力籠絡的東北張學良購買槍械，裝備二十四軍。
那么，劉文彩是否不清楚蔣介石所蘊含的巨大政治風險？答案是否定的。蔣介石對政敵素來毫不手軟。一旦秋后算賬，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對此劉文彩心知肚明，不但有足夠的思想準備，還有周密的組織準備。
這直接導致了劉文彩商旅生涯的轉(zhuǎn)折。
劉文彩企業(yè)全部轉(zhuǎn)入戰(zhàn)時經(jīng)濟范疇，經(jīng)營業(yè)務全部納入投機貿(mào)易領域。本來是做“陽光生意”的劉文彩轉(zhuǎn)而從事“地下經(jīng)濟”，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投機商。
倚仗印把子槍桿子，實施不正當競爭，由此牟取暴利，這是古往今來一切官商共有的嘴臉。作為官商的劉文彩，自難例外。
“人和”改為“慶源”，金融為主、貿(mào)易為輔變成貿(mào)易為主、金融為輔。
此番“體制改革” 大見成效， 行情最好的年份，劉文彩投機貿(mào)易所得暴利達1060萬元。這些暴利來自如下幾類。
第一大宗是鹽巴。
第二大宗是藥材、山貨。
第三大宗是棉紗。
第四大宗是變相高利貸。
第五大宗是市場信用放款。在宜賓、成都、自貢等地每年投資放款三百萬元，控制市場“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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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彩還插足川江航運。據(jù)稱，劉文彩由此“每年可獲利五十萬元左右”。
有權力開道，劉文彩在商海任意馳騁，普通商人根本無力與之抗衡。劉文彩做起藥材生意，“德順生”、“富元亨”等十余家藥號便不能不垮臺。劉文彩做起航運生意，“植豐”輪船公司、“合眾”輪船公司就不能不關門。官商于自由競爭之害，劉文彩堪作一例。
企業(yè)家劉文彩賺的錢固然不少，與稅捐大員劉文彩搜刮的民脂民膏相比，卻是小巫見大巫。
駐敘期間，劉文彩先后兼職十余種，除“敘南清鄉(xiāng)司令部中將司令”一職外，其余所兼各職，均與捐稅相關。而其最重要的職務，則為“川南稅捐總局總辦”。僅此一項，即足以奠定劉文彩在劉文輝防區(qū)內(nèi)的最高稅政長官地位。這就意味著，投機貿(mào)易不過是劉文彩的“副業(yè)”，通過征稅為劉氏家族集團聚斂錢財，才是劉文彩的主業(yè)。
劉文彩的搜刮手法，與四川其他軍閥的搜刮手法大致相同，一為田賦預征，即把以后若干年的田賦提前征收。以1935年為基準，劉湘的二十一軍多征40年———征到1975年；田頌堯的二十九軍多征42年———征到1977年；楊森的二十軍多征44年———征到1979年；鄧錫侯的二十八軍多征46年———征到1981年。劉存厚的川陜邊防軍更離譜，1935年竟預征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幾乎等于一代農(nóng)民納了三代人的“公糧”。1935年劉文彩沒能征到一個銅板的田賦，因為劉文輝在“二劉大戰(zhàn)”中的慘敗迫使他中途退出了這場田賦預征大賽，大賽桂冠也就與他無緣了。1932年他棄官回鄉(xiāng)時。川南田賦征到1949年，多征了十七年。
第二種搜刮手法，是統(tǒng)稅雜捐。四川最大的鹽場及產(chǎn)糖區(qū)，均為二十四軍據(jù)有。鹽稅糖稅雖由各派提用，但近水樓臺先得月，二十四軍自然油水最多。敘府是著名商埠，水上船舶如織，百貨云集，也構成了一個重要稅源。如水路從樂山至敘府，僅二百余里，有關卡三十多處，價值五百元的山貨，要納稅四百多元。陸路由內(nèi)江至成都僅四百公里，有關卡五十余處，價值三百元的貨物，要納稅三百元左右。
除“護商稅” 而外， 還有戶口派款、臨時派款。臨時派款名目繁多，如所謂“公路費”、“街道馬路費”、“碼頭捐”、“國防捐”等等�！皣谰琛睌�(shù)額最大———派款總數(shù)達一百萬元，約等于宜賓全縣五年糧額。
劉文彩征稅的具體數(shù)目，約近一千萬元。
投機商劉文彩牟取的暴利，遠不及“模范稅官”劉文彩牟取的暴利；“模范稅官”劉文彩牟取的暴利，則遠不及“鴉片大王”劉文彩牟取的暴利。
軍閥＝武裝＋地盤＋煙稅，這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一個奇特現(xiàn)象。農(nóng)業(yè)衰敗，工商業(yè)凋敝，合法產(chǎn)業(yè)無法給軍閥提供足夠的稅金。但仗還在打，軍還在擴，軍隊不可一日無餉。無可如何之中，便不約而同地打起了鴉片的主意。罌粟幾乎適合全國栽種，而且是惟一的高利潤農(nóng)作物。有了這棵搖錢樹，就能購置軍火，擴充實力。而一旦實力充足，羽翼豐滿，軍閥就能發(fā)動更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搶占更多的地盤，并在擴大了的地盤上種植更多的罌粟，征收更多的煙稅。
聚斂快手劉文彩，同樣視鴉片為至寶。
劉文彩是劉文輝防區(qū)的最高稅政首長，也是劉文輝防區(qū)的最高禁政首長———“川南禁煙查緝總處總辦”。那時所謂“禁政”，主要有兩大職能，一是查禁“私土”，二是推銷“公土”，目的都是維護軍閥政權對鴉片的壟斷經(jīng)營，使鴉片貿(mào)易這個利潤最大的產(chǎn)業(yè)，完全掌握在軍閥政權的手中，最大限度地從鴉片中攫取財富。
1927年夏，劉文彩召開“川南禁煙會議”，此次會議，盜名“禁煙”，實則是公開確立鴉片專賣制度，由于軍閥政權壟斷鴉片貿(mào)易，獨享其利，川南鴉片貿(mào)易開始納入計劃經(jīng)濟軌道，在禁政首長劉文彩的統(tǒng)一領導下，迅速騰飛。
敘府從此變成了一座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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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四川，頭號煙城是劉湘臥榻重慶———重慶為川土、黔土和云土的主要出口通道、國內(nèi)最大的鴉片集散地，煙幫之盛在重慶商幫中名列前茅，煙稅成了劉湘二十一軍的主要稅源。第二號煙城是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三部盤踞的成都。
如果說重慶、成都是四川第一流煙城，敘府便算得上第二流煙城了。敘府城區(qū)人口不過萬戶，開設的大小煙館卻多達一百余家。私燈尚未包括在內(nèi)。煙館越多，劉文彩財源越廣———川南各級禁政機關公開征收“紅燈捐”，煙館只要照章納稅，就算是合法經(jīng)營。每月每盞煙燈收稅三元五毛；私人可予優(yōu)惠———稅金減半，但有一個前提：不得供他人吸食，違者，輕則處以罰金，重則逮捕“法辦”。有資料稱，僅僅“紅燈捐”一項，劉文彩可在敘府每年坐收數(shù)十萬元。
另一頂更大的收入來自“公土”勒銷。煙館不僅要繳納“紅燈捐”，還要定期認購縣府配售的“公土”�！肮痢眱r格畸高———市價每兩一元，官價每兩二元一角。差價太過懸殊，“公土”自然沒有多少煙客問津。煙館認購“公土”實際是為禁政機關作“奉獻”的賠本買賣。若不設法“曲線救國”，煙館老板免不了喝西北風。
“公土”內(nèi)銷帶來的驚人利潤并沒有使劉文彩有所滿足。他的“氣魄”實在是太大了———據(jù)稱，云南全省三分之一的出口煙土由他包銷。而云南則是世界主要鴉片產(chǎn)地，1931年，全省產(chǎn)煙達五萬余擔。本省自用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輸出。這就意味著，劉文彩每年采購的云土在萬擔以上，此外，每年采購的川土也在萬擔以上。
劉文彩的鴉片壟斷經(jīng)營不限于貿(mào)易領域。資料記載：“為了擴大稅收，在劉管區(qū)內(nèi)金河、府河兩沿岸和一些山地都迫令種煙�！锤C征稅，取名‘窩捐’；不種則抽‘懶捐’，稅率重于‘窩捐’�！背蔁熒鲜�，另收起運稅、落地稅、過境稅、出售稅……真是欲收其稅，何患無辭�？偠灾�，川南鴉片的種、運、銷、吸，每個環(huán)節(jié)都給劉文彩帶來巨額收益。《大邑劉文彩地主莊園》稱：“劉文彩在敘府一地，從鴉片上面掠奪的捐稅，每年約有800萬元�！�
劉文彩家產(chǎn)主要源自他在敘府的十年聚斂。一是投機貿(mào)易所累積的暴利。二是宦海生涯所累積的薪金。前者的具體數(shù)目已無從統(tǒng)計；就后者而言，駐敘時劉文彩兼職近十種，僅“煙酒公賣局局長”一職，年薪即高達一兩萬元，合計每年薪額當不下十萬元，十年薪額當在百萬元以上。而薪水收入在劉文彩家產(chǎn)中應該說處于輔助地位。劉文彩之富有也就可以想見了。
劉文彩家產(chǎn)大致可劃分為三大板塊：田產(chǎn)、房產(chǎn)和珠寶。
其占地情況，1959年有關部門曾公布如下：
大邑縣： 6133畝；溫江縣：1600畝；崇慶縣：2000畝；雙流縣：200畝；新都縣：120畝；新津縣：180畝；邛崍縣：200畝；成都市：1200畝；華陽鎮(zhèn)：250畝；新繁鎮(zhèn)：180畝。
以上合計：12063畝。
第二大宗是房產(chǎn)。據(jù)有關部門1959年統(tǒng)計，其房產(chǎn)分布情況為：
溫江縣： 公館2座，街房42間；崇慶縣：公館3座，街房50間；成都市：公館4座，街房40間；大邑縣：公館3座，街房250間；雅安市：公館1座。
在所在這些房產(chǎn)中， 最堪稱道的是安仁鎮(zhèn)劉文彩老公館。 二十年代興建，1933年投入使用，占地28畝，有大門7道，房屋100多間。處處是高墻夾道，厚門鐵鎖，密室復徑，有若迷宮。與它相連的還有劉文淵公館、劉文昭公館、劉文成公館。數(shù)座公館并肩抵足，形成一組總面積達六萬余平方米的莊園建筑群，規(guī)模宏大，富麗堂皇，在川西民居中獨領風騷。在當年無疑是劉文彩及其家族富有和顯赫的象征。
劉文彩家產(chǎn)的最后一個大宗是珠寶古玩。如金佛、金獸、金杯、金圈、金項鏈，如銀龍、銀獸、銀盤，還有美麗的珊瑚、發(fā)光的寶石、底部可露出美女頭像的美人杯、能像鳥兒那樣嚶嚶作聲的鳴壺，莫不異彩紛呈。其中，最精美同時最富有傳奇色彩的，是象牙塔和象牙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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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彩兄弟與劉湘何以反目為仇？就說來話長了。
劉湘劉文輝，本來是四川政治舞臺上一對最好的搭檔。
劉文輝從保定軍校畢業(yè)，前去投奔劉湘，竟遭劉湘婉拒。其實劉湘那時已別有深意———劉文輝年少氣盛，且有堂叔之尊，不可能長期聽他使喚。倒不如讓劉文輝另謀出路，他則從旁提攜。這樣，倘或劉文輝失意，他可問心無愧；倘或劉文輝得志，他與劉文輝有親親之誼、提攜之恩，自不難與劉文輝聯(lián)手，共同對付異姓諸雄。后來“二劉”關系的發(fā)展，與劉湘的這個思路基本吻合。四川異姓諸雄要么被“二劉”打垮，要么對“二劉”表示臣服而偏處一隅�！岸⻊ⅰ毖杆籴绕馂樗拇▋蓚�最大的軍閥集團，到1928年，終于形成了“二劉”共宰四川的局面。
“二劉”關系由此發(fā)生逆轉(zhuǎn)。
劉文輝素來野心勃勃。當他作旅長師長時，無論實力怎么膨脹，畢竟只是個二流將領，對劉湘尚能聽命。一旦羽翼豐滿，就不免顧盼生風，不甘維持與劉湘一主一從的舊格局。
“二劉”都不甘人后，都要獨霸四川，進取中原。兩雄不并立，昨天的親戚加盟友，在今天則成了惟一的競爭對手�！岸⻊ⅰ焙献鞅厝晦D(zhuǎn)化為“二劉”對抗。
但畢竟有“親親之誼”，兵刃相見，感情上一時難以接受，開初還想通過協(xié)商平衡雙邊關系。曾用一主軍、一主政的方式解決矛盾。劉湘于1928年11月當上四川善后督辦； 劉文輝于1928年當上四川省政府主席，1931年2月省府改組仍任主席。但在實際上，“主軍”的善后督辦劉湘管不了劉文輝二十四軍，“主政”的劉文輝也管不了劉湘防區(qū)的政務。
叔侄對壘，堂侄劉湘總兵力合計十萬余人，堂叔劉文輝總兵力合計十二萬余人。劉文輝在軍事上略勝一籌。
但在政治上，劉文輝卻處于絕對劣勢———他所面對的不只是劉湘，而是一個強大的反劉文輝同盟。
反劉文輝同盟包括一批落魄軍閥。他們惟恐天下不亂，因為只有在亂局中才可找到重整旗鼓的機會。及見二劉交惡，喜出望外，竭力從中推波助瀾。二劉都是他們的宿敵，但兩害相權，則劉湘為輕。他們都以四川軍界前輩自居，卻都輸給“乳臭小兒”劉文輝。不禁又羞又妒，亟思報復。劉湘不然，他們與劉湘平輩，而且在戰(zhàn)敗之后，劉湘對他們常有周濟，所以他們毫不猶豫地與劉湘結(jié)盟。
但在反劉文輝同盟中，幾個破落戶是扮演不了重要角色的。反劉文輝同盟之所以強大，主要還是因為它匯集了別的幾種力量。
第一種力量是蔣介石“合法中央”。
劉文輝才華橫溢，連他的敵人都不能不承認。但早年劉文輝的過人才華，主要表現(xiàn)于軍事，政治上則身手平平，遠不如劉湘老辣。
劉湘對蔣介石一邊倒，不僅口頭擁護，還出兵相助。其實劉湘和劉文輝一樣視蔣介石為潛在對手。但劉湘認為，進取中原是第二步的事，現(xiàn)實目標必須是自保。何況蔣介石無暇西顧，與自己暫時沒有直接的利害沖突，相形之下，同榻而臥的四川諸雄，對自己的威脅反倒大得多。從此他積極向蔣靠攏，進可得到蔣介石“合法中央”的承認，擁有“正統(tǒng)性”，政治上居于主動。劉湘投準了賭注，雖非蔣介石嫡系，仍為蔣介石所眷顧。劉文輝則以牛犢之勇一再犯上，為蔣介石所惡。中原大戰(zhàn)后蔣介石沒有追究劉文輝，但也沒有原諒劉文輝，若能借助他人之手教訓劉文輝，在蔣介石自是大快朵頤的上上之策。 劉湘號準蔣介石的這個心病， 對癥下藥，于1932年春夏之交制定所謂“安川計劃”，以夾擊劉文輝，“從而解除其武裝，占領其戍地，取掉其主席”。劉湘此計果然得售，蔣閱后喜形于色，立即親筆復函劉湘，備加慰勉。另由親信曾擴情以個人名義密電劉湘：如能有把握在短期內(nèi)解決劉文輝，大可便宜行事。有蔣介石“合法中央”的幕后支持，劉湘氣壯如牛，對劉文輝用兵也就無所忌諱。
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必然導致軍事實力對比的變化。反劉文輝同盟除劉湘十萬大軍外，還有二十八軍、二十九軍、二十軍、四川邊防軍、二十三師等部，合計二十四萬兵馬，為劉文輝總兵力的兩倍。在各路諸侯合圍夾擊之下，劉文輝已成甕中之鱉，縱有三頭六臂也無濟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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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劉文輝同盟的具體組合經(jīng)過，劉文輝不一定了解得很詳細。但憑直覺，對其孤軍境地，劉文輝還是有所體察。所以，雖然劉文輝堅信叔侄終不免兵刃相見，但馬上開戰(zhàn)，則是他不愿意看到的。1931年、1932年，劉文輝兩次赴渝協(xié)商，希望緩和二劉關系。但勝券在握的劉湘，豈能給劉文輝以喘息之機、養(yǎng)虎遺患？
1932年10月1日， 戰(zhàn)爭爆發(fā)，劉湘部與劉文輝部正式交火。四川近代史上最大同時也是最后的一次內(nèi)戰(zhàn)，至此進入高潮。
戰(zhàn)爭初期，聯(lián)軍分道攻取，所向勢如破竹。但劉湘與劉文輝直接交手的第一仗瀘州之役，卻打得很艱苦。劉湘集海、陸、空三軍外加“神兵”圍攻逾半月，竟未得手。只是因為鄰縣相繼失守，瀘州孤陷重圍，守將才不得不于11月21日樹起降旗。
瀘州淪陷，通向劉文彩臥榻敘府的門戶就無遮無攔了。
但劉文彩不死心。敘府城高池深，糧彈充足。而且劉文彩手中有“敘南清鄉(xiāng)司令部”轄下的兩個團，還有劉文輝派來的高育琮旅，論兵力也不單薄。所以劉文彩認為勝負未定，還可與劉湘一較短長。
毫無沙場履歷的劉文彩完全失算。二十一軍不走水路走陸路，高育琮旅防不勝防，略事抵抗即退入敘府城。敘府外圍盡為二十一軍攻占，劉文彩叫苦不迭。
此時，槍聲炮聲聲聲入耳，劉文彩不能不作棄城之想了。他給敘府留下的最后一個印記，是臭名昭著的“打門捐”。
軍閥部隊調(diào)防，都要向原駐防地收一次開拔費。一般是找商會承頭。劉文彩這次撤得急，便由部隊直接催收。1932年11月23日，劉文彩在川南稅捐總局辦公室召開緊急會議，會上匆匆拍板：東城八萬，南城五萬，西城四萬，北城三萬。限兩天內(nèi)收齊，并要各區(qū)團保當場開列交款戶名單。會后即宣布全城戒嚴，由團保持劉文彩手令，帶上軍隊到各戶收取。
11月25日，劉文彩帶著20萬元“打門捐”，在二十一軍步步緊逼之下，撤離敘府。他在這里度過了整整10年，在這里發(fā)家致富，在這里與愛妾凌旦相識……對這座富饒繁華的城市，對這座鐫有他生命足跡的城市，他戀戀不舍，可又不得不忍痛遠去。這一去，他就再也沒回來。
劉文彩退據(jù)大邑時，“二劉”都已精疲力竭，不能不休戰(zhàn)。元氣恢復以后，劉湘又挑起戰(zhàn)端。
1933年7月4日，劉湘親自指揮的“安川戰(zhàn)役”揭幕。這次戰(zhàn)役是二劉之間的最后一搏。劉文輝在將有二心、士無斗志、四面受敵的險境中，自知沒有取勝希望，便在7月8日通電辭去四川省政府主席之職，放棄成都，退守岷江一線。劉文輝率殘部向雅安退卻。本來打算固守雅安，豈料“安川軍”李注東旅追到雅河，在周公山上架起大炮，向劉文輝行營轟擊。一炮擊中劉文輝臥室；劉文輝正在酣夢之中，幸虧炮彈鉆進床頭墻壁，不曾傷及劉文輝身體。劉文輝大難不死，驚魂未定，狠狽撤離，鉆進氣候苦寒的不毛之地。
劉文輝幾乎絕望，打算出川流亡，曾經(jīng)不可一世的劉文輝，似乎真的氣數(shù)已盡，要永遠退出歷史舞臺了。
但政治風云變幻莫測。劉文輝剛剛落入命運的低谷，便奇峰突起，馬上把他托舉出來———雖然天下共討劉文輝，卻沒有誰真的想把他置于死地。在蔣介石來說，如果劉湘獨霸四川，必成坐大之勢。所以一方面要教訓劉文輝，另一方面又希望劉文輝擁有一定限度的實力，用以牽制劉湘。正是出于這種心態(tài)，蔣介石多次電令劉湘結(jié)束“安川戰(zhàn)役”，轉(zhuǎn)而“剿赤”。在劉湘來說，則有雙重顧忌。一是政治上的顧忌———如果鄧錫侯、田頌堯等異姓諸侯崛起，將來必是競爭對手。與其如此，倒不如手下留情，給劉文輝一條生路，用以牽制他們。再則是親族層面上的顧忌。雖然劉湘在戰(zhàn)前竭力營造“親親之誼已絕”的氛圍，但實際存在的親族關系，任誰也無從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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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劉湘是把“適可而止，不應過甚”八個字當作他處理二劉關系的指針。在成都召見已經(jīng)下臺的劉文輝部將冷寅東時，劉湘又表白說：“我幺爸腰桿不能硬，腰桿一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主要是壓低他的氣焰。還讓他保留部分隊伍，以待將來西康正式建省，由他擔任主席�！崩湟鷸|聽了趁機進言：“甫公的安川軍已占雅安，劉自公已讓出漢源，他這個樣子已不成氣候了，安川軍還是退出雅安，讓自公回來吧？”劉湘給了冷寅東一個順水人情，說：“好吧！”隨即下令“安川軍”全線撤退，讓劉文輝重返雅安。同時撥給劉文輝軍服萬套、大洋十萬余元，以紓其難。劉文輝回頭有岸，急忙自我轉(zhuǎn)圜，向堂侄劉湘通電認錯，擁護劉湘統(tǒng)一四川。1933年9月6日，劉湘劉文輝聯(lián)名通電，雙方停止一切敵對行動�！岸⻊⒅畱�(zhàn)”至此終于畫上句號。
“二劉之戰(zhàn)”，劉文輝喪師逾四分之三，失地近五分之四，停戰(zhàn)時手中不足兩萬殘兵。1933年10月底在雅安立定腳跟，在劉湘與蔣介石及劉湘與四川異姓諸侯權力斗爭的夾縫中生存下來，慘淡經(jīng)營，徐圖東山再起。經(jīng)過“二劉之戰(zhàn)”，劉文輝迷途知返，不再咄咄逼人，四面出擊，而是與人為善，八方交友。
“二劉大戰(zhàn)”不僅導致劉文輝集團對外戰(zhàn)略的根本轉(zhuǎn)折，而且導致劉文輝集團內(nèi)部組織的重大調(diào)整。
也就是說，以“二劉大戰(zhàn)”的結(jié)束為起點，劉文輝開始實行直接的家族統(tǒng)治。這種家族統(tǒng)治，在中國近代軍閥史上是不多見的。
劉文輝的這些政策調(diào)整，從實用主義的角度看，應該說是卓有成效。對內(nèi)主要依靠弟男子侄，二十四軍從此排外性更強，內(nèi)聚力更強。二十四軍才能在此后十多年中，無論面對什么樣的風暴，始終保持對劉文輝及其家族的絕對忠誠。劉文輝才能把川康實力派組織起來，形成鞏固的政治同盟，從而在川康兩省一呼百應。
二劉之戰(zhàn)是劉文輝集團由盛到衰的一個轉(zhuǎn)折點，也是劉文彩個人使命的一個轉(zhuǎn)折點———戰(zhàn)前，劉文彩的主要職責是“搞錢”，“為劉文輝的軍事經(jīng)費以根本的保證”。戰(zhàn)后，劉文彩的主要職責是“守家”，以解除劉文輝的后顧之憂。兄弟倆一個主外，一個主內(nèi)；一個馳騁官場，一個縱橫江湖，這種新的分工格局自此形成，一直維持到劉文彩去世。
“二劉大戰(zhàn)”后期，劉湘就已再三表白：他不想消滅劉文輝，只不過要削弱劉文輝， 一旦時機成熟，就把西康全境交給劉文輝治理，使其仍為封疆大吏。19 35年春， 中央政府果然發(fā)布命令， 組建“西康建省委員會”，以劉文輝為委員長。1939年元月1日，孕育整整四年的西康省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下轄33縣另3個設治局，總面積達53．5萬平方公里，總?cè)丝谠诙偃f以上。
劉文輝在中國政壇上又能擁有一個比較顯要的合法地位。劉文輝家族集團又可以重建其獨立王國。在“二劉之戰(zhàn)”中一落千丈的劉文輝家族集團，至此終于恢復元氣，東山再起。
雖然東山再起，劉文輝早年那種不可一世的豪氣，卻是一去不復返了。
西康時期劉文輝最重視的是潛在實力。二十四軍兩萬多人槍，對付境內(nèi)草寇倒是綽綽有余，對外則只有象征意義。蔣介石真要吃掉劉文輝，二十四軍無異以卵擊石。因此，要守成就不能單單憑借有形實力，機械防御。必須主動出擊，編織龐大的、盤根錯節(jié)的社會關系網(wǎng)。嚴密護衛(wèi)劉文輝家族集團，而這既有必要，也是可行的。蔣介石入川所控制的只是上層政治架構，地方力量、民間力量是蔣介石的薄弱環(huán)節(jié)。土生土長的劉文輝，完全可以在這些方面與蔣介石較量�！岸囝^政治”也就必然構成劉文輝拒蔣圖存的主要對策。
劉文輝的“多頭政治”，概括起來不外兩頭。一頭是體制內(nèi)，一頭是體制外。劉文輝長期從政，在官場上自是應付裕如。但體制外發(fā)展，即聯(lián)合川西民間力量，尤其是聯(lián)合川西袍哥和土匪，則非劉文輝所能為、所應為。
久作困獸的劉文彩于是破門而出，大鬧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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袍歌俗名“嗨皮”，一般稱為哥老會，是中國秘密會黨洪門的重要支派，以農(nóng)民、手工業(yè)者、挑夫、水手、商販、下層衙役和無業(yè)游民為基本群眾。平時實行生活互助， 社會動蕩時揭竿而起。 有會眾百余人，就可以開山設堂，推舉坐堂大爺（又稱舵把子）。同一地區(qū)內(nèi)，也許幾個大爺并存，他們中威望最高的，即為各大爺之首，叫“總舵把子”。
劉文彩涉足袍哥甚早。駐敘期間，因敘府民團基本上是袍哥隊伍，為了控制民團，劉文彩更是不惜以官宦之身，親自整編敘府袍哥。劉文彩整編敘府袍哥時，四川哥老會已普遍與軍閥合流。
后來局勢的發(fā)展，更加烘托出袍哥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不僅是川康軍人，國共兩黨都開始爭取袍哥。在周恩來親自主持下，四川“袍運”開展得轟轟烈烈，涌現(xiàn)了大批“紅色袍哥大爺”。蔣介石也力圖駕馭袍哥，但收效甚微。袍哥的存在本來就是對現(xiàn)存社會秩序的抗議和否定，具有天然的政治反叛性。這就注定了從整體而言，袍哥不可能為蔣介石中央政府所用。四川袍哥事實上已演變?yōu)榈胤綄嵙ε傻謸跏Y介石來犯的一面盾牌，成了蔣介石中央政府在四川民間社會最強有力的政治反對派。蔣介石深感驚懼，竭力查禁袍哥。但禁令不過是一紙空文。
袍哥天然的反叛性和它巨大的能量，令劉文輝極度振奮。這時，西康鴉片產(chǎn)業(yè)已經(jīng)如火如荼，種煙、運煙都依靠武力保駕，于是大批軍火流入西康各縣，地方武裝迅猛發(fā)展。這些地方武裝都掌握在袍哥手中。抓袍哥更是刻不容緩。
劉文輝對西康袍哥的駕馭不可謂不成功。但這種成功既是因為劉文輝靈巧的駕馭手段，更是因為西康特有的社會生態(tài)。劉文輝在西康發(fā)展袍哥，駕馭袍哥，主要是憑借他的政權力量，尤其是憑借二十四軍。他實際上是用印把子、槍桿子來造就袍哥世界，然后用袍哥鞏固政權，使西康一切在朝在野力量都為我所用，這是劉文輝的一個基本思路。
“公益協(xié)進社”由此拔地而起。
“公益協(xié)進社”初創(chuàng)于1941年冬，由安仁原來的五個袍哥公口合并而成。初創(chuàng)時并未大張旗鼓， 規(guī)模和影響都有限。1942年2月，劉文輝在重慶與周恩來秘密會談， 跨出了與中共合作的決定性的一步。3月即回鄉(xiāng)省親。劉文輝此次回鄉(xiāng)，排場不小，出動了兩輛轎車，劉文輝夫婦和孩子們坐一輛，五六個隨從坐一輛；此外還有一輛大卡車，供警衛(wèi)排乘用，警衛(wèi)排一色黃呢軍服，荷槍實彈，煞是威風。
劉文輝回鄉(xiāng)省親確實成了公益協(xié)進社的一個轉(zhuǎn)折點。劉文輝剛剛返蓉，劉文彩就將公益協(xié)進社擴大規(guī)模，升格為總社，日常經(jīng)費由他的賬房按時撥給財務股，特殊開支通過他，需要多少，解決多少。這個總社就成為聯(lián)絡、爭取、團結(jié)其它袍哥公口的總機關。
袍哥大爺都設有自己的茶館，又叫茶社，名為“立碼頭”，把茶館當作袍哥兄弟伙的活動中心，并借此對外送往迎來，廣為交納。劉文彩也有自己的茶館，叫作“同慶茶樓”，是一棟全磚結(jié)構的三層洋樓，迄今仍矗立在安仁街頭。
公益協(xié)進社擁有支、分社三百六十多個�！笆f兄弟伙，一萬多條槍”；威震川西。
公益協(xié)進社異軍突起，“成為40年代川西農(nóng)村實力雄厚的袍哥組織”。安仁從此不再只是劉文輝的后院，而且成了劉文輝家族集團在川西江湖的大本營，成了劉文輝家族集團伸向四川的一個主要的橋頭堡。
1942年正月二十日，新津縣張場先主寺弦歌悠揚，公益協(xié)進社“協(xié)進劇部”應邀來此演出。
“協(xié)進劇部”是個新班子，它是劉文彩親自組建的。
劉文彩是個半文盲，但這個半文盲竟還很有一點文藝細胞。他愛好川劇。愛聽川劇坐唱，擅長打“響器”和“幫腔”。敘府時期，常邀約一些玩友到家里清唱同樂。他在安仁特意興建戲院，并以他的字號命名。組織公益協(xié)進社，他也沒忘記配個戲班子，派專人去成都“做箱子”（即招收演員），高薪聘來川劇名角。袍哥公口辦劇團，也算是中國幫會史上的一個創(chuàng)舉。
劉文彩始料未及的是，他的這個創(chuàng)舉，差點引來一場刀兵之災。
（十五）
戲班子跑碼頭，受地頭蛇刁難是常有的事。但協(xié)進劇部應該可以例外———畢竟有劉文彩做靠山。先主寺一個叫張漢卿的小混混，卻偏要在老虎嘴上拔毛。這天他酒足飯飽之后，在幾個兄弟伙的簇擁下大搖大擺地進了劇場。正好菊芬登臺。菊芬原本在成都春熙大舞臺唱紅，劉文彩許諾“一不陪酒，二要保證安全”，才說服她加盟“協(xié)進劇部”。安仁誰都不敢輕薄她。張漢卿不知輕重，見菊芬天生麗質(zhì)，而且演技過人，就動了邪念，趕緊到臺角守候，演出結(jié)束時把菊芬攔了下來，一嘴酒氣地要菊芬到外面陪他喝一盅。菊芬死活不依，他便動起了手。公益協(xié)進社管事李沛成聞聲趕來，把菊芬拉到身后，警告張漢卿：
“我們總辦講了，菊芬不陪酒。你不要惹事��！”
李沛成原以為“總辦”兩個字會把張漢卿嚇跑，哪知道張漢卿聽了反而勃然作色，指著李沛成罵：
“總辦算個球！閻王老子都不怕，你嚇唬誰？”
其他人知道大勢不好，拉上菊芬就走。張漢卿想追，被李沛成攔住去路，氣急敗壞，一邊咆哮一邊對李沛成拳打腳踢。公益協(xié)進社另一個管事跑回安仁向劉文彩報信。
劉文彩拍案而起，馬上指令：
“能和則和，能打則打，總歸要張漢卿認罪才罷休�！�
正月二十二日清晨，先主寺被團團包圍。當?shù)嘏鄹绱鬆斃钤鄤傞_門，就見四面山頭人山人海，一個個槍在握，彈上膛。大驚。他知道是張漢卿闖下大禍了，趕忙拉上張漢卿，親自趕到安仁，當著劉文彩雙雙跪下，懇求“高抬貴手”，網(wǎng)開一面。劉文彩則端坐不動，一聲不吭。李元亨到底見識廣，馬上明白過來：張漢卿冒犯的不只是劉文彩，而是整個公益協(xié)進社。沒奈何，二人便在安仁設宴，一桌一桌地向公益協(xié)進社會眾賠不是。原來天不怕地不怕的張漢卿，這時一邊尾隨著大爺李元亨，一邊緊張地環(huán)顧左右，生怕有人報復他，兩條腿直打抖。
辱人者最終自取其辱。
劉文彩能夠聚合十萬會眾，這是一個重要原因———該出手時就出手。
公益協(xié)進社不僅叱咤江湖，對官府同樣頗具威懾力。公益協(xié)進社核心機構“內(nèi)八堂”，與一般袍哥公口的“內(nèi)八堂”迥然有別———并無“座堂”、“盟證”、“陪堂”、“元堂”、“執(zhí)堂”、“副堂”、“禮堂”、“刑堂”、“新一”之設，而是全盤照搬政府體制，設慈善股、調(diào)解股、水利股、教育股、治安股、總務股、財務股、交際股，幾乎將政府事務囊括凈盡。這是劉文彩對袍哥傳統(tǒng)體制的一次重大改革，使袍哥組織和職能現(xiàn)代化、社會化，另一方面，也是與蔣介石集團把持的地方政權分庭抗禮。在劉文彩眼里，他的公益協(xié)進社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政權形態(tài)———“地下政權”、“幕后政權”。而他自己，則常常以“地下首腦”、“幕后首腦”的身份，凌駕于地方合法行政首長之上，對他們頤指氣使。對劉文彩的這種自命，地方合法行政首長沒有誰敢不默認。大邑縣和附近各縣的新縣長上任，必須先去安仁鎮(zhèn)向劉文彩“報到”，每逢安仁劉氏家族有重大慶典，必須送禮致賀。
劉文彩就這樣在蔣介石集團控制的川西農(nóng)村，建立了劉文輝家族集團的“國中之國”。他當然頗為自得。有一次，他公開戲謔來老公館“朝拜”的幾位“父母官”說：“你們這些蔣介石的豆瓣，不要以為‘為政不得罪巨室’嘛，只要你們有啥，就給我說�！眲⑽牟蕦ψ鳛楣俜揭庾R形態(tài)的“三民主義”沒有興趣，一次，別人提到了“三民主義”，劉文彩嘴一撇說：“啥子三民主義，不如學好三門手藝�！彪m然大邑縣府依照蔣介石中央政府的指令，于1943年、1947年迭次頒布關于哥老會組織的各項禁令， 對眼皮底下的公益協(xié)進社卻不敢稍有冒犯； 雖然“天無二日”、“國無二主”是中國人固有的心理，地方當局卻也只能默認雙重政權并存的現(xiàn)實，即“地下政權”、“幕后政權”公益協(xié)進社與地方合法政權并存的現(xiàn)實，默認“地下首腦”、“幕后首腦”劉文彩對地方合法行政首長指手劃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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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中國，納妾嫖妓是上流社會的時髦。許多權貴把“食色性也”當作座右銘，最熱衷一個“色”字，篤信“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納妾嫖妓是正常，不納妾嫖妓倒成了反常；納妾七八九個是正常，只娶一個兩個倒成了反常。二十軍軍長楊森究竟有多少姨太太，誰也說不出個子丑寅卯。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楊森的姨太太不會少于一個加強班，子女可以編一個排。而且所有太太一律發(fā)“工資”，一切待遇都有明確規(guī)定：生男得多少，生女得多少，每個子女的生活費多少，教育費又是多少……“傻兒師長”范紹增，姨太太多時達三十幾個。他特別寵愛天生麗質(zhì)、妖冶嬌媚的十七姨太，有好事者將其撰為《十七姨太外傳》，竟然轟動坊間，一時洛陽紙貴。在四川軍閥中，劉文輝是最有抱負的，私生活比較檢點，但也有兩妻兩妾。
劉文彩不是特立獨行的人，一旦躋身上流社會，根本不可能抗拒上流習俗。抽大煙是這樣，賭博是這樣，私生活方面也是這樣。
劉文彩一生中，有過五位妻妾。發(fā)妻呂氏，正室楊仲華，姨太太凌君如、梁慧靈、王玉清。
劉文彩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包辦婚姻，發(fā)妻呂氏，出身于大邑縣三岔鄉(xiāng)的一個普通農(nóng)家，有著一般勞動婦女的吃苦耐勞和善良豁達，把劉文彩的小小鵲巢拾掇得井井有條。劉文彩也才能一門心思地到處奔波。呂氏初進劉家，劉家還遠遠談不上富足。老幺劉文輝是全家最后的希望、重點培養(yǎng)對象，但上學時仍靠泡菜冷饃填肚皮，每月只有幾文錢零用。呂氏看在眼里，憐在心頭，常用私房錢接濟劉文輝。劉文輝、劉文彩從來手足情深，呂氏功不可沒。但呂氏不幸應驗了“好人不命長”的箴言，未滿三十歲便一命歸西；稍后，一對兒女也相繼夭折。
三年之后，即1917年，劉文彩與楊仲華締下白首之盟。楊仲華是大邑縣三岔鄉(xiāng)東升村農(nóng)民楊登友之女， 嫁到劉家時剛滿十七歲。楊氏身高1．60米左右，年紀和身材都比劉文彩小了一大截。但她全無小妻的玲瓏柔弱，性格剛強，風風火火。劉文彩蕭條多時的庭院，從此又有了勃勃生機。起初，夫妻還算和睦。楊仲華頗有主見，令劉文彩少了幾分夫唱婦隨的樂趣；但她確實忠厚而且能干，劉文彩對她不能不有所敬畏。那時的劉文彩，離鄉(xiāng)不離土，還不敢放縱自己，所以，楊仲華對劉文彩也沒多少挑剔。長子劉元龍、長女劉憶云，就在這幾年間呱呱墜地。
夫妻感情的變化，始于劉文彩個人地位的變化。
1922年劉文彩到敘府做官。遠離家鄉(xiāng)，不必擔心族人尤其是大哥劉文淵的關注；而且腰纏萬貫，不致因囊中羞澀而在紅燈綠酒前畏葸退縮。大玩家的派頭從此漸漸養(yǎng)成。
劉在幺女劉婉蕙出世之時，一個女子闖進了劉文彩的視野，劉文彩的家庭格局為之劇變。
她便是風塵女子凌君如，別號凌旦、凌豆，出身于敘府中場凌友臣門下。有作者稱：凌旦“智慧超群，能歌善舞，皮膚白皙，身材苗條，其嬌弱羞柔的媚態(tài)，襲人魂魄”。凌旦之智未必超群，但其貌其態(tài)，此番描畫倒也不算夸張。無怪乎劉文彩會一度神魂顛倒。
傳說凌旦本來是曹榮光的情婦。曹榮光升任宜賓縣征收局局長，對主子劉文彩感恩戴德，設家宴款待，讓凌旦作陪。劉文彩如見天人。這正中曹榮光下懷，趁機將凌旦拱手獻出。就這樣結(jié)成一對“神仙眷侶”。劉文彩在敘府觀音街為凌旦購公館一座，金屋藏嬌。
本來就“媚態(tài)襲人”，又在風月場中練就一套邀寵絕招，劉文彩對凌旦，自是百般寵愛。起初，這段“浪漫之旅”還處于地下狀態(tài)，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住在糧房街劉公館的楊仲華終于察知，由此引出一場口角大戰(zhàn)。事發(fā)是在一個晚上。楊仲華先安排幾個孩子睡下。楊仲華把劉文彩叫到過道上，問他關于凌旦的傳聞是怎么回事。劉文彩知道紙包不住火，就承認了，但拒絕和凌旦一刀兩斷。兩人你一句我一句，越吵越兇。用一個目擊者的話來說，劉文彩“不是個沒脾氣的人”。一怒之下就摔起了東西。楊仲華哪會服氣，乒乒乓乓地也摔開了，劉公館頓時熱鬧非凡。幾個孩子全被驚醒，愣怔怔地望著他倆。
（十七）
夫妻關系從此急轉(zhuǎn)直下。劉文彩三天兩頭往觀音街公館跑，樂不思蜀；楊仲華天天在家生悶氣。勸沒用，鬧沒用，楊仲華終于完全失望，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早上，摔門而去。
但是， 在那樣的年代， 剛強如楊仲華者，也不可能有自立的勇氣。雖然欲求“異夢同床”而不可得，夫妻名分仍須保留。楊仲華出走后，住進了劉文彩在成都文廟后街購置的公館。劉文彩兩度派人說項：“如今三妻四妾的人多得很，何必斤斤計較�！倍紱]能把楊仲華說服。后來劉文彩親自出馬，到成都恭請夫人返敘。楊仲華仍然不為所動，說，她不是想不開，風氣就這個樣子，所以她本來也沒有指望劉文彩守身如玉，劉文彩盡可妻妾成群。但納妓為妾實在有辱門庭，她不能不計較。劉文彩不把凌旦從觀音街公館趕出去，她和劉文彩就絕無和好的可能。楊仲華如此決絕，劉文彩又不肯割愛，僵局就再無化解之日了。雖然在形式上劉文彩對楊仲華虛位以待，實際上劉文彩主持“后宮”的僅凌旦一人。凌旦這時儼然以劉文彩夫人自居了。
駐敘期間，劉文彩與凌旦如膠似漆，可說是婦孺皆知，當?shù)刂两袢杂腥缦聜餮裕?br/>
凌旦愛著奇裝異服外出游逛，常要弁兵、丫鬟、奶媽、干女兒、女馬弁緊隨其后，“數(shù)車相連，橫行街巷”。路人必須馬上回避，“稍不慎即遭鞭笞”。她抱怨包車的彈簧坐墊不夠軟，劉文彩就找一個胖女人做她的肉墊子。
為了博取凌旦的歡心，劉文彩大肆揮霍。凌旦擁有的各類用品、衣物，琳瑯滿目。衣物要裝五十口大箱子，各種繡花鞋四百多雙，有的鞋上綴滿黃金做的小鈴，走起路來叮當響。一顆鉆石戒指價值五千余元，化妝品要裝兩大皮箱，香水則非法國產(chǎn)的不用。
某年春天，凌旦想去成都看花會。劉文彩無暇陪同前往，又不敢掃凌旦的興致，便巧言相勸：“太太何必勞神，去成都太遠太累，我在敘府給你辦個花會好不好？”不久，盛況空前的“花會”果然在敘府北較場開張。
凌旦乃敘府名妓，不乏舊相好。劉文彩既將她寵以專房，豈能容忍凌的舊相好驚擾他倆的鴛夢！由此殺機橫生，此例一開，凌旦的其他舊相好莫不聞風喪膽，紛紛逃離敘府。
“情場如戰(zhàn)場”，看來劉文彩對這句名言也是奉若圭臬。
劉文彩這次確實愛得投入，為凌旦不惜夫妻反目，為凌旦揮金如土，為凌旦大開殺戒。但所有這些，只是劉文彩所付代價的一部分，還有更大的付出———被激怒的遠不止楊仲華一人。劉文彩“與妓共舞”，辱沒門庭，劉氏家人莫不震驚，族長、長兄劉文淵更是又羞又惱。劉文彩承受著巨大的家族壓力和社會壓力。但他沒有絲毫退縮，不僅將凌旦迎入敘府公館，而且在“二劉之戰(zhàn)”中，與凌旦雙雙把家還，坦然面對父老鄉(xiāng)親莫測的目光和列祖列宗的靈位。如果是逢場作戲，劉文彩大可不必這樣做�？梢妱⑽牟什⑽从嬢^凌旦的出身，確實想和凌旦廝守終生。
但他倆仍然好景不長，仍然逃不脫始亂終棄的厄運。
“二劉之戰(zhàn)”中劉文彩退居安仁，即是他的政治生涯的一大轉(zhuǎn)折，也是他與凌旦感情變化的開端。凌旦畢竟是風塵女子，見慣了紙醉金迷。僻冷的鄉(xiāng)村生活于她是格格不入。劉文彩有些預感，因此有言在先：你要跟到我，就規(guī)規(guī)矩矩到鄉(xiāng)下住一年。在凌旦看來，退居安仁雖不如人意，但只是過渡性安排。劉文彩在成都田宅極多，遲早會去成都當寓公。與敘府相比，成都當然更繁華、更光怪陸離。凌旦欣然從命。
“四太太梁慧靈”是凌旦的表妹，因其身材豐滿，人稱“梁胖”。據(jù)一位知情人回憶，梁胖并非和劉文彩、凌旦同往安仁。而是在安仁住了一段時間，才派人送帖子把梁胖接過來的。成親那天，劉文彩一個兒子正在公館前面的壩子里玩耍，傭人告訴他：你的新媽又要來了。他就跑出去看�！耙娨怀宿I子攏來，弁兵徐福卿放了一陣花炮。抬進門，梁在堂屋里跪拜磕頭。”后來凌旦和梁胖口角，梁胖還諷刺凌旦：“我是拜過堂的�！毖韵轮�，凌旦沒拜過堂，是來路不正的“野貨”。凌旦無言以對。但劉文彩只是以貌取人。所以不太把梁胖當回事，常常冷淡她。
（十八）
劉文彩娶梁胖，竟然還是凌旦拿的主意。這倒不是凌旦“大公無私”，有意成全梁胖和劉文彩，而是有她自己的小九九———只在安仁住了幾天，凌旦便后悔不迭。那時堂堂安仁鎮(zhèn)也不過幾排破敗的平房，油燈如豆，蟲蟻不絕。凌旦對此雖有思想準備，仍不免倍感清苦。于是，沒住上一年就吵著要遷居成都。此時劉文輝正在康境重整旗鼓，亟需劉文彩坐鎮(zhèn)后院，劉文彩哪里走得開。凌旦軟磨硬纏都不奏效，決定只身赴蓉。劉文彩頗為不快，說，你走了，這么多家務事誰管？凌旦就把梁胖引薦過來，代替她主持安仁“后宮”，自己則興沖沖地直奔成都的花花世界而去。劉文彩和凌旦就此分居。
凌旦自以為得計，其實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可共富貴不可共患難，這便是凌旦留給劉文彩的新形象。凌旦毫無察覺，變本加厲，終于鬧出令劉文彩羞憤難當?shù)拇笮υ�，雙方裂痕至此完全不能彌合。
凌旦寓居成都陜西街公館，開有一個人力車行，按月收取車租。加上劉文彩撥給她的其他款項，經(jīng)濟上頗為寬裕，但精神上并未舒展。成都的劉氏家人都不屑和她交往，劉文彩一年中也不過探望她一兩次。對她垂涎三尺的紈绔子弟倒是不少，但懾于劉文彩的虎威，都只能“望洋興嘆”。凌旦形單影只，百無聊賴，就把遠在敘府的干媽———妓院老鴇———接來作伴。凌旦有樁心事：早已喪失生育能力，將來瓜分劉文彩遺產(chǎn)時，兒孫繞膝的楊仲華勢必占盡風光，而孤苦無助的她勢必叨陪末座。每念及此，凌旦就憂思如織。老鴇抵蓉后，向凌旦獻上一計，凌旦如得錦囊，即照老鴇所云，用棉花將腰身填大，偽裝懷孕；暗中收買貧家男嬰，同時買通醫(yī)生作弊，順順當當?shù)貫閯⑽牟省吧毕乱惶�。自以為天衣無縫，卻不料隔墻有耳。劉文彩收到舉報凌旦的“群眾來信”，滿腔怒火，卻又不便發(fā)作———這畢竟有損劉氏家庭尤其是他本人的名聲。篤信“人死留名，虎死留皮”的劉文彩，只好暫且隱忍，靜觀其變。凌旦還以為此計得售，后悔自己“肚量”太小，只“生”了一個，仍不能和楊仲華平分秋色。干脆再接再厲，又腆著大肚皮招搖過市，一年后陜西街劉文彩公館再傳“佳音”：凌旦一胎生了三個男嬰，加上“頭胎”，膝下共有四子，在與楊仲華的“生子大戰(zhàn)”中終于扭轉(zhuǎn)敗局。她所創(chuàng)造的，大概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不像父不像母、彼此間也毫不相像的“三胞胎”。嗅覺靈敏的小報記者，對如此天方夜譚哪會放過！不僅詳細報道，而且圖文并茂，親友莫不引為笑談。凌旦弄巧成拙，最丟臉、最惱火的當然還是劉文彩。劉文彩怕凌旦繼續(xù)遭小報記者圍追堵截，鬧出更多笑話；同時也認為有必要把凌旦弄到身邊，嚴加看管，就指令凌旦遷回安仁老家。 凌旦在成都實在是聲名狼藉， 正想找個避風港。這樣，兩人在安仁老家“團圓”了。
形式上“團圓”，實際上是“團”而不“圓”。因為彼此都已看透了對方，早年那份纏綿之情，也就如風中薄云，消失得無蹤無影了。
劉文彩召回凌旦，在經(jīng)濟上尤其加強“宏觀調(diào)控”。凌旦素來天馬行空，哪受得了這份窩囊氣，不免怨恨不已，與劉文彩雖然還談不上反目，但對家務事，則是完全不聞不問。梁慧靈對凌旦言聽計從，在凌旦的“熏陶”下，“在安仁接幫結(jié)派，又混上了鴉片癮，變得越來越懶”，與劉文彩也就更加疏遠。劉文彩名義上妻妾成群，實際上“后宮”沒有一個知冷知熱的人。在外面他是前呼后擁，回到家卻如落進冰窖。劉文彩深感孤寒，漸漸萌生再娶之意。
便有了第三個如夫人———五太太王玉清。
歷經(jīng)情海劫波，劉文彩對男歡女愛已是興味索然。這時他所物色的與其說是如夫人，倒不如說是“生活秘書”，所以他才向媒人特別強調(diào)要附近農(nóng)村的女子。都市女子在他眼里已是虛浮放浪，因而根本不在考慮之列。
劉文彩這次總算沒有失望。在他的四位妻妾中，最體貼他的，就是這位村姑出身的如夫人了。劉文彩的一個兒子承認：
王玉清貌僅中下，外表一副老實相。這個土頭土腦的老女子，又是滿口鄉(xiāng)音，讓劉文彩晚年得到慰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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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彩也待王玉清不薄。結(jié)婚不久，王玉清娘家就添了四十畝水田，草房也被漂亮的四合院所取代。但劉文彩的這些饋贈沒能使王玉清娘家興旺起來———人算不敵天算：僅僅四個月之后，王玉清的父親和兩個弟弟相繼去世，留下一門三口寡婦。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雇工院至今仍存放著劉文彩生前定制的七具豪華棺木，均為建昌紅漆描金花棺，紅綾覆蓋。其中一具特別注明王玉清專用。劉文彩妻妾中，能享受此等“厚遇”的，僅王玉清一人。
劉文彩暮年再娶，無疑是對三位舊太太的公開挑戰(zhàn)。他與王玉清愈親密，這種挑戰(zhàn)就愈扎眼。早已暗潮洶涌的劉文彩老公館，由此更加動蕩不安。
三位如夫人互相傾軋，鬧得劉文彩老公館雞犬不寧。在這場混戰(zhàn)中，初出茅廬的王玉清雖是眾矢之的，卻始終穩(wěn)操勝券———劉文彩作后盾，誰也莫奈她何。在劉文彩看來，有王玉清為伴，晚年再無孤寒之憂，那兩位都市如夫人也就無足輕重，沒必要繼續(xù)遷就她們。對她們從此不再客氣，加緊“治理整頓”。一天早上，他把如夫人全都叫到他的房間，一臉嚴肅地說：當著你們?nèi)齻�的面，我給你們說好，每人每個月二十塊零用錢。夠用就好，不夠用，自己養(yǎng)豬、喂雞去找錢。不要拿了我的錢到處亂跑，惹事生非。凌旦聽了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梁胖則從劉文彩床頭上的錢盤子里抓了兩個銀元，怒沖沖地轉(zhuǎn)身就走。劉文彩毫不理會她們的抗議，當月兌現(xiàn)。這番“經(jīng)濟體制改革”，其矛頭表面上指向凌、梁、王“你們?nèi)齻�”，實則只是要剝奪兩位都市如夫人的經(jīng)濟特權，對王玉清并無絲毫束縛之意。
脈脈溫情早就蕩然無存。凌旦和梁胖之所以戀棧未去，無非是舍不得劉文彩的萬貫家財�，F(xiàn)在劉文彩完全撕破了臉皮，而且從經(jīng)濟上把她倆捆得死死的。她倆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縱情揮霍，榮華富貴已無從談起。凌旦和梁胖萬念俱灰，與劉文彩只能是分道揚鑣了。
對離異經(jīng)過，王玉清印象極深———
梁胖是凌君如挑起走的。一天，我到親戚家去吃酒碗，我家婆家的一個老表給我說，他看見梁胖走了，帶了七口箱子，問我是咋的。我說我咋曉得嘛。我回去，劉文彩給我一張紙，叫給他擱好。劉文彩給我說，梁胖給他做（賭）氣。他去問梁胖啥子事，梁胖說：隨便你。我們劉文彩有點聰明，他就說：是不是你要離婚？梁胖說：是。劉文彩就說：你要離，我不留你。劉文彩是最喜歡熱鬧的人，是不想她走的。梁胖當真就要走，劉文彩就叫她馬上寫張離婚書。劉文彩說，你把你的東西拿起走，我不要你的。梁胖帶了七口箱子走，劉文彩派人把她送走的。
梁胖走后三年，她就給楊仲華寫信，說她要回來，她說兒女大了，她回來幫到一下。梁胖的手是巧的。劉文彩不要她回來。我給劉文彩說叫她回來算了，劉文彩說：她又不是哪個帶不得她把她攆走的，是她自己要走的，不要她回來。梁胖也就沒回來，以后也就不知她的情況了。
梁胖走后，凌君如借口她媽病了，也就走了。凌君如走后，劉文彩給她寫了幾封信叫她回來，去人接她，她也不回來。
凌旦和梁胖自由了。可對她倆來說，這并不美妙。像她們那樣的女子，只有藤而沒有干，所以從來都只會依附纏繞而不可能獨立臨風。自由之于她們當然不是天堂，而只會是無邊的苦海。
外面的世界很無奈。梁胖悔不當初，不惜向昔日的情敵求情，仍然欲歸不能。凌旦雖然走得那么堅決，也沒能走進再生之地。最初幾年，她與演員王國仁打得火熱，兩人坐吃山空。凌旦年近不惑，無法重操舊業(yè)；又不愿拋卻貴婦風度，屈尊下嫁。風雨飄搖之中，倍加懷念過去的錦衣玉食，毅然決然地踏上了歸途。在她看來，一日夫妻百日恩，何況她與劉文彩有過那樣一場轟轟烈烈的“生死戀”�，F(xiàn)在既然她已“幡然醒悟”，莊園中不會沒有她的一席之地。她萬萬想不到劉文彩會如此絕情。
（二十）
但此后劉文彩對凌旦也不是完全撒手不管，凌旦還能依靠劉文彩在敘府的房租過日子�？蛇@并非長久之計———土改時，劉文彩的全部家產(chǎn)都被沒收，凌旦再沒有房租可支，不得不回到中場鎮(zhèn)娘家自食其力，晚景非常凄涼。目擊者周少英1976年5月12日供稱：
解放前，我同凌旦的媽住的是對門，那時經(jīng)常見到凌旦。解放后就只見過一次凌旦。
記得是生活困難時期，大概是1962年吧，我在（成都）青石橋北街見到她。她頭上戴了個爛草帽，穿了一身很爛的藍色衣服，人老多了。大概近六十了吧，在街上討飯。她還搞了些破爛，賣糖、賣包子（五角錢一個），跟一個陳四姐在一起。我見到她，看見她那個樣子，很驚訝。我問她：“你咋變成這個樣子了呢？你不如去向政府坦白，交待揭發(fā)劉文彩，說不定政府還會給你個事情干呢。”她說，她不想去找政府，她要找朋友去。并向我撒謊說，她從敘府來，錢包丟了，沒法，只得討飯，晚上住在火車站候車室。我就不相信，能住火車站，能討飯，哪里有錢呢，說明把錢包丟了是扯謊。由于我們過去認識，她就在我們這里住下，當時我們住在青石橋北街36號劉婆婆家，凌旦也就住在劉婆婆家（劉婆婆已經(jīng)死了），搞了個地鋪住上。住了幾天，我們大伙給湊了一些破爛，如繡花枕頭等，她拿走了，去擺攤子，以后就再沒有來。
第三如夫人王玉清，同樣飽經(jīng)風霜。劉文彩剛剛“出土”，她就成了“牛鬼蛇神”，與劉文彩同臺亮相。1959年的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專辟“王玉清寢室”，其解說詞云：
劉文彩把他的寵愛集中到比他小三十多歲的王玉清身上。王玉清喜歡吃鴨，劉文彩命他的廚工每次宰殺三十多只鴨子，取下來用人奶文火煨給她吃。王玉清吃飯用的是珊瑚筷子、玉石碗，早上喝的是燕窩湯。
60、70年代，有兩個中國女人的生活細節(jié)最為公眾津津樂道。一是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用牛奶洗澡”的傳聞，再就是劉文彩愛妾王玉清吃鴨腳板的傳聞。在那個欲求溫飽而不可得的匱乏年代，這當然是暴殄天物、奢糜無度的范例。時至今日，游客訪晤王玉清，“吃鴨腳板”仍是他們提問的熱點。對此，王玉清啼笑皆非。她說：
吃鴨腳板的事是有的，但并不是為了奢侈。像當時劉文彩這樣富有的家庭，吃鴨子是常事。恰恰他家的公子、小姐都不吃鴨腳板，一是怕臟，二是嫌沒肉。我是從農(nóng)村來的，舍不得把鴨腳板都倒掉，每次就留下來吃了。四川人都會養(yǎng)鴨子，哪個會把吃鴨腳板當享受呢？
回憶自己的后半生，王玉清沒有哀怨，而是異乎尋常的平靜。她說：
劉文彩埋沒幾天就解放了。我們一大家人的生活是劉文輝幫助的。有時劉元華的媳婦到她娘家去拿點針線活路來做。我?guī)蛣e人改點衣服，做咸菜賣。我賣過一段時間的紙煙，織過紗布，解放一年多去讀過識字班。這樣過了四年多，人家給我介紹（四川�。┪氖佛^的姜聞山。祖重山說的媒。祖原是在二十四軍（防區(qū)）當縣長，解放后收荒，他的女跑會府街做生意。祖他們認識文史館的陳老師，他們跟陳老師的女人好，他們說起的。姜聞山是辛亥革命人士，同孫中山一起搞革命的。我和姜結(jié)婚時，我四十幾歲，姜已六十幾歲。
王玉清與姜聞山?jīng)]有多少感情可言，姜聞山雖然沒有給她愛，在她卻是不可或缺———姜乃辛亥宿老，文革前還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有他蔭庇，王玉清雖已“臭名昭著”，但人身還未受到傷害。1964年姜聞山病逝，王玉清就成了曠野中一棵無助的孤樹，聽憑摧折。1965年11月28日，成都市慈惠堂派出所通知她：“這兒沒有你的戶籍，你回大邑去吧�！薄皼]有戶籍”不過是個由頭，主要原因還有政治的———其時，泥塑《收租院》已大紅大紫，莊園陳列館廣場上頻繁舉行的斗爭大會，需要她現(xiàn)身說法。她必須做到召之即來，來之能“跪”。王玉清就這樣被趕回蔡場老屋，當了二十多年的活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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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屆三中全會后， 階級斗爭的大幕落下了， 王玉清的活靶子生涯到了頭。1980年摘除“地主”帽子，加入了公社社員行列，還當上了五保戶。現(xiàn)在定居安仁鎮(zhèn)， 孑然一身。當?shù)卣吭卵a貼的120元錢，就是她的全部收入。在一間簡陋至極的平房里，天天面對佛像，虔誠地念叨“阿彌陀佛”。
劉文彩夫人楊仲華30年代初遷居成都，與劉文彩的關系一直是若即若離。娶了王玉清，劉文彩對她更冷淡，一年到頭難得去幾次成都，去了也只住兩三天。見面很少，可說是咫尺天涯。只有一次朝夕相處了一個來月，還是因為日機空襲成都，楊仲華不得回老家避難。那段時間，劉文彩把煙具拿到楊仲華房間，天天和楊仲華一起燒大煙，對楊仲華算是以禮相待，實際上很不耐煩，常在背后抱怨：她咋個還不走喔。
彼此都是敷衍，彼此都是活受罪。
楊仲華母子在成都的生活費用、教育費用，全部源自劉文彩在成都郊縣的田租（每年約有千石黃谷）。30、40年代，寓居成都的劉氏家人大多有小汽車；楊仲華也有一輛，卻是出廠近二十年的老爺車，發(fā)動機都讓人拆走了，根本不能使用。楊仲華覺得很失面子，囑孩子們回老家時向劉文彩說項，給她換輛新的。劉文彩總是回答說，修新公館開銷太大，過兩年再說�？尚鹿^剛剛落成，文彩中學又開了工，劉文彩手頭更緊，不但未如約買車，反而把楊仲華名下的田租收走了一半。楊仲華也無可如何，買車之說從此不提。
關于楊仲華的后半生，她的一個兒子回憶說：
楊性好善，每年冬天都要捐給善堂大米數(shù)千斤，施舍貧苦。四十歲后開始學佛，念經(jīng)吃素。此時除親友中有重大事情外，不再出門應酬。解放時，由于劉（文彩）剛?cè)ナ�，所有家屬都弄不清財產(chǎn)情況，成都的家和老家在劉文輝起義后，都遭到蔣幫潰軍的洗劫，因此，民主改革時期各項經(jīng)濟任務（公糧、退押、補稅等等），全壓在她的頭上，困難重重。而王玉清則因外相老實，又是老夫少妻，一般總認為是強迫婚姻，反而得到同情和寬大。楊把成都家產(chǎn)應負擔的任務，羅掘俱空地完成了后，還要她負起劉（文彩）的整個家產(chǎn)應盡的任務，弄得焦頭爛額。后來還是在重慶的劉文輝知道了，慨然把欠數(shù)擔了過去，楊才得以松口氣。
楊仲華……由于早婚多育，本來身體就不大好，又受凌（旦）事（件）的刺激，健康更差。在敘府時就常以鴉片療疾，逐漸成癮。1937年為了三兒子的耳病，下決心戒了煙（在那醫(yī)藥落后的年代里是很痛苦而且危險的事），帶三兒子到平、滬求醫(yī)，不料治病無望，反而碰上“七七事變”和“八·一三抗戰(zhàn)”，被困在平、滬近兩個月，擔驚受累地逃難回家，身心更是大大受損。此后大病小病常年不斷。解放后，遷往善堂的一間偏房里，每天拐著兩只改組派的小腳，往返步行二三十條街，到女友家的縫紉組去攬些零活維生。枉自有眾多子女，卻無一個可以依靠的�！膬鹤釉谄鹆x部隊改編后，編入進藏部隊作戰(zhàn)士，楊仲華因此才有個軍屬的光榮，不無慰藉。1953年一次舊病臥床，心跳突停。如果醫(yī)療條件好，也許能搶救過來，但那時一切都談不上，就此去世，年僅五十三歲。綜其一生，枉在富貴之家走一趟。
四位妻妾，沒有一位不受劉文彩拖累，歷盡磨難。倘若她們嫁到普通人家，過男耕女織的平常日子，未始不能與夫君白頭偕老。卻和劉文彩結(jié)緣，終為劉文彩所誤。可見富貴并不僅僅是浮云，有時簡直就是陷阱。
在私生活方面，劉文彩肯定不是正人君子。聲色犬馬，眠花宿柳，用之于中年劉文彩，可說十分貼切。這不只怪。富貴思淫欲，是中國暴發(fā)戶的通病。劉文彩不過一介基本文盲，要他不被權力和財富所腐蝕，不被惡濁的社會生態(tài)所同化，不沉溺于聲色犬馬，這無異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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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劉文彩六十歲，年歲不算太大，但身體狀況已是危機四伏。
劉文彩病情加劇， 始自1948年2月。那天他從街上回來，一路上腹部總是隱隱作痛。剛剛跨進井坎門，一股血腥味突然往上涌，眼前頓時一片漆黑。他急忙扶住門框站穩(wěn)，“哇”的一聲，一口鮮血噴了出來……
從這天起劉文彩就病倒了，常常吐血不止。西醫(yī)診斷為肺病。但劉文彩不相信西醫(yī)，拒絕入院治療，只讓中醫(yī)到家里來把脈開方。病越拖越重，到了1949年春，劉文彩不能不承認在安仁已經(jīng)沒有治愈希望，這才同意去成都求醫(yī)。帶上王玉清，傭人和一個廚子，乘轎子赴蓉，經(jīng)過雙流縣擦耳鄉(xiāng)，曾到“全福社”舵把子、著名的“紅色袍哥大爺”徐茂森家里拜訪，一起吃了頓飯。到成都住在文廟后街公館。文廟后街公館有幾套四合院，一個網(wǎng)球場，一間車房，還有一套花園洋房。四合院堂屋兩邊廂房，一邊是楊仲華寢室，一邊是劉文彩兩個女兒的寢室。洋房有兩層，一樓用作幾個孩子的教室，二樓用作老師宿舍。劉文彩來了之后在洋房一樓大廳住下，王玉清就住在隔壁。仍然只請中醫(yī)看病。據(jù)王玉清回憶，那段時間劉文彩的感情變得特別脆弱，梁胖和凌旦早就走了；楊仲華不打照面；幾個孩子各有各的事，隔三差五來探望一次。親屬中只有王玉清天天陪著他。劉文彩很傷心，“經(jīng)常愛哭”。
住在成都，看病拿藥方便得多，病情卻沒有絲毫緩和。1949年10月17日清晨，文廟后街公館的樹上站滿了烏鴉，凄涼的聒噪，一陣緊似一陣。劉文彩早就醒了，聽著窗外烏鴉的叫聲，一種不祥的預感越來越強烈。那天早上廚子照舊送來稀飯咸菜，劉文彩一口也吃不進。劉文彩不吃，老老小小就都沒心思吃，公館的氣氛顯得分外壓抑。在床上躺了一陣子，劉文彩不耐煩了，嚷著要回安仁，他要死在安仁。誰都拗不過他，只好派人叫來兩輛小轎車、一輛吉普車，準備啟程。此前，劉文彩早已命隨從楊孟高執(zhí)筆，立下遺囑。遺囑規(guī)定，原先在成都湖廣街給王玉清買的那套院子，還是歸王玉清；另在安仁街上劃出一套獨院、十二個鋪面給王玉清。楊仲華不高興。楊孟高私下勸她：這有什么，幾個兒女都是你的，除了王玉清那點東西外，其余東西也都是你的。楊仲華這才稍稍寬解。
奄奄一息的劉文彩，已經(jīng)瘦得皮包骨了。一米八幾的個子，連羸弱的王玉清都可以抱上抱下的。大家小心翼翼把劉文彩抬進小轎車，劉文彩靠在傭人身上躺著，臉色蠟黃，雙目無神。車開得很慢，開到離成都二十里地的簇橋，劉文彩突然發(fā)作，昏厥了過去，怎么喊也不答應。大家嚇壞了，怕他死在路上，車隊回頭又朝成都開。王玉清則回安仁拿早先準備好的壽衣和棺材。車開進文廟后街公館，開到花園前面停下，幾個人把劉文彩抬出來，放在臺階上的一張椅子里。劉文彩本來處于半昏迷狀態(tài)，這一抬把他驚醒了。他睜開眼睛，左右打量，明白自己并沒有回到安仁，輕輕嘆了一聲，然后頭一偏，斷氣了。因劉文輝反蔣起義已到最后關頭，當局強化了對劉文輝及其家族的監(jiān)控。所以劉文輝一再囑咐不要太過鋪張，以免驚動當局。在成都辦的喪事也就談不上什么排場。楊仲華是個虔誠的佛教徒，請和尚為劉文彩念了一個多月的經(jīng)。隨后將劉文彩遺體運回安仁。這時已經(jīng)是1949年10月。
劉文彩遺體運回安仁，先陳放在文彩中學禮堂，在妻子兒女凄切的哭泣聲中，豪華棺木緩緩沉入墓穴。從安仁鎮(zhèn)到墓地，擠滿了圍觀的鄉(xiāng)民。萬眾矚目下，劉文彩逐漸從世上消失了。他是和他的時代一起消失的。他的那個時代是典型的亂世，而他則是一個典型的亂世奇才。他和劉文輝固然是兩位一體，但他的性格與劉文輝卻是迥然不同———他遠不像政治家劉文輝那樣張弛有度和善于變通，更多江湖游俠的孤傲任性和奔放不羈。所以，他只能在亂世中找到生存空間和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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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的一個晚上，劉文輝兒子劉元琦帶上一個副官，乘人力車回成都新玉沙街公館。下了車，副官大步流星走在前面，劉元琦掉在后面。副官一進門就踩響了地雷，轟隆一聲，三幢樓房中的兩幢灰飛煙滅。劉元琦轉(zhuǎn)身就跑，僥幸揀回一條命，副官則尸骨無存。
在劉文輝公館埋雷的是胡宗南部。后來解放軍工兵從未炸毀的一幢樓房中又取出許多炸藥和雷管，劉文輝全家幸免于難。
與此同時，胡宗南部也闖進了成都文廟后街劉文彩公館，連鍋都端走了。劉文彩家人都成了胡宗南部的搜捕對象。所幸家眷因回安仁舉行葬禮，早已離開成都。12月底，胡宗南部開進安仁。劉文輝原本派了一個連負責新公館警衛(wèi)，但一個連的雜牌軍哪敢與數(shù)十萬中央軍對陣？只好換上便衣，分散躲到老鄉(xiāng)家里，大局底定之后才各自歸隊。劉文彩的幾個兒子則分散投奔幾十里外的親戚家。安仁老公館和新公館被胡宗南潰兵翻了個天翻地覆，所有貴重物品席卷一空。
劉氏家族的這些歷險奇遇，是劉氏家族決定性的政治轉(zhuǎn)折的必然結(jié)果。
這個決定性的政治轉(zhuǎn)折，便是1949年12月9日劉文輝彭縣起義。
1948年春， 中共川西地下黨要劉文輝兒子劉元彥給他父親捎個口信，3月的一個早上，劉元彥趁劉文輝一人吃早點的時候，悄悄告訴劉文輝，川西地下黨請求會晤。劉元彥原以為劉文輝多少會有些驚訝，因為他與地下黨的來往一直對家里保密。沒想到劉文輝臉上一派平靜，說：“共產(chǎn)黨中央早就派有電臺住在我們這里了嘛�！边@下該輪到劉元彥大吃一驚了：沒想到父親比他“赤化”得更厲害，早就和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聯(lián)系。
劉文輝所說的中共電臺，1942年8月1日就從雅安蒼坪山下的一個旅司令部發(fā)出了溝通延安的第一個信號。據(jù)聞，劉文輝是每日必讀，實在忙不過來，就利用抽大煙的時間，睡在煙盤邊，邊抽煙邊看被他稱為“紅色參考消息”的內(nèi)容。八年共二千九百多天，從不間斷。川康方面的軍政動態(tài)，也由王少春通過電臺向中共中央報告。這個電臺的設立，標志著劉文輝與中共由一般聯(lián)系開始進入了實際配合的階段。劉文輝聯(lián)共，起初只是基于政治上的利害。隨著時勢推移，劉文輝聯(lián)共由假到真，即由原來的暫時利用逐漸變成了真誠合作。1948年遼沈戰(zhàn)役結(jié)束后，劉文輝已開始醞釀起義， 于1949年9月向中共中央報告了起義醞釀情況。周恩來復電說：大軍行將西指，希積極準備，相機配合，不宜過早行動，招致不必要的損失。這個電報深深地打動了劉文輝。1949年10月，西寧、銀川、廣州次第克復，戰(zhàn)爭重心轉(zhuǎn)向西南。蔣介石親臨四川，指揮大軍分別向川東、川南、川北集結(jié)，打算死守川康。劉文輝部成了從內(nèi)部瓦解蔣介石“西南反共堡壘”的關鍵性力量，起義時機終于成熟。劉文輝毅然決定赴蓉。當時成都是“西南反共堡壘”的神經(jīng)中樞，許多人覺得劉文輝在這種時候赴蓉危險太大，一旦發(fā)生不幸，影響起義全局，劉文輝卻認為去成都危而實安。一位地下黨員勸阻他，他解釋說：“去成都，西康之禍緩；不去成都，其禍速。”在關鍵時刻，他越是與蔣介石疏離，蔣介石就越會疑神疑鬼，對他的監(jiān)控就越緊；必須去成都，與蔣介石同榻而臥，才能使蔣介石稍為寬解，避免起義意圖過早暴露。而且他是川康實力派領袖，他去了成都，川康實力派才不致群龍無首，才能保證起義時步調(diào)一致。這的確是一個需要大智大勇的決策。劉文輝不僅作出了這個決策，并且在去成都之后，一方面暗中調(diào)兵遣將，部署起義；一方面與蔣介石及其僚屬酬酢言歡，將起義部署掩飾得滴水不漏。政治手腕之老辣，令人嘆為觀止。12月7日，劉文輝和鄧錫侯從成都脫身，闖過重重艱險，于12月9日晨抵達鄧錫侯部控制的彭縣。潘文華也如約趕到。劉、鄧、潘會商決定，馬上起義。起義通電早已送往雅安中共地下電臺，蔣介石聞訊，大驚，生怕重演“西安事變”，連飯也吃不下，即刻乘飛機從成都逃往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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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義北平起義，共產(chǎn)黨果然對傅部起義將領既往不咎并大力宣傳這個政策，這對國民黨軍政官員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成了國民黨軍政官員倒戈的主要因素之一。劉文輝從此放下心來。他認為，既然既往不咎，出于起義大局的需要，他和他的家族再當幾天大地主，當然有百利而無一弊。所以，在接到喬冠華的口信后，劉文輝及其家族一分地也沒賣出去，完全沒有把在土地上的投資轉(zhuǎn)向工商業(yè)，他和他的家族也就沒有能夠在建國前擺脫大地主的身份。
劉文輝本人確實沒有為他的大地主身份所累。中央政府對他一直持保護立場的。劉文輝與周恩來交情很深，劉元彥回憶：“我父親在解放前的一系列進步活動，是在黨的影響和領導下進行的。在每個形勢變化的關頭，周總理都及時地給予指導，使我父親不致走入歧途……解放后，形勢不同了，任務不同了，但周總理這種及時的指導一直沒有改變，而且更為具體�！睂⑽妮x身體的關懷，尤其“無微不至，令人感動”。正因為如此，盡管劉文輝與四川方面的關系在劉元琮自殺身亡后一直很微妙， 四川方面對劉文輝本人仍不能不有所忌憚。1958年6月，四川方面開始籌建地主莊園陳列館，7月，中央政府便把劉文輝從四川省政協(xié)副主席任上調(diào)到北京，要劉文輝接任中央林業(yè)部部長，劉文輝實際上是官升一級。這既是為了避免陳列館開張后劉文輝處境尷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劉文輝的一種安撫和補償。即便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劉文彩已經(jīng)揚名全世界，劉文輝本人的地位仍然是不可動搖。當紅衛(wèi)兵前去揪斗劉文輝時， 劉文輝已被周恩來指派的專使接走， 護送到某醫(yī)院“療養(yǎng)”。這里還有則笑話，劉文輝出去“療養(yǎng)”，沒叫上夫人一起走。他毫發(fā)未傷，夫人沒地方躲，吃了不少苦頭。后來回到家，夫人抱怨為什么不帶上她一起走時，劉文輝一臉的無奈：“沒辦法呀，總理的名單上只寫了我沒寫你，我怎么能自作主張呢？”直到去世時，劉文輝仍是全國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常委。
雖然如此， 劉文輝的晚年生活并不愉快。1995年3月，筆者采訪劉文輝長女劉元愷，劉元愷回憶：
地主莊園剛剛開始登報，《××日報》第一個先登，就把劉文彩的事情登出來，登出來過后《××日報》記者就采訪我父親。我父親就說了一句。當時他心頭很不舒服。他就說：我莫得多余的話跟你們兩個說，嗯，劉文彩這人，你們登的那些事情好多不是事實。但是，這個……劉文彩的所作所為該我負責。就是因為我的關系造成他這樣子的，因為當時我也有局限性嘛。
1962年，全國文史資料選輯發(fā)表了劉文輝的回憶錄———《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貞涗浿攸c記述了聯(lián)共反蔣的具體過程，實則是提醒公眾尤其是提醒四川方面注意劉文輝的起義將領身份。同時也承認了劉文輝在川南、西康苛政中的主要決策者地位。參與回憶錄撰稿工作的劉元彥講，回憶錄發(fā)表前曾寄給劉文輝故舊征求意見， 一時議論紛紛， 都認為劉文輝不必把川南、西康苛政寫得那么真切，“給自己臉上抹黑”。但劉文輝力排眾議，堅持秉筆直書。這固然反映了劉文輝的坦率，但劉文輝如此舉動，又何嘗不是間接地為五哥劉文彩分擔罪責！可惜回憶錄影響有限，僅僅為學術界提供了一份現(xiàn)代史資料，沒有也不可能在政治上發(fā)揮什么作用，沒有也不可能稍稍改善劉氏家族的處境。但劉文輝所能做的也就是這些了，此后他只能忍耐。
久經(jīng)磨煉的劉文輝，城府極深，心中縱有萬丈波瀾，表面上仍看不出一絲漣漪。晚年的他不茍言笑，沉默寡言，從來不向任何人談及自己的家庭。
劉文輝再沒回過安仁，在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任任上沒回去，在四川省政協(xié)副主席任上，與安仁近在咫尺仍沒有回去；在林業(yè)部部長任上還是沒有回去。
劉文輝于1976年6月24日因癌癥在北京去世。終年八十二歲。
（完）
此書已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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