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端：1967年10月9日
文/ 曲折
這是我們10個人誰也沒有想到的。23年前，我們10個北京中學生奔赴內(nèi)蒙古錫林郭勒草原插隊的行動，竟會成為那場“波瀾壯闊”
的上山下鄉(xiāng)運動的發(fā)端。
從60年代延至70年代，成千上萬的青少年從全國各個城市走向農(nóng)村、邊疆，人數(shù)達1700萬，相當于一個歐洲中等國家人口的遷徙。
1967年的夏天，“文革”已整整一年了，國家混亂，學校停課，武斗內(nèi)戰(zhàn)侵擾著一代熱血青年，中學生已無大學可升，無業(yè)可就�？偛荒芤惠呑哟粼趯W校鬧革命吧？該向何處去？沒一人能回答。盡管不少人堅信中國將走進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新世界，但誰也說不出明天會是什么樣。我當時是二十五中高三學生，亦是當時首都中學紅代會政治部負責人，主管紅代會的“會報”《兵團戰(zhàn)報》。由于江青4 月3 日和4 月4 日兩次講話的挑動，北京中學生分成兩派大打派仗，我感到十分無聊。以后想起來，當時確有不斷革命、不斷探索前進方向的熱誠，但潛意識中是不是也有擺脫困惑、尋找出路的渴望呢？總難以說清。
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也都開始對“文化大革命”感到厭倦，認為自辦與社會實踐緊密結(jié)合的新型大學可能是條出路，7 月，我發(fā)出了一份創(chuàng)辦紅衛(wèi)兵大學的倡議書，兩天之內(nèi)，就有300 多人報名參加。
在籌辦紅衛(wèi)兵大學的過程中，我們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中有關(guān)部門青年運動的論述，很快問題出來了：按“文革”時期特有的思維方式去分析，我們認定自己的階級屬性是沒有進行徹底思想改造的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由此不可能構(gòu)筑無產(chǎn)階級的教育陣地。順理成章的推斷是：要取得創(chuàng)建新型大學的資格，必須實現(xiàn)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這一點，只能走與工農(nóng)相結(jié)合的道路。
選擇什么樣的“與工農(nóng)相結(jié)合”的具體方式呢？
我們當時無疑深受60年代初期黨為青年學生樹立的那些榜樣人物的影響。那時候為了發(fā)展農(nóng)業(yè)（或許還有精簡城市人口的需要），新聞機構(gòu)曾大力宣傳到農(nóng)村安家落戶的城市青年學生中的先進人物，邢燕子、侯雋、董家耕、趙耘等一批“身居茅屋，心懷世界”的青年楷模，對不甘平庸的中學生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在此其間，曾去狼牙山進行過社會調(diào)查的女八中學生郭兆英，多次和我談起廣大農(nóng)村缺乏知識的窘?jīng)r，談起農(nóng)民養(yǎng)活知識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識青年的現(xiàn)狀，大大影響了我的思想。后來她和我一同走向草原，成了我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妻子。這樣，自然而然地，在我面對“與工農(nóng)相結(jié)合”方式的選擇時，上山下鄉(xiāng)就成了合乎情理的首選目標了。這個決心的明朗化是在炎熱的8 月。
報名參加籌辦紅衛(wèi)兵大學的幾百人，原以為我們提出的教育革命是類似學工學農(nóng)、開門辦學之類的事情，頂多不過一兩年。當我在自己舉起的“旗子”上寫下“上山下鄉(xiāng)”的大字后，這幾百人只剩下10個人。
這10個人是曲折、郭兆英、王紫萍、王靜植、寧華、金昆、鄭曉東、胡志堅、高峰、鞠頌東。大家堅定地表示，即使只剩下一兩個人，這條路也要走下去�；I備的第一件事是選地點，理想主義加青春的浪漫，當然惟恐走得不遠。哪兒離北京最遠？在地圖上沿著中國的邊界線找。新疆拜城這個極為生疏的地名被我們選中了，計劃9 月底在當?shù)卮笱┓馍街熬统霭l(fā)。
我們到北京市勞動局匯報了這個計劃。勞動局安置辦公室的同志不太贊成我們?nèi)バ陆�，說是中蘇邊境上糾紛多，不穩(wěn)定，建議我們到內(nèi)蒙古去。我們同意了，并答應等待市里出面去與內(nèi)蒙古聯(lián)系。
10月初，錫林郭勒盟派安置辦的楊振祥、張保德同志到北京接我們。
我們10人中沒有一人的家長同意子女去錫盟草原插隊落戶，但多數(shù)人又不敢公開反對，那樣政治壓力太大。只有一個同學的父親堅決反對，將這個同學關(guān)在屋子里，自己坐在門口守著。我到他家去說服，講多少都沒用。這位同學的妹妹很支持哥哥，送飯時夾進一張紙條，鼓勵他要堅強，要“沖破阻力”。在妹妹的幫助下，他終于沖破坐在門口的那個“阻力”，躲在家人找不到的地方。最后這位同學沒從家里帶任何東西，兩手空空與我們一起踏上征程。
10月8 日那天，市革命委員會常委丁國鈺、李冬民（我的同班同學、北京市紅代會負責人之一）、北京市勞動局的領(lǐng)導與我們話別，叮囑我們要有艱苦奮斗的思想準備，到牧區(qū)后要虛心向牧民學習，尊重民族風俗，把牧區(qū)建設好，還要求我們?yōu)樵谛Ｎ捶峙涞闹袑W生帶個好頭，打響第一炮。我第一次隱約感到，他們可能把我們?nèi)?nèi)蒙草原同中學生的畢業(yè)分配連到一塊去了。
10月9 日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當我為自己改名為“曲折”的時候，我確實是打算在人生的旅途中走曲折的路，曲折的道路，就是從10月9 日這一天開始的；曲折的道路，始于天安門廣場的金水橋前。
那一天的清晨，我們10人來到天安門廣場，這里已聚集了上千名趕來送行的同學和親朋，北京市勞動局組織了歡送隊伍，氣氛很熱鬧。我們在金水橋前列隊，面對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像，由我領(lǐng)讀誓詞：
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最最偉大的領(lǐng)袖毛主席：
我們無限忠于您的紅衛(wèi)兵向您宣誓：
您偉大的思想，是指導世界革命人民前進的最最光輝的燈塔，我們永遠永遠無限忠實于您，無限忠實于您的思想，忠實于您的革命路線。我們一定活學活用您的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為了毛澤東思想赤遍全球的偉大事業(yè)，上刀山下火海我們心甘情愿！前面有曲折，也有反復，但是您的光輝思想永遠照耀著我們，我們永遠高舉您的思想的偉大紅旗，前進！
最最敬愛的毛主席，我們遵照您的“知識分子與工農(nóng)相結(jié)合”的偉大指示，邁出了第一步，我們將循著這條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頭！
在這樣充滿時代色彩的誓言的激勵下，我們帶著光榮的、也是沉甸甸的使命感，像上戰(zhàn)場一樣，義無反顧地北上了。
兩天以后，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刊登了我們?nèi)?nèi)蒙古插隊的消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北京日報等也紛紛報道。（后來有些記者跟到了蒙古包，跟到了羊群邊，爭相采訪）我們的行動，在當時對全國產(chǎn)生了相當?shù)挠绊憽?br/>
10月14日的傍晚，我們終于到家了西烏珠穆沁旗白音寶力格公社白音寶力格大隊。這長達20個字的地名常常使我感到自豪，它的蒙古族情調(diào)總提醒著我一種全新生活的開始。熱情的牧民從幾十里外騎馬來看望我們，送來了奶豆腐、炒米、炸餜子。為我們燒奶茶，煮手扒肉。蒙古包里擠滿了人，歡迎會別開生面：牧民不懂漢語，我們不懂蒙語，我們用剛剛在盟里學的幾句蒙語表了決心。
夜幕降臨，我走出蒙古包來到草地上，牧草雖黃卻仍散發(fā)著芳香，繁星眨著眼好像離我那么近。蒙古族姑娘嘠日布站在身邊，我興致正濃，邀她為我們唱支歌，她欣然答應，唱起了《望北方》，歌聲悠揚、嘹亮，在幽靜的夜空中回蕩，撞擊著我的心扉。我完全陶醉了。那一刻，我愛上了白音寶力格我的新家，愛上了新家的牧人們。
當我們10個人走出了自己人生中這轉(zhuǎn)折性的一步時，我們對以后的事并沒有多想。我們沒有想到此舉如同一顆火苗，燃起了熊熊大火，燃遍了“文革”中的中國大地。
我們在草原落戶后的第二個月，即1967年的11月，第二批北京中學生300 多人也到了錫盟牧區(qū)，分別在東烏珠穆沁旗和西烏珠穆沁旗的幾個公社、牧場當上了“新牧民”。
1968年的夏天，我被叫回北京，協(xié)助市勞動局安置北京中學生。
那時“文革”已整整兩年了，史無前例的內(nèi)亂使中學生失去了升學就業(yè)的機會，該離開的出不去，該進校的進不來，社會問題十分嚴重。
北京市政府非常焦急，開始動員六六屆、六七屆初、高中畢業(yè)生上山下鄉(xiāng)或到生產(chǎn)建設兵團。有一幕場景使我總不能忘北京市革委會召集有安置北京學生任務的幾省勞動部門的同志開會，其間，革委會的一位負責人站起身來，雙手抱拳，作揖請求：“各省來的同志們，都請幫幫忙，各自再增加些人，剛才東北的同志已表了態(tài)，他們再多接收400 名。看看哪個省還能再多安排些？求求在座各位了" 這場景、這番話，不知會讓當時正豪情滿懷的紅衛(wèi)兵小將們做何感想，我卻一下子感到了一陣被當作”剩余勞動力“、”處理品“而被拍賣的深深的悲哀。
1968年夏末秋初，4000多名北京知青來到錫盟牧區(qū)。在此前后，北京中學生成批奔赴東北、內(nèi)蒙、山西、陜西、云南知青上山下鄉(xiāng)運動于12月毛主席發(fā)出“最高指示”后在全國形成了高潮。
當我們非常真誠地踏上與工農(nóng)相結(jié)合的道路時，我們實在沒有想到會為上千萬中學生的安置工作提供了思路，更沒想到在我們的身后，是10年間1700萬知識青年離開城市上山下鄉(xiāng)，而后又離開農(nóng)村回城，造成舉世罕見的人口大遷移，沖撞得中國社會數(shù)年間動蕩不安。
時間已到了90年代，人們?nèi)酝涣恕吧仙较锣l(xiāng)”這場運動。人們從經(jīng)濟學、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各種角度去描述它。1700萬知青“過來人”或許會有1700萬種評價和描述。我能說什么呢？我在此只想把那個真實的“開始”告訴世人，留給后人。
�。ㄗ髡撸涸阱a林郭勒盟西烏珠穆沁旗白音寶力格公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