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面”和“另一個”
作者：黃發(fā)有
生活在一個轉(zhuǎn)瞬即逝、光怪陸離的世代里，無處棲留的虛空和真假莫辨的恍惚驅(qū)使生命去尋找一種依托和慰藉。對于一個疲憊和饑渴的靈魂，有什么能比“真實”來得更親切和更迷人呢？正是得益于“真實”的祖?zhèn)髡信频氖a庇，泥沙俱下的人物傳記才能在九十年代風(fēng)靡不衰。不能否認，一些優(yōu)秀作品洗除了傳主身上的政治油彩和歷史塵埃，在還原傳主真相的同時也揭開時代的黑箱和精神的死角，貫注著直面滄桑的歷史意識和長懷憂患的悲劇精神。但經(jīng)得起時間檢驗的傳記實在是鳳毛麟角，趨時應(yīng)景的作品倒是層出不窮。譬如在張愛玲謝世后不久，十數(shù)種（也許更多）傳記便急促登場，粗制濫造的痕跡比比皆是。更值得注意的還是這樣一種傾向，即殫精竭慮地渲染傳主的“另一面”，在“真實”的幌子下肆無忌憚地給傳主敷粉著色，制造出面目全非的“另一個”。
二十世紀是個動蕩的世紀，硝煙彌漫，禍亂連綿。隨著蘇聯(lián)和東歐的解體，冷戰(zhàn)時代宣告結(jié)束，對抗狀態(tài)的驟然松弛必然出現(xiàn)政治裂縫，使當年的許多絕密露出冰山一角，半遮半掩的狀態(tài)激起世人無法遏抑的好奇和窺隱心理。不少傳記作家敏銳地捕捉到這一天賜良機，匆匆披掛上陣，根據(jù)支離破碎的解密文字和幸存者一鱗半爪的回憶，縱情地展開想象的翅膀，炮制出驚世之談。R ．帕阿帕編著的《不為人知的列寧》（耶魯大學(xué)出版社）通過首次發(fā)表列寧的書信，顯示了列寧殘酷冷漠的一面和一貫的密謀作風(fēng)。高爾基被拖進了“海燕”與“金絲雀”之爭的漩渦，并被無確鑿證據(jù)的“死因”說所困擾。對蕭洛霍夫等人的評價同樣被一些“內(nèi)幕”文字所左右，褒貶的反差形同冰炭。我國傳記文學(xué)界在對待偉人和名人的“反右”和“文革”生涯時，同樣存在著悖離歷史的傾向。思想禁錮的解除加大了創(chuàng)作的自由度，但這種自由并非不負責(zé)任的涂改。不少作家專注于窺探那層神秘帷幕，“語不驚人誓不休”，接二連三地抖露出與傳主的原來形象大相徑庭的“廬山真面”，或津津樂道“走下神壇”者庸常甚至庸俗的一面，或反復(fù)品咂“走進煉獄”者神奇甚至神圣的一面，一方面在解構(gòu)舊神，一方面在構(gòu)造新神。這些作家表面上在煞有介事地拆除政治神話的虛偽，實質(zhì)上卻以文字的方式在玩弄政治魔方。假如沒有了政治黑紗的掩護，就不再有“內(nèi)幕”供他們把玩，供他們制造迷人的閱讀陷阱。
“人性的真實”大概是那些好唱反調(diào)的作家們最為堅固的護身盾。
正是沿著“探索人性深度”的幽途，他們將傳主改塑得“煥然一新”。
《伯特倫德·羅素傳》（上卷）（自由出版社）由著名傳記作家雷·蒙克撰寫，他對羅素深有研究，但成見使他丑化了羅素。同為羅素研究專家的A ．格瑞林在1996年12月29日的《紐約書評》發(fā)表書評《一個有瘢痕的哲學(xué)家》，一針見血地指出：“蒙克先生專挑那些羅素深感煩惱和痛苦時寫的信件，加上蒙克自己的解釋，這就成了一幅極丑惡的肖像，羅素成了吸血鬼，成了一個冷漠自私、追逐女性的人。蒙克想在羅素臉上點綴一些瘢痕。而羅素這位主人公熾熱激烈的情緒和偶爾戲劇的發(fā)作倒幫了蒙克的大忙。”蒙克用大量篇幅考察羅素與女人的關(guān)系，并引用大量這類信件，在生活細節(jié)上糾纏不休，對一戰(zhàn)爆發(fā)卻一筆帶過。
人性不是神性，人性的陰暗面不值得驚天動地的渲染。里爾克說得好：“倘若我的魔鬼棄我而去，我怕我的天使也會振翼而飛。”但傳記作家在描寫主人公的生活細節(jié)，尤其是個人隱私時，通常更樂意采用更灰暗的色調(diào)。確實，傳記對主人公的陰暗面開掘得越深入，市場反應(yīng)就越火爆。描寫張愛玲的大多對她與胡蘭成的愛恨情仇糾纏不休，描寫李叔同的聚焦于傳主出家前走馬章臺及其婚戀糾葛的經(jīng)歷，并以史料殘缺、史無對證作為虛構(gòu)的借口與良機。1997年出品的由布賴特·吉爾伯特導(dǎo)演的傳記影片《王爾德》干脆專門“探索”主人公的同性戀傾向。這真可謂舍本逐末，小題大作，在引用材料時則習(xí)慣于道聽途說和斷章取義。
以真實為生命的傳記，近幾年越來越走向虛構(gòu)，尤其是在描寫主人公的情感律動和心理狀態(tài)時，充斥著云山霧海的猜測和以己度人的揣摩�；煜轮蠡氖�，英國暢銷小說家威廉·博伊德不久前推出一本《納特·泰特：一名美國藝術(shù)家》的傳記，講述一名才華卓絕卻懷才不遇的畫家的坎坷歷程。直至英國《獨立報》將這宗“最大的文學(xué)詐騙劇”揭露出來后，當初曾揚言見過傳主的美國人才知道這完全是作家的杜撰。當流言代替了真實時，真實便成了謊言。
我并不反對傳記開掘主人公的“另一面”，正因為“另一面”被過度地忽視和抑制，矯枉過正才有了貌似堂皇的理由。耐人尋味的是，描述活人的傳記大都在“造神”，而“一暝之后，言行兩亡，于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尸也成了他們沽名獲利之具”（魯迅語）。我絕不茍同的是：當前許多傳記在描述傳主的“另一面”時，慣用偷梁換柱和以偏概全的伎倆，將相對微弱的“另一面”無限暈染開來，沖淡甚至抹煞占主導(dǎo)地位的“這一面”。失去了“這一面”的支撐，“另一面”就必然擴散成混淆真?zhèn)蔚摹傲硪粋�”，比如說魯迅有其難言的隱衷，但他絕非隨波逐流的平庸者，更非自私刻薄的卑劣者，恰恰在與“鬼氣”和“毒氣”的抗爭中顯現(xiàn)人格鋒芒。為什么始終受陰暗面困擾不但沒有沉淪，反而攀上了生命高峰呢？其啟示正在于永不屈服的信念。
“上帝死了”成了褻瀆神圣的通行證，這是尼采的悲哀。而后現(xiàn)代的泛濫更使“打倒”和“超越”成了快樂游戲。但我卻禁不住從中察覺到人心的叵測，“精神謀殺”成為撈名獲利的捷徑，在貶抑偉人和名人的激情中難道不是涌動著取而代之的幻念嗎？我同時從中捕捉到人心的脆弱，不少人在為一些歷史人物的劣跡辯護時恰恰是在為自己尋找心理平衡，那些慣于污蔑的人是否在為自己尋找墮落的借口呢？
既然圣賢都有過失，那么蕓蕓眾生犯點錯誤又算得了什么呢？忍不住就想到《魔鬼夜訪錢鐘書先生》中的一段話：“為別人做傳記是自我表現(xiàn)的一種。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見，借別人為題目來發(fā)揮自己�！砸酪粋�人的自己，你得看他為別人做的傳�！蹦敲�，傳記作家在渲染別人的陰暗面時是否同樣泄露了自己的陰暗？而掩飾別人陰暗面的作家是否也在掩飾自己心中上不得臺面的東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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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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