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lián)長大的紅色后代
當父輩們?yōu)橥品f制度、建立新社會而浴血奮戰(zhàn)時，他們的后代卻不得不被送往遙遠的蘇聯(lián)，送進國際兒童院，在異國他鄉(xiāng)開始了人生之旅。
本書經向當事人或其親友專訪，或本人回憶編寫而成，記載了59人的成長經歷。
蘇兆征之子蘇河清：童年即跟隨父親革命
1921年9月，蘇河清出生在香港。
童年時期的許多往事，蘇河清仍能清晰地回憶起來：父親蘇兆征當時領導著香港海員工會。他常常在碼頭上為工人們讀報紙，宣傳俄國十月革命。每逢這時，蘇河清便牽著父親心愛的大狗“阿金”站在遠處放哨，一旦發(fā)現(xiàn)“摩羅薩”（指紅頭阿三、當局雇傭的印度人警察）就把“阿金”放開，讓它跑到父親那里報信。
黨中央后來派蘇兆征到上海工作，全家人也一同前往。蘇河清一家同鄧中夏一家是鄰居。當時，黨組織和工人組織的同志常常在蘇、鄧兩家開會。每到這時，蘇河清就和姐姐蘇麗娃騎著小童車在弄堂口放哨，一有情況就敲響隨身帶著的鐵盤，通知大人們趕快采取行動。
1929年2月下旬，蘇河清的父親蘇兆征病重住院，周恩來、李立三、鄧小平、鄧穎超等同志聞訊后曾趕去醫(yī)院看望。處于彌留狀態(tài)的蘇兆征用極微弱的聲音，斷斷續(xù)續(xù)地向在場的人講道，“廣大人民已無法生活下去了，要革命……”，他“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奮斗……使革命最后成功”，并用懇切的目光望著幾位戰(zhàn)友說：“我妻子和小孩可否送莫斯科，請組織斟量。”臨終前他仍斷斷續(xù)續(xù)地說，“大家同心合力起來，……一致合作到我們最后勝利！”當時在場的鄧穎超，迅速地在一張紙片上記錄下了這段感人的遺言。
1929年2月25日下午6時，蘇兆征溘然長逝。不久，黨中央將蘇河清及其母親和姐姐蘇麗娃送往蘇聯(lián)。
瞿秋白之女瞿獨伊：難以泯滅的記憶
1928年6月18日到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別墅里召開。我的父母（瞿秋白、楊之華）都出席了會議。休會的時候，父親依然忙，但也抽空帶我去野外采集各種野花。我到現(xiàn)在還能記起爸爸在大自然中那興奮和歡快的面容，他牽著我的手，一起漫步在綠茸茸的草地上，興致勃勃地逗我玩耍嬉笑。
“六大”以后，爸爸留在莫斯科擔任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媽媽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班學習。他們工作學習都很忙，便把我送進了一家孤兒院。
1928年底，我轉到離莫斯科較遠的一所“森林”學校。父母來看望我時為了不影響工作，經常是乘坐夜車，在火車上睡一晚，第二天一早到達“森林”學校。夏天，我們在森林里唱歌、跳舞、采蘑菇，父親還常畫畫和折紙給我。冬天，地上鋪滿了厚厚的積雪，父親把我放在雪橇里，他拉著雪橇跑，故意把雪橇拉得忽快忽慢，有時假裝跑不動或摔一跤，用手蒙住臉裝哭，這時我就沖媽媽喊：“媽媽，我跌跤都不哭，‘好爸爸’跌一跤就哭，真嬌氣！”于是大家拍手哈哈大笑起來。
記得父親因病住在列寧療養(yǎng)院時，我第一次給他寫了一封信，他馬上給我回信寫道：“小獨伊，你會寫信了——我非常之高興。你不病，我歡喜了。我很念著你�！边�有一次，父親給我寄來一張明信片，上面印著一個大飛艇。他在旁邊寫道：“你長大了，也為中國建造這樣的大飛艇。”
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兒童院的孩子們在烏克蘭德聶伯羅彼特羅夫斯克參觀。忽然，我從《共青團真理報》上看到了父親犧牲的消息。驚呆了的我隨即失聲痛哭起來。
1930年因斗爭的需要，我父母取道歐洲秘密回國。別后5年來，我時時盼望得到父母的音信，沒想到竟看見這樣的消息，沒想到5年前的分別竟是永別，我頓時頭暈目眩昏倒在地……
我們住在上海時，和茅盾伯伯是鄰居。父親為革命奔走于上海、廣州、武漢之間，母親也忙于工運，無暇照料我，就把我送進幼兒園，和茅盾伯伯的女兒沈霞在一起。父親對我十分慈愛，不管工作多忙，只要有一點空就到幼兒園接我和沈霞。我在家時，父親總是手把手地教我寫字、畫畫，希望我多學些知識，將來成為一個對祖國有用的人。他還為我寫過這樣一首詩：
小小的蓓蕾，
含孕著幾多生命，
陳舊的死灰，
幾乎不掩沒光明。
看那沙場的血花燦爛，
經過風暴之后的再生。
誰道是無意中的赤化？
卻是赤愛的新的結晶。
父母和我分別后，我收到過他們從柏林寄來的一封信和一張含義深切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一束美麗的“勿忘我”，背面用俄文寫著：“送給獨伊。媽媽，1930年8月1日，克里米亞�！钡铱闯觯�、中文都是父親的筆跡。父母給我寫的為數不多的信件幾乎都已失散，但這張明信片我保存至今。
張琴秋、張瑪婭：母女倆的絕命書
張瑪婭（父親沈澤民）的媽媽張琴秋1924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漫長的革命征途中，黨中央不斷出現(xiàn)“左”的或“右”的錯誤，作為在其領導下的一名干部，能不接觸一些犯錯誤的領導？！能不跟著走錯一些路嗎？所以在“文革”中張琴秋也不例外地招致了種種意想不到的莫須有的“罪名”。特別是發(fā)生在50年代初期的一件事：有一次聽毛主席的內部報告，當講到：有些人“夜郎自大、好大喜功”時，張琴秋順手寫在自己筆記本扉頁毛澤東像的上邊。沒想到事隔20年后的“文革”期間，就因此被定為“反黨分子”。無數次的輪番批斗后，她與看守她的專案組成員談了近一個小時的話，但中心問題只有三個：一、八個字的動機無法形容；二、在西路軍被俘后大節(jié)是好的；三、王明是叛黨分子，決不會包庇他。當晚她就前一次的批斗、審訊后的情況，寫了一份“思想匯報”。但還沒有等她交上這份匯報，便含冤離開了人間。她的死，至今是個謎。因為關押期間，她曾給她的二兒子陳祖濤帶過口信：“我是絕不會自殺的�！痹谇謇怼胺袋h分子”遺物時，人們在一本書中發(fā)現(xiàn)了這份很像絕命書的“思想匯報”。她寫道：
18日晚專案組找我開會，批判我的態(tài)度不老實�！藗�大字問題，我所以要求鑒定和自己查毛主席講話的來源，不是嫁禍于人，就（而）是因為自己挖不出反毛主席的思想動機。我明知道黨的政策，……但我思想上實在沒有，怎么辦呢？八個字寫在毛主席像片上頭完全是偶然的，無意的。……可是，交不出思想，誰也不會相信，結果還是不老實，死頑固。當天晚上開會回來久久不能平靜，所以第二天（即十九日）又請示了×××同志。她的回答很干脆，八個大字想不起動機，誰也不會相信。這樣只剩下一條路了。
——那就是眾所周知的死路一條了。
張琴秋被定為“反黨分子”致死，“張琴秋生的女兒，絕不會是好人”——這是“四人幫”的某個成員講的。在母親去世的第二天，女兒女婿就被分別關押起來，進行隔離審查。在非法關押期間，張瑪婭被折磨得神經錯亂，聽覺失常，慘景難以用語言形容。兩年后，好容易株連結束，張瑪婭開始有了點自由，可沒想到，更大的災難在等待著她。
1976年，在一次討論會上，張瑪婭講道：廣大群眾到天安門送花圈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有什么不對？！開會主持人正要查找天安門的活動情況，便馬上裝聾作啞地再向張瑪婭發(fā)問。張瑪婭又將自己的看法重復了一遍。于是，對她的政治迫害便接踵而來。同年，就在黎明前，她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藥離開了人間。她也留下了一份絕命書：
我感覺到為難的是我并沒有犯什么錯誤。我也無法用虛偽的檢查去保自己的名聲和家里的安定。黨性不允許我做這樣的交易。
那么我的觀點是什么？
一、我熱愛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對他是堅定不移的。
二、那么，我到底懷疑誰？不相信誰？反對誰呢？這就是江（青）、張（春橋）兩個人，我反對他們在這個運動中搞私活、搞極左。
他們兩個人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勾結起來整我們親愛的周總理的材料。就是他們兩個反對周總理，就是他們兩個陰謀策劃了《大參考》和《文匯報》的反總理事件……
這就是我的觀點。我沒有勇氣活著說出自己的這些觀點。因為在同志們面前第二次以反革命分子的面貌出現(xiàn)，這是最難受不過的了�；钪鴽]有勇氣講，死了的起碼應有這個勇氣講吧！反正這樣堅持真理而死比虛偽地活著為好。
我死后我的名聲掃地，但如有一天真相大白，希望黨組織能恢復我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名譽。
我的家，我的孩子無罪，希望加以保護。
張?zhí)字訌堉ッ鳎阂粋�不幸的人
1927年4月20日，張芝明出生在上海，乳名小保。他的父親張?zhí)资亲钤绲闹袊伯a黨領袖之一，于1927年12月領導廣州起義時犧牲。張芝明的母親王一知，1922年入黨，解放前長期從事黨內秘密電臺的聯(lián)絡工作。張芝明出生后剛剛滿月，父親就離開他們母子去湖北、廣東投身革命工作。父親犧牲后，母親帶著他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中堅持為黨工作。他們一度蟄居北平，張芝明在香山慈幼院開始念小學。不久，他又隨母親南下到湖南湘潭，來到與母親一同做地下電臺工作的龔飲冰同志的老家，在那兒繼續(xù)讀書。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龔飲冰同志到武漢與周恩來接上了頭，周恩來對張?zhí)琢沂康暮蟠浅ｊP心，他指示要盡快把孩子送到蘇聯(lián)去。
1939年初，張芝明進入共產國際莫尼諾國際兒童院，1940年又轉到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張芝明于1939年1月21日加入蘇聯(lián)少年先鋒隊，后加入蘇聯(lián)共青團并獲得蘇聯(lián)國籍。1945年高中畢業(yè)后，他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這一年的7月6日凌晨，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的亞拉摩戈多市試驗成功。蘇聯(lián)政府很快就作出了研制原子彈的計劃，莫斯科國立大學開設了原子能專業(yè)。當時，年輕學子們無不以進入這個專業(yè)學習為榮，后來，張芝明靠鮑羅庭的鼎力相助，實現(xiàn)了學習原子能專業(yè)的愿望。
鮑羅庭和張芝明的父親張?zhí)子蟹峭瑢こ５挠颜x。自1925年起張?zhí)拙蛽熙U羅庭的翻譯和助手，在廣州，鮑羅庭的辦公室設在東教場附近的一幢二層小洋房里，鮑羅庭和軍事顧問住在樓上，張?zhí)拙妥≡跇窍�，鮑羅庭的許多工作日程都由張?zhí)棕撠煱才牛惺裁磫栴}也都找張?zhí)咨塘�，他們工作和生活在一起，結下了深厚的友情。
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后，鮑羅庭回到莫斯科，擔任《莫斯科新聞》英文版的主編。張芝明到蘇聯(lián)后，在蔡暢的帶領下去拜見了鮑羅庭，當聽說張芝明就是老朋友張?zhí)椎膬鹤訒r，鮑羅庭激動得熱淚盈眶，抱住張芝明熱烈地親吻。后來，張芝明跟隨鮑羅庭學習英語，他們之間的感情也越來越深厚。當他聽說張芝明想學原子能專業(yè)時，就到處托關系，甚至找到了蘇共中央的一位領導人，才使張芝明如愿以償。
張芝明于1947年底轉入莫斯科國立大學原子能專業(yè)，一年后又轉到了該校的物理系。1952年12月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畢業(yè)后，他又考上了研究生。1965年，張芝明回到祖國，被分配到四機部某研究所工作。
1966年“文革”開始后，張芝明被誣陷為“蘇修特務”，遭到隔離審查，后來又被關進監(jiān)獄。他本來就已十分脆弱的神經難以承受這樣的摧殘，導致精神嚴重失常，被關進了精神病院。因為他在蘇聯(lián)學習期間加入了蘇聯(lián)國籍，后來多次申請脫離蘇聯(lián)國籍，蘇聯(lián)方面堅決不同意，并對他的精神施以壓力。
張芝明是不幸的。他的報效祖國的良好愿望成為了永遠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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