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與毛澤東
姜弘
我最后一次見到姚雪垠，是在1996年春天。一見面我就發(fā)現(xiàn)，他確實衰老了，說話和行動都大不如以前了。眼睛依然放光，聲音也還洪亮，思維已經(jīng)不大敏捷，所說的內(nèi)容和話語是單一的重復的。寒暄之后，他鄭重地對我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訴你，毛主席對《李自成》的批示原始記錄找到了，原話是……”。他喃喃背誦的那個“重要指示”我沒有記住，只記住了他連連重復的“非常重要”和后面的幾句話：毛主席一再保護、支持我，我是非常感激的，沒有他的保護和支持，就不會有《李自成》。不過，對于他晚年犯下的嚴重錯誤，那是絕對不能原諒的。
1957年以前，他同時在進行三部大作品的構(gòu)思：一是《天京悲劇》，二是《杜甫傳》，三是寫新鄉(xiāng)面粉廠的長篇小說。《天京悲劇》以李秀成為主角，寫太平天國的覆亡；先寫成電影劇本，因為當時迫切需要電影腳本，他想在這方面嘗試一下，然后發(fā)展成長篇歷史小說�！@三部作品后來都沒有完成。
從1956年秋天到1957年春天所興起的反教條主義之風，思想解放之風，使得我和姚雪垠與多數(shù)知識分子一樣，心情激動，信心倍增，甚至有些忘乎所以。在這段時間里，姚雪垠比1949年以后的任何時候都活躍，寫了不少文章，也多次在會議上發(fā)言。后來，這些文章差不多都有了問題，發(fā)言就更不用說了。不過，這其中真正犯忌諱的主要是四篇文章，即：《談破除清規(guī)戒律》、《創(chuàng)作雜談》、《打開窗戶說亮話》、《惠泉吃茶記》。這些文章不僅觸及了文藝界的最高領(lǐng)導，而且有的還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是他成為“極右分子”的重要原因。
先說引起毛澤東注意的兩篇文章。第一篇是發(fā)表在上海《文匯報》上的《創(chuàng)作雜談》。
姚雪垠這篇文章的特出之處，是他竟敢公然與“深入工農(nóng)兵生活”的偉大號召唱反腔。毛澤東說的是“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nóng)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而姚雪垠卻提出了幾乎是針鋒相對的不同看法：“老作家在舊社會生活得久，不但不應(yīng)該把這點看做是他們的包袱，反而應(yīng)看做是他們的有利條件，是他們的財富”，由此發(fā)出呼吁，“要重視老作家獨具的生活經(jīng)驗”。
當時，姚雪垠的另一篇文章《惠泉吃茶記》也受到了毛澤東的注意，而且正式傳達了他的有關(guān)指示。那已經(jīng)是1957年的春天，作協(xié)武漢分會主席于黑丁從北京回來，傳達毛澤東在最高國務(wù)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內(nèi)中提到姚雪垠。大意說，讀了《惠泉吃茶記》，發(fā)現(xiàn)作者很會寫文章，問題是他看不起泥腿子，思想上有君子、小人之分，這是不對的。
和所有的右派一樣，姚雪垠也被批得一錢不值。說他歷史骯臟，品行惡劣，是老流氓，這種侮辱性的謾罵他倒不在乎，最令他傷心的說他不學無術(shù)，說他專門寫色情文學。一個知識分子，被人從精神上剝得精赤條條而無告地處于眾人的圍觀唾罵之中，那種內(nèi)心深處的羞辱和絕望是難以忍受的。他就是懷著這樣悲憤的心情開始了他生命史上的最重要的一搏———寫《李自成》。
那已經(jīng)是1957年的秋天，運動已近尾聲。
就是在這個時候，他向我透露了他提前寫《李自成》的原因。前面提到過，按原先的計劃，他打算先寫《天京悲劇》和《杜甫傳》，然后再寫《李自成》。那么，為什么在這個時候突然改變主意，提前寫《李自成》呢？對此，他表述得很清楚，是因為毛澤東，因為毛澤東與李自成的特殊關(guān)注。他說他雖然很早就對李自成的事跡感興趣，而真正從文學創(chuàng)作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是1944年在重慶的時候。當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發(fā)表了，他知道毛澤東對此文很重視，列為整風學習材料，而且還曾致函郭沫若給以高度評價，同時還有搬上戲劇舞臺的建議。他還告訴我，在延安的時候，開明士紳李鼎銘的侄兒寫了一部以李自成起義為題材的小說《永昌演義》，呈給毛澤東審閱。毛一直把這部書稿帶在身邊，進北京后交給周揚，說寫得不好也可以少印一些作參考。姚雪垠說他讀過《永昌演義》，確實寫得不怎么樣。但由此可知毛澤東對李自成非常重視。李自成是歷史上最近一次農(nóng)民大起義的領(lǐng)袖，是從陜北起事的；毛澤東是當代農(nóng)民革命的領(lǐng)袖，也來自陜北，這種歷史的偶然與必然使得毛澤東對李自成特別關(guān)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反右運動結(jié)束以后，我和姚雪垠分別到不同的地方接受改造，他在武漢市郊東湖農(nóng)嘲監(jiān)督勞動”，我到沙洋農(nóng)嘲勞動教養(yǎng)”。幾年以后，當我們都成為“摘帽右派”而重逢并再度成為鄰居的時候，客觀形勢也有了很大的變化。
當時，姚雪垠已把《李自成》第一卷寫完，正忙于聯(lián)系出版的事。
1962年年底，他為此專程去了一趟北京，回來后和我談及在京期間所受到的禮遇和贊揚，告訴我他都見了哪些重要人物，誰又說了些什么。
說時滔滔不絕，喜形于色。這中間，他最重視也談得最多的，是茅盾和吳晗。一個是文學泰斗，一個是明史權(quán)威，他們的意見當然十分重要，十分可貴。
就是在這個時候，姚雪垠把剛剛出版的《李自成》第一卷寄呈給毛澤東和周恩來。這一舉措與他當時的處境有關(guān)。他聽到了掌聲，得到了贊揚和鼓勵，同時也聽到了貶斥聲，看到了冷眼。他在有些飄飄然的同時也清醒地意識到，學術(shù)上藝術(shù)上所獲得的贊揚并不能改變“摘帽右派”的身份。他知道，只有通天，或可有望改變處境。他和夫人王梅彩一起包扎這兩部書時，我剛好在場，他們是懷著誠敬之心在做這件事的。當時我還問他：“現(xiàn)在的出版物那么多，主席又那么忙，未必會看你這部書。”姚雪垠胸有成竹地肯定說：“我看會的。這不是一般的小說，這是李自成，他一向非常重視李自成。”
果如姚雪垠所料，毛澤東確實特別重視李自成，真的讀了他的《李自成》，而且是基本肯定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毛澤東暢游長江駐蹕武漢時，曾有諭旨給當時的省委書記王任重：“你告訴武漢市委，對姚雪垠要予以保護，他寫的《李自成》寫得不錯，讓他繼續(xù)寫下去�！�
他在（1975年給毛澤東）上書之前并沒有直接向我透露消息，怕我嘴不穩(wěn)泄露出去，而是以一種有意無意地發(fā)牢騷的口吻試探我的看法：“看來真沒辦法了，只有給他老人家寫信……”。我說只怕很難送到他手上，他也難得有精力管這種事。等到信已送達并有了好消息，他才把一切告訴我。在信里一開始就說明自己是《李自成》的作者，重提當年呈書并獲恩榮的往事以勾起毛澤東的記憶。然后談他的寫作計劃，懇求幫助。這時他沒有忘記吳晗的話，計劃中只提寫農(nóng)民起義的《李自成》和《天京悲劇》，而不提寫辛亥革命的《大江流日夜》。
信的最后還附一首舊體詩。詩是他的舊作：
堪笑文通留恨賦，恥將意氣化寒灰。
凝眸春日千潮涌，揮筆秋風萬馬來。
愿共云霞爭馳騁，豈容杯酒持徘徊。
魯陽時晚戈猶奮，棄杖成林亦壯哉。
這首詩確實與毛的風格相通，又有形勢大好，又有雄心壯志；末聯(lián)用魯陽揮戈、夸父逐日兩個典故，以表現(xiàn)暮年豪情。
毛澤東支持他繼續(xù)寫《李自成》的指示下達后不久，姚雪垠就如同躍過了龍門，遷居北京，開始進入他人生旅程和文學道路的最后階段。
（摘自《黃河》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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