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的一生像迷一樣傳奇。他年少便名滿京華，卻斷然辭去北大教職，投身鄉(xiāng)村建設運動。為救國他九死一生出入抗日前線，雖以文化創(chuàng)造為務，卻又多次周旋于黨爭政協(xié)；身陷噩運時，仍驚世駭俗之論，以文章名世，奠新儒學之基，卻拒不接受學者、哲學家之銜。梁漱溟一生多不可思議之處，卻自認只為解決人生問題而活，簡單明確，并無任何玄虛。他就這樣純粹地活著，成全了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全了世界。
作者簡介：
梁衛(wèi)星，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生人，中學教師，獨立思考始于九十年代，但卻受惠于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啟蒙思潮。曾在《天涯》、《書評周刊》、《佛山文藝》、《學習博覽》、《南方周末》、《揚子晚報》、《中國產(chǎn)經(jīng)新聞報》、《讀寫月報》等報刊雜志發(fā)表小說、思想隨筆，有長篇小說《成人之美兮》行世。
目錄：
序言：迷霧重重的傳奇
上篇人生傳奇
第一章最好的教育
一、影響一生的少年教育
二、走出獨特的人生
三、朋友一生一起走
四、從小樹立人生向上的目標
五、度過迷惘的少年時期
六、二十四的成熟青年
第二章北大七年
一、人生的三次思想轉(zhuǎn)變
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三、在北大的九年美好生活
第三章曹州辦學與鄉(xiāng)村建設
一、奔向更廣闊的天地序言：迷霧重重的傳奇
上篇人生傳奇
第一章最好的教育
一、影響一生的少年教育
二、走出獨特的人生
三、朋友一生一起走
四、從小樹立人生向上的目標
五、度過迷惘的少年時期
六、二十四的成熟青年
第二章北大七年
一、人生的三次思想轉(zhuǎn)變
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三、在北大的九年美好生活
第三章曹州辦學與鄉(xiāng)村建設
一、奔向更廣闊的天地
二、從困惑走向堅定
三、改造中國的理論
第四章抗日戰(zhàn)爭與內(nèi)戰(zhàn)期間
一、訪問延安
二、巡視游擊區(qū)
三、謀求統(tǒng)一的努力
四、為和平四處奔走
第五章建國后的遭遇
一、梁漱溟與毛澤東的恩怨
二、反對林彪名字進入憲法
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第六章傾注一生心血的兩本書
一、《中國——理性之國》
二、寫了半個世紀的《人心與人生》
第七章百年人生鑄傳奇
中篇代表作品
如何成為今天的我
發(fā)揮中國的長處吸收外國的長處
下篇開放討論
討論一：梁漱溟一生最大的貢獻是什么？
討論二：梁漱溟最大的學術(shù)成就是什么？
討論三：梁漱溟是如何理解人生的諸多問題的？
附錄：社會各界人士挽梁漱溟先生
后記：一次破解傳奇之謎的偵探
參考書目第一章
最好的教育
一、影響一生的少年教育
1917年后的北大，得蔡元培先生氣度恢弘之治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廣羅天下人才。一時之間，精英薈萃，群星璀璨，短短幾年時間之內(nèi)，就開創(chuàng)了中華民族自春秋戰(zhàn)國百家爭鳴以來最為偉大的文化創(chuàng)造時代。這些我們后人仰之彌高的大師先賢，概括起來說，無非兩類人：一類是留學歐美、日本的海歸，比如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等新派人物；另一類則是國學根基深厚的老派人物，比如林紓、辜鴻銘等。這些人有的剛到北大時寶劍藏鋒，平平無奇，實則學貫中西，不久即在時代的召喚下光芒萬丈；有的則早已是盛名遠播，堪為某個領(lǐng)域的一代宗師。
而梁漱溟1917年初到北大任教時，年僅二十四歲，更為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他既非海歸學子、胸羅萬有；雖則后來他以國學大師名世，但二十四歲之前，他也并非天縱之才、國學宏博。恰恰相反，梁漱溟多次說自己是一個很笨的人，而且，居然沒有讀過那一代人都讀過的私塾。他七歲入福建人陳榮辦的中西小學堂，學的是中英雙語，中文的教材不是四書五經(jīng)，而是白話版的《地球韻言》，內(nèi)容顧名思義即可了然。八歲因鬧義和團，英文不能學了。九歲入南橫街公立小學堂，十歲改入蒙養(yǎng)學堂，十二三歲時，在家里讀書，教書先生叫劉訥，十三歲下半年到十四歲上半年，進江蘇小學堂。這是梁漱溟的全部小學經(jīng)歷，這些小學都是當時的新式學校，老師都是有新思想的人，所以梁漱溟雖然終身為儒學鼓與呼，實則他在求學階段根本就沒有讀過那代人從小就必讀的四書五經(jīng)。加之整個小學又讀得斷斷續(xù)續(xù)，可以說既不可能受到基本的西方學術(shù)訓練，也不可能打下堅實的國學根底。
此后是五年半的中學生活，進的學校是順天中學堂，從順天中學堂畢業(yè)后，他就直接走入了社會，并沒有想過讀大學或出國。后來有人因為梁漱溟以中學學歷而入北大教書之神奇便以常人思維想當然地編了一個勵志性的故事，說梁漱溟中學畢業(yè)后報考北大落榜因而大受刺激發(fā)奮圖強一定要進北大教書，最終憑借自己的自習完成了心愿。結(jié)果被梁漱溟毫不領(lǐng)情地否認了。
考諸梁漱溟的最高學歷，不過類似于當今的一介高中畢業(yè)生，他之能到北大任教，完全得益于他此前寫的一篇文章《究元決疑論》得蒙蔡元培肯定——多年后，梁漱溟自認這是一篇不好的習作。然而，梁漱溟在蔡元培和陳獨秀的支持下，走上了北大的講臺，他這一教就是七年，在這七年內(nèi)，他創(chuàng)作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一時之間，成為聞名全國的學術(shù)明星，相比北大的那些教授碩師毫不愧色。梁漱溟的這段經(jīng)歷，在當時看來，其實平平無奇，因為那是一個自由的時代，一切均有可能。蔡元培、陳獨秀力邀梁漱溟是磊落誠懇、自自然然，梁漱溟接受雖先有所慮也并不見誠惶誠恐，至于當時的北大學子則是見怪不怪，而在被科層制和文憑學歷徹底馴化的我等后人眼中，卻不能不說是匪夷所思的傳奇，再加上梁漱溟本人多次撰文演講提到自己是自學成才，越發(fā)為這段經(jīng)歷增添了神異色彩。
然而，我得說，梁漱溟能到北大教書，此后又能借助這個平臺自我成全，成為一代宗師，實則得益于他曾經(jīng)所享有的比他同時代任何人都可以說是更為理想的教育——培養(yǎng)自學能力的教育。他一生的學術(shù)、思想、人生踐履，無不深深扎根于這培養(yǎng)自學能力的理想教育之中。
首先，梁漱溟有一個偉大的父親�！八斐晌抑詫W的，完全是我父親�！绷菏榛貞浰母赣H時說：“吾父是一秉性篤實底人，而不是一天資高明的人。他作學問沒有過人的才思；他作事情更不以才略見長。他與母親一樣天生的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細密，又磨煉于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較能干許多。他心里相當精明，但很少見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處，是意趣超俗，不肯隨俗流轉(zhuǎn)，而有一腔熱腸，一身俠骨。因其非天資高明底人，所以思想不超脫。因其秉性篤實而用心精細，所以遇事認真。因為有豪俠氣，所以行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謹。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免忽視學問。前人所說‘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不被其澤’的話，正好點出我父一副心肝。——我最初的思想和作人，受父親影響，亦就是這么一路（尚俠、認真、不超脫）�！�
顯然，在梁漱溟眼中，他的父親梁濟并不是一個天賦極好的人，甚至可以說才思匱乏。他認為他父親給他的主要是人格示范式的教育。他后來多次檢討自己思想中的實用主義或說事功傾向，都將之歸為他父親的不良影響。實際上，梁濟給予梁漱溟的教育當然遠不止于人格示范，至于所謂實用主義不良傾向的影響云云，其實更有生在此山中的迷誤嫌疑，考諸梁漱溟的一生，應當作辯證的分析，后文將專此討論，此不多言。
梁濟給予梁漱溟以最珍貴最稀罕的人生大禮是自由和平等。
“父親對我完全是寬放底。小時候，只記得大哥挨過打；這亦是很少的事。我則在整個記憶中，一次亦沒有過。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該打’底孩子。我是既呆笨，又執(zhí)拗的。他亦很少正言厲色地教訓過我們。我受父親影響，并不是受了許多教訓，而毋寧說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親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壓迫。他從未以端凝嚴肅的神氣對兒童或少年人。”
“十歲前后（七、八歲至十二、三歲）所受父親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項。一是講戲，父親平日喜看京戲，即以戲中故事情節(jié)講給兒女聽。一是攜同出街，購買日用品，或辦一些零碎事；其意蓋在練習經(jīng)理事務，懂得社會人情。一是關(guān)于衛(wèi)生或其他的許多囑咐；總要兒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體。例如：正當出汗之時，不要脫衣服；待汗稍止，氣稍定再脫去。不要坐在當風地方，如窗口門口過道等處。太熱或太冷的湯水不要喝，太燥太膩的食物不可多吃。光線不足，不要看書。諸如此類之囑告或指點，極其多；并且隨時隨地不放松�！�
“還記得九歲時，有一次我自己積蓄底一小串錢（那時所用銅錢有小孔，例以麻線貫串之），忽然不見。各處尋問，并向人吵鬧，終不可得。隔一天，父親于庭前桃樹枝上發(fā)見之，心知是我自家遺忘。并不責斥，亦不喊我來看。他卻在紙條上寫了一段文字，大略說：一小兒在桃樹下玩耍，偶將一小串錢掛于樹枝而忘之。到處向人尋問，吵鬧不休。次日，其父親打掃庭院，見錢懸樹上，乃指示之。小兒始自知其糊涂云云。寫后交與我看，亦不作聲。我看了，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懷慚意�！创耸乱嘁娤雀杆o我教育之一斑。”
從這些回憶可以看出梁濟雖非教育家卻深通教育之道，他一方面對孩子的日常生活習慣嚴格要求；另一方面，在情感、心志與思想教育上卻順其自然，以講故事、設置生活情境及平等交流的方式讓孩子自我領(lǐng)悟。他給了孩子以自我教育、自由成長的最大空間。據(jù)梁漱溟回憶，在他的少年時代，父子二人經(jīng)常交流對社會時事、國家前途的看法。開始的時候，兩人意見完全一致，父親稱兒子為“肖吾”，后來兒子和父親意見相左了，兩人則經(jīng)常爭執(zhí)得幾乎面紅耳赤，聲聞老遠。以致在梁濟投水自殺后，梁漱溟在《思親記》中痛悔自己當時的“詞氣暴慢……悖逆無人子禮”。
即使是像結(jié)婚娶妻這樣的大事，梁濟也不愿勉強自己的兒子，雖則他內(nèi)心極其痛苦。梁漱溟十九歲的時候，不愿娶妻卻發(fā)愿出家信佛，他母親重病不起，行將魂歸天國，“開喻叮嚀，情詞切切”，而梁漱溟居然依舊不改初衷，甚至連安慰權(quán)宜性的承諾都不愿給他的母親，而梁濟竟然也只是一旁獨坐無語，只是第二天以書示之：“汝母昨日之教，以哀語私情，墮吾兒遠志；失于柔纖委靡，大非吾意。汝既不愿有室，且從后議。不娶殆非宜，遲早所不必拘耳�！比欢簼@種視孩子人格與自己絕對平等的教育和交流方式，卻正是梁漱溟思想與人格早成的根本原因。他在與父親平等相處尊重相交自由往還中，早早就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人格自信與思想自尊，梁漱溟說他十三四歲時就已經(jīng)有了相當明確的價值觀和獨立的思想意識，其實是其來有自的。
當然，給孩子以絕大的自由空間，很多時候，會導致放任，但是梁濟卻以自己的身教做到了良好的人格示范，做到了使兒子在自由的成長中始終能以人生向上為旨歸，不致走向邪路。梁濟為人急公好義，濟危扶困，有始有終，一生曾為好幾家親戚朋友撫孤養(yǎng)寡。他這么做時并非只是給予經(jīng)濟援助，而是將對方全家接到自己家中，為之籌措生活與教育資金，且安排好孩子的整個學習之路。后來的國民黨元老張耀曾諸兄妹即是在喪父之后為梁濟撫養(yǎng)就學。另一位給梁漱溟極大人格示范的父執(zhí)彭翼仲先生辦報時缺少資金，梁濟則冒著傾家蕩產(chǎn)的風險把全部家當都給了后者。梁濟一生好為他人著想，這在他臨死之前的行為中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出來。梁濟久蓄死志，臨死之前，特意去還了一家債款，送了一家生日祝壽禮金，買了畫冊送給侄孫女梁培肅。梁濟更是一個憂慮國事，關(guān)心民生的人，他討厭那種只知經(jīng)營自己人生的自了漢，切切叮囑孩子們要有擔當意識，他的身上彰顯著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文化道統(tǒng)，而他所生活的時代卻國勢日衰，文化淪落，道統(tǒng)凌遲，梁濟內(nèi)心的痛苦是難以言喻的。他寄望于那些大人先生，但大人先生們總是清談誤國，并無實際的事功能力，這是他討厭中國傳統(tǒng)文學藝術(shù)，傾向于能經(jīng)綸事務的實用理性的根本原因。他本人也力求以微薄之力效匹夫天下之志。他時常和孩子們談論家國時勢，致書失意名臣孫毓汶，多次拜訪梁啟超，都有不能自已的衷腸。至于他親身編寫劇本，訪問通人研究世界大勢，隨以所聞札記之，關(guān)注維新立憲，支持彭翼仲辦報，切切只為喚醒民智，真可謂饑溺惻怛，精誠志苦，梁漱溟說他“抑郁孤懷，一世不得同心，無可訴語者”。也正是因此，他的自殺，可謂這種憂患意識的極致體現(xiàn)。表面雖為殉清，實為殉一種曾經(jīng)輝煌的道統(tǒng)，是獻給一種偉大氣節(jié)的祭禮。“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讓國人共知國性乃立國之必要……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并將喚起新也�！彼z書上對“國性”的呼喚顯然并非為滿清招魂，梁漱溟后來發(fā)愿為孔子說法開喻，就其從小不得習誦四書五經(jīng)而久炙開化思潮看似不可思議，實則深深扎根于梁濟為之焦灼終身的時代痛感與慷慨赴死的深切呼喚之中。
盡管梁濟對梁漱溟幾乎可以說是完全放任不管，但其高風古節(jié)為梁漱溟日常熏染，不僅在一個人最易感染惡習惡性的少年時代使梁漱溟自然斷絕了邪氣魔性，而且自自然然地接受了人生自當向上的觀念，做人落實于個體自身，要道德自律無愧于心，落實于社會族類要懷抱遠大切忌自了混世，做事要深思熟慮絕不怯于行動。梁漱溟的一生正是如此不斷人生向上的。所謂最重要的教育即是家教，即是做人的教育，于此可見一斑。而梁漱溟后來對教育的理解使他斷然在聲名如日中天時自動離開北大到山東去辦學及至搞鄉(xiāng)村建設運動，又把他一生的事業(yè)鄉(xiāng)村建設定位于教育運動，其鄉(xiāng)建教育的宗旨落歸于“人生向上，倫理情誼”，試圖于行動交往之中改變“國性”當從少年時就埋下了種子。那是瓜熟蒂落的行為，有著深刻的人生因緣與心理軌跡，盡管在他人看來多不可理解。而梁濟死前和梁漱溟的對話更像是一種責任的交接。梁濟說，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說，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濟說，能好就好��！這一問一答，冥冥之中自有人生玄機，他是父親對兒子的期待，也是兒子對父親的承諾，在此期待與承諾之間，則是建基于人生問題與社會問題之上的梁漱溟輝煌人生的開展，誰說不是呢？
考諸梁濟對梁漱溟的教育，無不如春風濡染，水到渠成。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梁漱溟的影響絕不僅僅是人格上的，即使是梁漱溟一生的功業(yè)，豐富的創(chuàng)見，都可以從他父親這里找到遙遠的線索。一個人格偉大的人對一個大師的培養(yǎng)就是這樣既不著痕跡，又自然而然，令人信服。
說到家教，還不能不說彭翼仲先生。梁漱溟曾經(jīng)專門為彭翼仲作傳，其間雖多談其所辦報紙在晚清末造的開啟民智之功和對自己的深遠啟蒙，并無一字提到其對自己的直接影響和教育，但在其《自學小史》中梁漱溟卻將彭翼仲列入了他少年時代的成長環(huán)境，可見彭翼仲其人其事對他的深刻影響。
之所以把彭翼仲這個外人對梁漱溟的影響稱為家教，蓋因彭是梁濟的結(jié)拜兄弟，后又結(jié)為兒女親家，兩人肝膽相照，風雨同行，患難與共三十多年，他的人格事功實際上也為梁漱溟日常濡染。梁漱溟曾經(jīng)多次提起這位父執(zhí)，即使事隔多年他對彭翼仲的行跡仍能娓娓而談如數(shù)家珍，更多次贊嘆彭翼仲，說他“為人富于感情而體壯氣豪，稱得起血性男子。在遭際到帝國主義侵凌，我民族陷于頹敗和危難并直接地給他以刺激時，他不能不動心，不能不用思想，從而就不能再安于其累代相沿的仕宦生活。故爾一度很短的嘗試入仕途之后立即放棄，而卒歸走上他自己辟創(chuàng)的這條道路”，更指出“別人仍然不免在仕途中或舊社會各種生涯中混來混去，自為身家之謀者多，而他卻不是。他敢想就敢作，勇于實踐，不怕犧牲。似乎不妨說：他雖無革命意識，卻有革命精神吧”。所以，也許彭翼仲并無一言半語刻意教育引導過他的這個子侄輩，但他的人格氣場恐怕早已如水銀瀉地化為了少年梁漱溟的骨血。
彭翼仲1902年首創(chuàng)了北京第一家民間日報《啟蒙畫報》，后又辦《中華報》、《京話日報》，為辦報紙，他傾家蕩產(chǎn)欠債千萬，且屢受摧殘，身被重罪，但從來癡心不改，九死不悔。彭翼仲辦報目的在開啟民智、影響社會，倡導維新愛國。事實上，他的確達到了這個目的，梁漱溟說報紙“一九○二年開創(chuàng)后不到兩三年，在北京便聲動宮廷，西太后亦要看看這報紙；在北方則東至吉林、黑龍江，西至陜西、甘肅，都在傳播。到它報紙被封前夕——一九○六年下半年正是其發(fā)展的最高峰，而這一發(fā)展亦就戛然而止了”。
彭翼仲對梁漱溟的無形影響我以為有幾個方面：
其一是不畏艱難百折不回的人生氣概。經(jīng)濟困難于那個不開化甚至憎恨洋人的時代固然在情理之中，從彭翼仲自述其經(jīng)歷中當可見他舉意辦報時何其窘迫：“《啟蒙畫報》開辦未半年，賠墊約千金。弟有急需……設法籌還后獨力支撐，備嘗艱苦。售去永光寺街房產(chǎn)，典質(zhì)衣物，勉強度歲�！良壮狡咴聞�(chuàng)辦《京話日報》……是年仍有賠累。歲除之夕，避債無臺。家有鉆石表，先君一生僅留此物�！瓟M以此為質(zhì)暫押數(shù)百金，向吳幼籌商，得其慨允。而此物又不在己手，取之極難。不得已函乞吳君憑空暫假二百金。一面遣人送信，一面即作殉報之準備。倘吳不應，決計一死。蓋有所激而然也。用裁紙刀刻字壁間云‘子子孫孫，莫忘今夕’。吳君交原人帶回二百金。此二百金之關(guān)系與庚子年洋兵之槍彈同一生死關(guān)頭，而性質(zhì)不同矣。一仇一恩，皆終身不忘之紀念也�！贝硕巫允鲋心欠N走投無路的困厄固然昭然若揭，而其間毀家紓難的豪情與氣概則更讓人扼腕長嘆。更大的困難則是來自社會與權(quán)力大能者。彭翼仲辦報要求稿件“筆鋒總帶感情，語氣上總有抑揚”，“其好惡之心太強，衷懷所感，恒不覺形于筆墨”，自然結(jié)交了許多同志好友，但也有更多的結(jié)怨。而這結(jié)怨便不免給報紙帶來滅頂之災。最大的災厄就是因為報道革命黨人吳道明、范履祥被政府秘密處死而得罪了袁世凱，最終導致報館被查封，他本人也被判刑流放新疆十多年。不料彭翼仲從新疆回來后竟然不改初衷繼續(xù)辦報，真真鐵石心腸。
其二是不懼權(quán)勢沉著應對的大將風度和超凡定力。梁漱溟講過他這位父執(zhí)的一件事情，很可見其沉著冷靜的行事風格：有一天彭先生在東交民巷口遇見德兵趕車運貨回營，嫌其前面的一個中國人力車遲滯，連連舉鞭痛打那車夫和車上一老者。彭先生憤其兇暴，特尾隨到德國兵營，就其門崗對一對表，知是午后二時又十分鐘。次日將其事在報上登出，痛論德兵無禮，警告德使非懲罰那個兵不可。德使這次還算未作過分無理要求，只說要彭先生親去辨認那打人的德兵。外務部當然更是要彭先生自了其事。彭先生就在報上作答復說，自己當時尾隨在后面，未能看見那個兵的面貌。但可指出是兩個德兵的右邊一個，而且出事的時間地點既然都言之明確了，諒德兵營的官長應不難據(jù)以查出其人來。后來德兵營居然認真查追，懲戒了那個兵。在那樣一個洋人在我國土耀武揚威的時代，這自然是大快人心的事情，然若非彭翼仲之義無反顧且理節(jié)兼具的應對，安能如此。彭翼仲雖出身官宦世家，但絕不清談炫世，而是勤于且精于事功，這一定給梁漱溟形成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事實上，彭翼仲辦報絕非僅僅耽于言論效果，而是有全面的考慮，能充分利用報紙調(diào)動起國人的向上心和報國志，直接組織社會運動，引導人們的行動。梁漱溟對他一生印象至深的國民捐運動有詳細記載：
有一位熱心的讀者王子貞先生（基督教友，開設尚友照相館），自己出資成立了“尚友講報處”，專替《京話日報》做宣傳。他在一次演講中偶然提到庚子賠款四點五億銀兩，莫如由全國四億同胞一次湊齊還清的話。這話原是報上曾有過的話，他就寫成一篇講詞，請彭先生閱正修改，隨即作為彭、王二人合稿登出來。不想馬上有太醫(yī)院院判張仲元投函說自己首先捐銀二百兩，促請速訂章程辦法，早見實行。接連投函者紛紛而來，有個人，亦有集體（如消防隊全體官兵），不出五天時間，累積認捐數(shù)字便達七百多兩。于是一篇篇議論就這樣行動具體化起來。那篇講稿大意說：庚子賠款言明四點五億兩，分年償付，要到光緒六十幾年上才得還完，連利息一起便是九億兩。這是中國人的沉重負擔。現(xiàn)在東亦加捐，西亦加捐，要皆為此。為了抽捐，設局所，派員役，薪水工飯開支而外，還不免若干中飽，末后民間所出的恐怕一百億兩不止。民間負擔不了，難免抗捐。官說“土匪抗捐”，民說“官逼民反”。前途痛苦，不堪設想。何如全國四億人齊心合力，趕快一次自動地湊出來，救國救民即以自救�！@樣就叫它為“國民捐”。
始而報上辟出一些篇幅，標題“國民義務”四字，每天專登各方認捐的銜名、姓名或集體（仍注明各個人名）和捐款。由于認捐一天踴躍一天，所占篇幅愈來愈大，勢非另想辦法不可。到四二六號報上（距其開始不過五十天）即宣布其暫停，將其另印出一附張，隨報附送。此后除有關(guān)國民捐的特殊提倡消息在新聞欄登出外，報上即不再見認捐人名和數(shù)字。從后來新聞中知道一些貧苦人愿捐的感人事跡，而達官貴人自捐和出面提倡的倒亦很多。例如：以慶親王為首的五位軍機大臣就都捐了；管理內(nèi)務府大臣世續(xù)下堂諭于內(nèi)務府三旗來提倡；學部尚書榮慶獨捐一萬兩；吉林將軍自捐一萬兩，還募集了四萬多元；廣東岑制臺、河南陳撫臺皆各捐一萬兩。北京的佛教八大寺廟出頭號召全體僧徒開會認捐，而直隸（今河北�。┩l(xiāng)京官全體則集合在松筠庵會商認捐及向全省勸捐事宜。如此之類，不必悉數(shù)。意想不到的是涿州在監(jiān)囚犯亦有三十一人投函認捐，而遠遠的南洋群島華僑亦聞風響應。舉此二例，其如何澈上澈下和由近及遠，均可想象，不煩多說了。
捐款總經(jīng)收處設在戶部銀行（戶部即當時的財政部，戶部銀行后改大清銀行）。戶部銀行對于收款即行生息，聲明如國家將來不提用，便本息一并發(fā)還。計為期約整一年而彭先生被罪，這運動就自然停止，隨后由銀行出來宣布發(fā)還捐款。
于此可見，彭翼仲有著多么偉大的濟世情懷和實踐這偉大情懷的行動能力。在梁漱溟看來，彭翼仲并沒有找到解決中國問題的鑰匙，但他所思雖淺，卻也響應了時代的呼喚，堅定不移地走在解決中國問題的先驅(qū)者行列，其情其行正是梁漱溟一生努力踐行的。梁漱溟在談及自學的根本時有這樣一段話可以概括他父親和彭翼仲給他的影響：“一面是從父親和彭公他們的人格感召，使我幼稚底心靈隱然萌露對社會對國家的責任感，而鄙視那般世俗謀衣食求利祿底‘自了漢’生活。更一面是從那維新前進底空氣中，自具一種邁越世俗的見識主張，使我意識到世俗之人雖不必是壞人，但缺乏眼光見識，那就是不行的；因此，一個人必須力爭上游。”他在自己一生的救國實踐中，應當會時時想起自己這位當年的父執(zhí)，從中吸取力量吧。
應當說，彭翼仲先生的平生行跡一定更加堅定了梁漱溟年輕時代人生向上的信念，也激發(fā)了他男兒不可空談而當解決實際問題雖九死其猶不悔的情操。
二、走出獨特的人生
梁漱溟多次說自己沒有什么學問，更不承認自己是學者和哲學家，他說：“我本來無學問，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來，實來自我的問題，來自我的認真。因為我能認真，乃會有人生問題，乃會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學。”梁漱溟并非自謙，他一生的建樹實則就來自他基于對人生和社會的感應而不斷萌發(fā)的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的解決。而問題正是思想與行動之本。梁漱溟極其自由平等的家教早早就使他建立了獨立的人格意識，而人生向上的信念則是這獨立人格的內(nèi)核，人生向上既包含了個體的生死憂患，也包含了社會的興衰關(guān)懷，這一切正是問題意識萌生解決意識隨之而來的基本保證。但是少年的心智畢竟是幼稚清淺的，若沒有外界正當正大的刺激，這向上之心實易流于空洞膚淺而淪為平庸，想要形成一己的思想是不可能的。而且像梁漱溟這樣從小學時就因為特殊的家教而能獨立自學的人，若沒有豐富正大的讀物，那將是致命的匱乏。當然，梁漱溟的幸運在于，他從上小學開始，就始終有著成人之美的讀物伴隨始終。
梁漱溟識字用的課本是《三字經(jīng)》，他的同時代人在讀完《三字經(jīng)》之后，接著就要讀四書五經(jīng)了，但梁漱溟讀完《三字經(jīng)》后，即讀《地球韻言》，并沒有讀四書五經(jīng)，這是他父親梁濟的意思。這種破例，源于梁濟心切國難，志在維新，他在光緒十年四月六日的日記中論讀書次第緩急時說道：“卻有一種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務西學新出各書，斷不可以不看。蓋天下無久而不變之局，我只力求實事，不能避人譏訕也�！笨梢哉f，從梁漱溟讀書識字之始，他父親的中國問題意識就已經(jīng)和他如影隨形了�！兜厍蝽嵮浴肥撬淖忠痪涞捻嵨�，既便于兒童上口成誦，又略說世界大勢，正是開闊眼界，滋養(yǎng)心胸的好教材。當然，梁漱溟和一切兒童一樣并不滿足于課堂教材，他把主要時間用于閱讀、思考自己喜歡的讀物，要知道，他是徹底自由的。他最初也是終身感激的課外讀物正是彭翼仲先生所辦的《啟蒙畫報》�！斑@份報紙是給十歲上下兒童看的”，梁漱溟在《自學小史》中說，“內(nèi)容主要是科學常識；其次是歷史掌故、名人軼事，再則如‘伊索寓言’一類的東西亦有；卻少有今所謂‘童話’者。例如天文、地理、博物、格致（‘格物致知’之省文，當時用為物理化學之總名稱）、算學等各門都有。全是白話文，全有圖畫（木板雕刻無彩色）。而且每每將科學撰成小故事來說明。講到天象，或以小兒不明白，問他的父母，父母如何解答來講。講到螞蟻社會，或用兩兄弟在草地上玩耍所見來講。算學題以一個人作買賣來講。諸如此類，兒童極其愛看。歷史如講太平天國，講‘平定’新疆等等。就是前二年底庚子變亂，亦作為歷史，剖講甚詳。名人軼事如司馬光、范仲淹很多古人的事，以至外國如拿破侖、華盛頓、大彼得、俾斯麥、西鄉(xiāng)隆盛等等都有。那便是長篇連載的故事了。圖畫為永清劉炳堂（用烺）所繪。劉先生極有繪畫天才，而不是舊日文人所講究之一派。沒有學過西洋畫，而他自得西畫寫實之妙。所畫西洋人尤為神肖，無須多筆細描而形相逼真。計出版首尾共有兩年之久。我從那里面不但得了許多常識，并且啟發(fā)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響我到后來。我覺得近若干年所出兒童畫報，都遠不及它�！边@本切合兒童的讀物和《京話日報》在梁漱溟十歲時幾乎讓他“成癮”。有如此美妙讀物相伴，非但無人干預，還時有父親的交流，到十三四歲時梁漱溟已經(jīng)能擁有屬于自己的獨立思想和價值觀，自然也就一點都不稀奇了。
進入中學后，梁漱溟對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的思考更為深切。這當然是一種高尚的情操，每個人年輕的時候都或多或少有過這樣高貴的情操，惜乎大部分人都早早流失了，而梁漱溟卻葆有這高貴的情操一輩子，這自然是因為他人格早成，人生問題與社會問題早已經(jīng)成為他的全部生命所寄。中學時代，是一個人高貴情操最突出的時候，但也是最易受到世俗社會的打擊而迅速消散的時候。幸運的是，此時的梁漱溟有梁啟超、章太炎、章士釗這代人相伴。好像有上天看顧，此時為解決他之問題提供豐富的知識資料與思想資源的讀物自然而然換成了《新民叢報》、《國風報》、《民主報》、《北京日報》、《順天時報》、《帝國日報》、《申報》、《新聞報》、《時報》等等。據(jù)梁漱溟說，他擁有梁任公先生主編之《新民叢報》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冊，還有梁任公同時編的《新小說》全年一巨冊。這些報紙雜志既有立憲黨人辦的，也有革命黨人辦的，還有保皇黨人辦的，充滿了觀念的交鋒與價值的碰撞，那個時代最頂尖的頭腦與心靈都跳躍于其中。梁漱溟同時擁有這些讀物，并精心研讀，收獲最大的不只是思想，更重要的應當是他由此感應到了無數(shù)人在為時代所造成的人生與社會問題而全力以赴殫精竭慮，這里蘊含著正大的情感與悲憫的懷抱，可能越發(fā)堅定了他要解決人生問題與社會問題的信念。另外，思維能力的培養(yǎng)也應當重于思想的收獲。這些報刊雜志的相互駁難為他后來研究學術(shù)既提供了正當正大地從正反兩方面辯駁中深入問題核心把握問題本質(zhì)的罕見能力，更培養(yǎng)了他在研究問題時理性恢弘從容不迫的心態(tài)與氣度。梁漱溟后來說他做學問總是先看別人怎么說，然后再自己辯駁，如此辯駁來去，自己的觀點就越來越周全，思想越來越深入。當然，能夠尊重別人的意見，然后理性地駁辯，這又因為梁漱溟總是本著這樣的原則：在人格上不輕于懷疑人家，在見識上不過于相信自己。
當然知識資源的儲備也不可小瞧。梁漱溟關(guān)于憲政的知識就來自這些報紙雜志，而他后來研究儒學，既從這些報紙雜志上儲備了一定的知識，又以此為線索，尋找到了更多的資源，善于自學的人深知一篇文章總是通向無數(shù)篇文章，一本書總是通向一座圖書館。至于他年輕時候轉(zhuǎn)而信佛且自修佛學也是因為從這里看了大量佛學文章，尤其是章太炎先生的佛學宏論。這些報紙雜志是梁漱溟學術(shù)研究的起點和原點，其間的人情世態(tài)也深深卷入了他的人生。他們?yōu)樗峁┝藛栴}，也安排了解決問題的工具，而他又是有心人，從不茍且，于是，他一生都將走在這些問題之中，走出自己的獨異人生。
從梁漱溟中學時代的讀物來看，很少有人能像他這樣幸運，在他這樣的年齡，就被引向了社會，深深感受也深深思考了社會與人生，他注定了不可能做一個自了漢，他后來敢于說“吾曹不出，如天下蒼生何？”這樣的話，敢于說“我不能死，我死了天地將為之變色”的話，實在其來有自，并非狂妄——他是早早就領(lǐng)受到了屬于他的天命啊！他的人生憂樂與整個人類是息息相關(guān)的。我們每個人來到人世間都是有天命的，只是大多數(shù)人終生都沒能領(lǐng)受這份天命！當然，領(lǐng)受了天命還得虔誠地完成天命方為大圣大賢，梁漱溟顯然是做到了的。
三、朋友一生一起走
每一個有所成就的人物，周圍都會自然形成大大小小相互砥礪的朋友圈子，他們相互之間取長補短，彼此成全。至于那些希圣希賢，則在其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會有一個朋友圈子，這既是他人格的召喚，也是他生命的感應，他和朋友們總是力求人生向上，教學相長，自我成全，自我完善，梁漱溟正是這樣的人。梁漱溟在他人生的每個轉(zhuǎn)折關(guān)頭，都有朋友的正大影響。當然，梁漱溟能結(jié)交到有益于他人生的朋友，主要還在于他活著總是本乎人生向上的生命理念。所以他結(jié)交的朋友要么在人格修養(yǎng)上有特異之處，要么格外關(guān)心時勢，切于事功。
小學時候，梁漱溟是他班上最小的學生，那年他十四歲，班里最大的學生二十七歲，年齡如此懸殊卻同處一班只有在那個特殊的時代才會有，但這無疑有益于年齡小的學生，無他，年齡大的對年齡小的往往能表現(xiàn)成人之美的風度，能起到人格上的引領(lǐng)作用。梁漱溟當時和廖福申、王毓芬、姚萬里三人要好。在廖的帶領(lǐng)之下，他們曾結(jié)合起來自學。梁漱溟說：“這一結(jié)合，多出于廖大哥的好意。他看見年小同學愛玩耍不知用功，特來勉勵我們。以那少年時代的天真，結(jié)合之初，頗具熱情。我記得經(jīng)過一陣很起勁的談話以后，四個人同出去，到酒樓上吃螃蟹，大喝其酒。廖大哥提議彼此相稱不用‘大哥’‘二哥’‘三哥’那些俗氣；而主張以每個人的短處標出一字來，作為相呼之名，以資警惕。大家都贊成此議，就請他為我們一個個命名。他給王的名字，是‘懦’；給姚的名字，是‘暴’；而我的就是‘傲’了。真的，這三個字都甚恰當。我是傲，不必說了。那王確亦懦弱有些婦人氣；而姚則以賽跑跳高和足球擅長，原是一粗暴的體育大家。最后，他自名為‘惰’。這卻太謙了。他正是最勤學的一個呢！此大約因其所要求于自己的，總感覺不夠之故，而從他自謙其惰，正可見出其勤來了�！�
不似如今的孩子相約上網(wǎng)、打群架，而是如此嚴肅認真地相互砥礪，相約成全，這樣的朋友圈子雖說處于少年時代，可能在思想上沒有留下什么成果，但其人格上的促進作用是難以估量的。而對于梁漱溟來說，所謂人生向上，無非兩點，作為自然人，要不斷加強人格修養(yǎng)，作為社會人，要時時有益于人。梁漱溟之所以能記憶得如此清楚，即在于這個少年時代的朋友圈子促進夯實了他人格上的進步。這對于十四歲最易受到外界影響的年齡來說，是極其重要的。
中學時代，有兩個人給予梁漱溟以里程碑式的影響，首先是郭仁林。
梁漱溟十四歲就已經(jīng)有了比較成熟的價值觀，他受其父影響，信奉實用主義，認為評判一切人和一切事須看它于人有沒有好處，和其好處的大小�！凹偈褂谌河诩憾紱]有好處，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轉(zhuǎn)來，若于群于己都有頂大好處，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釋一切，似乎無往不通。若思之偶有桿格窒礙，必輾轉(zhuǎn)求所以自圓其說者。一旦豁然復有所得，便不禁手舞足蹈，顧盼自喜�！边@無疑是基于人生向上的信念而形成的價值觀，所以到中學時代，梁漱溟就已經(jīng)立志救國救世，建功立業(yè)，胸襟氣概不凡之至，但他畢竟只有十多歲，而多年來自學的報紙雜志雖思想紛呈，觀點多異，但報紙雜志上的文字不可能深入開展，缺乏知識的系統(tǒng)性和嚴密性。加之報紙雜志上的觀點思想多是基于時政展開，相對來說肯定缺乏經(jīng)典性與深刻性。而且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報紙雜志上的文字多圍繞救國展開，激情洋溢，更有著一種輕學問而重事功的心理暗示。如果這種心理和實用主義價值觀結(jié)合在一起，于年輕人而言，是很易流入浮泛空疏志大才薄自以為是的。這個時候，如果沒有外力的提醒，的確很容易走火入魔，再也休想沉潛下來。要知實用主義雖是很好的價值觀，梁漱溟后來把實用主義作為一種完全的錯誤價值歸咎于他父親的影響固然不對，但任何一種價值觀都是有缺陷的，不可絕對真理化，否則，就可能導致把一切有價值的東西手段化，那是多么可怕是可想而知的。而到了中學時期，梁漱溟的確已經(jīng)開始把實用主義絕對化了，這大約也是他后來一再否定這種價值觀的原因吧——他返歸來處看到了危險，也許會出一身冷汗吧。
梁漱溟回憶說，那時他在人生思想上其實還是很淺陋的，對于人生許多問題，還根本沒理會到，對于古今哲人們的高明思想，不但沒加理會，甚至拒絕理會，只有那些“具有實用價值底學問，還知注意；若文學，若哲學，則直認為誤人騙人的東西而排斥它。對于人格修養(yǎng)的學問，感受《德育鑒》之啟發(fā)，固然留意；但意念中卻認為要作大事必須有人格修養(yǎng)才行，竟以人格修養(yǎng)作方法手段看了。似此偏激無當淺薄無根底思想，早應當被推翻。無如一般人多半連這點偏激淺薄思想亦沒有。盡他們不同意我，乃至駁斥我，其力量卻不足以動搖我之自信�！绷菏槭且粋�時時反省自己的人，這段話正是他在反省中充分意識到了他那時正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成長期，有如一個武功高手，某功練到一定的層次，如若不能突破瓶頸，輕則永遠停滯不進，實則是不進反退，重則走火入魔，功夫全廢。然而，在這樣關(guān)鍵的人生轉(zhuǎn)折點，梁漱溟卻得遇郭仁林而不知不覺度過了人格發(fā)展的危機時刻。所以，多年后，梁漱溟說起遇到郭仁林，喜悅之情崇敬之心溢于言表：“恰遇郭君，天資絕高，思想超脫，雖年不過十八九而學問幾如老宿。他于老莊、易經(jīng)、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歡譚嗣同的‘仁學’。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籠罩我。他的談話，有時嗤笑我，使我惘然如失；有時順應我要作大事業(yè)的心理而誘進我，使我心悅誠服。我崇拜之極，尊為郭師，課暇就去請教，紀錄他的談話訂成一巨冊，題曰‘郭師語錄’�！耘c郭君接近后，我一向狹隘底功利見解為之打破，對哲學始知尊重；在我的思想上，實為一絕大轉(zhuǎn)進�！�
事實上，我們考察梁漱溟這段時期的思想人格狀況，郭仁林不獨給他帶來了新的思想元素，消除了他思想上對實用主義的自覺的絕對化迷信，更重要的是，郭仁林的出現(xiàn)和郭仁林與梁漱溟交流的方式，還充實了梁漱溟，使他得以沉潛下來。當然，這也正是因為梁漱溟始終堅持人生向上的信念，于人格的修養(yǎng)與完善不敢有所懈怠所致——機會總是青睞有準備的人，梁漱溟能把握住人生的多次機遇，絕不讓這些機遇無聲無息地滑過，實在在于他從小就奠基的奮發(fā)圖強的精神底蘊和誠實真純的人格底色。想一想，以梁漱溟當時的思想水準，實在已經(jīng)超過一般人多多，而他能如此謙遜地學習郭仁林，視之為師，不能不說他那時就已經(jīng)具備了超凡的人格氣象。當然，梁漱溟與郭仁林的交往是純粹的朋友交往，他們在人格上是絕對平等的，也正是因此，郭仁林也尊稱梁漱溟為“梁師”，正是有這樣平等的人格碰撞，他們才能持續(xù)交往，互相成全。
如果說郭仁林給梁漱溟的影響更多是幫助他度過了人格修養(yǎng)的危機，在顯性思想層面破除了對實用主義的迷信，引進了新的思想與學術(shù)資源，其影響是比較抽象的。那么，甄元熙則實實在在地改變了梁漱溟的人生，是梁漱溟一段人生的思想經(jīng)歷與生活經(jīng)歷的直接推手。
梁漱溟是看著梁啟超們的文章度過少年時代的，他很早就確立了救國之志。怎么救國，民族的前途何在，他雖然年輕，卻有著自己的判斷。他熱心于政治改造，但并不排滿，心儀于英國式政治，否認君主國體、民主國體在政治改造上的等差，認為無論法國式內(nèi)閣制，或是美國式總統(tǒng)制，皆不如英國虛君共和制。在政治改造手段上，他認為可以用種種手段，而莫妙于俄國虛無黨人的暗殺辦法。蓋因此種手段既很有效，又破壞不大，且可免遭國際干涉。這些理論和主張，雖然是從立憲派得來；但卻實在都經(jīng)過了梁漱溟的往復思考，并非一種學舌。之所以如此說，就因為這些觀念都是經(jīng)過了辯論的檢驗。和他辯論的就是甄元熙。他說：“我和甄君時常以此作筆戰(zhàn)，亦仿佛梁任公汪精衛(wèi)之所為；不過他們在海外是公開底，我們則不敢讓人知道。”很顯然，甄元熙是主張革命的。正因為兩人都是理性的辯論，所以觀念的交鋒并無勝負之分，但時代卻作出了選擇�！逋⒁辉偻涎恿�，致使全國上下人心灰冷，立憲契機就此流失，大量立憲派人士轉(zhuǎn)而支持革命。梁漱溟正值青春時代，血氣方剛，更有一腔救國之志，自然而然也傾向革命了。梁漱溟中學快畢業(yè)時，武昌起義爆發(fā)，他更是在學校里呆不下去了，他并非死讀書，讀死書之人，值此歷史變動之際，更是內(nèi)心奮動，于是就在甄元熙的帶領(lǐng)下，參加了京津同盟會。在革命之前參與謀劃暗殺滿清大臣，革命之后則做起了甄元熙所辦報紙的記者。
從參與革命到做記者，前后有兩年時間，這兩年時間于梁漱溟而言，是至關(guān)重要的，一般論者很少論及。此前他一切知識觀念都來自書本，立憲也罷，革命也罷，都是別人的說辭和實踐，從文字上看去，無不過于遙遠和理想化了，社會究竟如何，他其實一無所知。但這兩年的人生經(jīng)歷卻使他從書本上走出來，參與了社會也認識了社會。更難得的是，因甄元熙在革命黨人中地位甚高，梁漱溟由此得以參與預聞了革命黨人的一些重要行動，對革命有了非常直觀的認識。后做記者，他更幸運，借助《民國報》外勤記者的身份，他能夠出入當時國會議會以及各黨派會議的任何重要場合，既得以全面直觀地把握當時的政治生態(tài)，又可近距離觀察接觸乃至認識那個時代的幾乎一切風云人物。梁漱溟一直是一個認真的人，從不肯隨俗從眾，當社會這本大書在他面前敞開，他當然會充分發(fā)揮自己的自主學習能力，如此，這段人生閱歷之所得是看多少書都比不上的。梁漱溟此后不久幾度想要自殺，顯然起因于這種近距離接觸產(chǎn)生的幻滅感。他說：“在此期間內(nèi)，讀書少而活動多，書本上的知識未見長進。而以與社會接觸頻繁之故，漸曉得事實不盡如理想。對于‘革命’、‘政治’、‘偉大人物’……皆有‘不過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徑、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兇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學校所遇不到底，此時卻看見了；頗引起我對于人生，感到厭倦和憎惡�！�
但當他度過這段精神危機，他就徹底成人，從此他就把握住了自己的人生，此后的每一步都是他理性的選擇，而非有如此前參與革命一樣是順著時代走，有不能自已之處了。梁漱溟后來對暴力革命的堅決反對，對政府的中立態(tài)度，建國后想要站在政府外的打算無不可從這段經(jīng)歷之中找到原因，這甚至影響到他的學術(shù)創(chuàng)造與鄉(xiāng)村建設運動。他后來對中國百年來革命性質(zhì)的判斷——中國革命起于外部的刺激而非內(nèi)部的需要；他后來在鄉(xiāng)村建設運動之中堅決排除政府權(quán)力的干預，無不起于這段經(jīng)歷�？梢哉f，這段經(jīng)歷實實在在改變了梁漱溟的人生。
梁漱溟做完兩年記者，就二十歲了。從十八歲到二十歲，從順天中學堂出來直接走上社會，那種高密度、高質(zhì)量的社會經(jīng)歷和他此前的人格修煉與自主學習融合在一起，使他的理性與人格完全成熟了。四年之后，當他走上北大講堂發(fā)愿發(fā)揚孔子學說時，他的思想或許還不成體系，卻已經(jīng)完全成熟，當那時他就完全成人了。他完美幸運地走過了自己的青春期。
梁漱溟成人之后一直到生命終結(jié)，還有很多朋友圈子，有些朋友甚至交流往還了一輩子，比如他在北大結(jié)交了伍觀淇，又經(jīng)后者介紹結(jié)交了李任潮、陳銘樞等人，這些人是他一生的朋友。伍觀淇讓他明白了儒學乃切實直接的性命之學，所謂人格修養(yǎng)是一門切切實實的博大精深的人生向上的學問，豐富深刻了他對孔子的認識，是他一生最為佩服的人；他與李任潮的交往是他得以借助政治權(quán)力開始鄉(xiāng)村建設運動的開始；陳銘樞1953年時以高超的智慧幫助他免受牢獄之災、殺身之禍。當然，成人之后，梁漱溟主要的朋友圈子是他的學生，很多學生千里迢迢追隨他，有些甚至一生相伴，不離不棄，比如陳亞三、黃艮庸、李淵庭等人。這些人自然是為他的人格魅力和學術(shù)事功感召而集結(jié)在他周圍，但他從他們身上所得到的并不比他給他們的少。梁漱溟和學生在一起和他與其他朋友在一起的交往方式是一樣的，完全的平等交流，他沒少受到學生關(guān)于他人生態(tài)度失當?shù)呐u，更沒少收到他們事業(yè)上的建議。1929年他在曹州辦學卻因失望而中途丟下一眾同仁跑回北京就被黃艮庸嚴厲批評其做事不能善始善終。學生與他的交往，也是他自學的一部分資源，從與學生的終生交往中，他的人格修養(yǎng)之學不斷趨于完善，當然，這種學問不是紙面的，而是生命的。
與朋友的交往，朋友圈子的豐富和持久，都是梁漱溟人生向上理念的實踐和他人格修養(yǎng)與事功努力的輻射，從來就與個人身家性命無關(guān)。他的朋友圈子，是人生向上的朋友圈子，是超越有對趨于無對之境的生命奇觀。
四、從小樹立人生向上的目標
二十四歲之前的梁漱溟，相比他的同時代人，雖然也曾從那個時代感受過幻滅與苦痛，但他從時代那里感受到更多的是正當正大的教育，是那個時代精神至剛至大的一面，所以他人格上便沒有染上陰郁悲苦或狂躁放縱的一面。每至一個天崩地坼的時代，如魯迅般的深刻陰郁，如陳獨秀般的狂躁不羈，如胡適般的理智清淺往往就是那個時代的幾種典型面相，這在五四時如此，在魏晉南北朝如此，在春秋戰(zhàn)國也如此。梁漱溟的性格卻在時代與家庭的合力之下達至了平衡，并沒有向某個方面特別偏出，他的個性集中體現(xiàn)的是那個時代明朗弘闊雍容典雅的一面。這首先得益于他和諧親密的家庭氣氛。梁濟雖生于苦寒長于艱辛，但到梁漱溟兄妹來到這個家庭時，他的父親給他們的已經(jīng)是一個經(jīng)濟上還算小康的環(huán)境了，全家人不用把太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謀生之上，生活氛圍的從容淡定激發(fā)的多是人性中親和平慈的一面。更重要的是，父親梁濟感于自己幼年時受到長輩比較嚴正苛刻的教育，不愿子女再受自己當年的苦痛，對孩子們以自由放任為主，但卻又時時和孩子們平等交流，既保證了孩子們個性的自然成長，又確保了孩子們心靈的正直向上。到十歲左右梁漱溟已經(jīng)開始獨立用心思的時候，他又能以自己的一片向上之心時時感受到父親還有父執(zhí)彭翼仲那種絕不做自了漢，而是殫精竭慮、心憂國難、志切圖強的傳統(tǒng)中國最優(yōu)秀的人格之美好盛大。
可以說，給予梁漱溟最初的時代精神濡染的是他的父親梁濟和父執(zhí)彭翼仲，這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梁濟從不以孩子小而視家國之事為大人之事，不和他們交流。要知梁漱溟是看《啟蒙畫報》與《京話日報》長大的，特別是《京話日報》，根本就是時勢報道與時勢評論，小小年紀看這些東西，若沒有大人的引導，是很易墮入灰暗沮喪之中以致落于陰郁沉悶的。果然，梁濟并非不管不顧，而是經(jīng)常和他的孩子們交流對時勢的看法，他通過這種方式，早早就讓時代融入了梁漱溟的內(nèi)心，成為他人格成長的最豐富寬廣的動力源泉。另一方面，梁濟并非那種口頭憂國者，而是一個身體力行者，而《啟蒙畫報》與《京話日報》正是更具行動能力的彭翼仲的行動成果，他們兩人為國事憂勞奔走的耿耿衷腸、無私行跡為梁漱溟所日常濡染，自然一方面是人格的示范，但更重要的是時代偉大精神與遠大抱負的示范。要知他們兩人的言行正深刻地發(fā)抒著這個民族從古以來就不曾消失的生命元氣，承載著那個時代最為強勁正義的民族愿景。
梁漱溟生于1893年，次年即爆發(fā)了中日甲午戰(zhàn)爭。他的童年、少年時代，正是中華民族數(shù)千年來最恥辱的時代。甲午戰(zhàn)爭是近代中國歷史上最為重大的歷史事件，它把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一刀兩斷，戰(zhàn)爭之前，中國雖屢敗于西方大國，民族自信心雖大損，但卻也得以洞開國門，發(fā)奮圖強，學習西方，一度有了幾十年的發(fā)展，民族自信也有所提升。甲午戰(zhàn)爭的后果是可怕的，它使中國舉國之力建造的北洋海軍毀于一旦，不獨如此，中國還要承受割讓臺灣、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以及巨額戰(zhàn)爭賠款的沉重損失和無比羞辱，中國人自信心與自尊心幾乎可以說喪失殆盡，跌于冰點之下。關(guān)鍵在于甲午戰(zhàn)爭不是敗給國人心理上尚能接受的西方大國，而是敗給一向與我們同文同種，且向來被國人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這個刺激太過強烈，以至于一時之間，華夏大地彌漫著“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這樣的悲愴、蒼涼、絕望、迷茫與憤怒。由此，知識階層空前地行動起來，救國、維新、排滿、共和，梁漱溟的青少年成長時期正與這一系列的時代大劇相始終。無論是《京話日報》，還是后來的梁啟超們的《新民叢報》、《國風報》、《民主報》、《北京日報》、《順天時報》、《帝國日報》、《申報》、《新聞報》、《時報》等等，并非只是他自學知識觀念的純粹教材，根本上就是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畫卷面向一個成長中的少年的展開。之所以說是波瀾壯闊的時代畫卷，就在于這些報紙雜志本來就是那個時代仁人志士救亡圖存的表現(xiàn)。這些時代精英以言論報國，或則切切于喚醒民智，啟蒙民心；或則耿耿于策論辯難，探索中國之路；或則昭昭于烈士義舉，英雄仁風……圣賢懷抱、仁人情致、俠士義舉、赤誠肺腑、烈烈肝膽無不流轉(zhuǎn)于那些字里行間，實在就是時代精英們大寫人生的展開，是那個時代最為杰出、最為光潤的精神的熠熠煥發(fā)。
倘使一個人已經(jīng)成年或即將成年，有了許多世俗之念，那種生命的致命隔膜肯定讓正大光明的影響大打折扣，梁漱溟的幸運在于他是以赤子之心感受這些偉大人生與特異精神的，這就好比一株嫩芽沐浴春日光芒，自然而然又烙印深刻，更何況梁漱溟還是十年如一日無時不在這波瀾壯闊之精神風景的強有力光照之下呢！所以說這個對他人來說明明是衰敗破落的時代給予梁漱溟的教育幾乎可說是最為純正博厚、最為典雅盛大、最為光明磊落，也最為強大有力的情感教育與精神感化。所以，當梁漱溟走入社會，看到了文字中看不到的種種人格殘疾與理想陰影，自然容易陷入失望與幻滅。但也正是時代十年如一日的美好教育，早已使他的人格成熟，正大寬厚的人格氣局已經(jīng)成形，人生向上之心已經(jīng)根深蒂固莫可動搖，所以他才能迅速走出絕望幻滅，繼續(xù)探索自己的人生之路與中國之路，他在此不久即深研自修佛學并非心灰意冷逃避現(xiàn)實，而是直面人生苦難，尋求解決之道，仍然是時代自強不息精神的貫通流轉(zhuǎ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