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少年時光
1938年4月，中國東北仍舊春寒料峭之時，我出生于“三棵樹”的一個鐵路工人家庭。三棵樹，這個偏居哈爾濱市郊一隅，名不見經(jīng)傳，甚至在中國版圖上都很難找到的小地方，卻有意思地印在了由北京開往哈爾濱的《列車時刻表》上。事實上，‘三棵樹才是北京一哈爾濱列車的終點站。那里地方雖小，卻是鐵路基層站段集中的地區(qū)，除火車站外，還設(shè)有機務(wù)、車輛、工務(wù)、電務(wù)等眾多與鐵路有關(guān)的單位，因而形成了一個“鐵路地區(qū)”，上萬鐵路職工和家屬聚居于此。20多年前，為避免旅客誤解，這里便改稱為“哈爾濱東站”了。
我的父親傅寶和是名火車司機，母親寧玉珍是家庭婦女。昕長輩說，在我之前還有哥哥和姐姐，由于家境貧困，醫(yī)療條件匱乏，他們出生不久便夭折了。而我卻幸運地活了下來，加之是個男孩，父母疼愛有加，起個了“樹生”小名，以此作為出生于三棵樹的紀念。后來，又有了三個妹妹和一個弟弟，我成了家里的老大。
我的幼年正值日本占領(lǐng)東北的“偽滿”時期，當?shù)乩习傩斩汲闪恕巴鰢保^著郁郁寡歡的日子，生活十分艱苦。鐵路工人住在簡易房屋里，每家的面積只有十幾平方米。進門就是一鋪炕，全家人都睡在這鋪炕上。一年中，吃的是高粱米飯、苞米面餅子、窩窩頭之類，只有過年時才能偷偷地吃一兩頓大米飯和白面。因為偽滿洲國規(guī)定，細糧只供日本人，中國人只能吃粗糧。那時，日本人在中國領(lǐng)土上以“主子”自居，看見中國人不順眼，輕則罵聲“八格牙路”（混蛋），重則拳打腳踢。老百姓對他們恨之人骨，背后稱其為“小鬼子”。
對男孩而言，無論置身于多么艱難的生存環(huán)境，都無法改變他們調(diào)皮搗蛋、找尋快樂的天性。孩童時的我，沒地方玩耍，就時常和鄰居的小伙伴跑到火車站，在車廂間穿梭往來、上躥下跳。實在沒的可玩，撿個釘子擺在鋼軌上，然后跑到一邊等著，眼瞅著火車開過，趕緊跑上前去爭搶自己的“戰(zhàn)利品”————軋成薄片的釘子，再用這個薄片做成一把小刀，是那般的喜不自禁。兒時的我是個淘氣包，打架是家常便飯，也為此時�！皰觳省薄Ｓ浀糜幸淮未螋[中，有個小伙伴拿消防用的鐵鉤子，一下就刨在了我的腦袋上，而我即使血流滿面也不松手，非得一爭高下。頭上至今殘留的傷疤便是當年留下的印記。
那個年代，日本侵略者為鞏固其統(tǒng)治實行“奴化”教育，聲稱我們是“滿洲國’’人，父母也不敢告知真相，孩子們都不知自己是中國人。小學一年級，日語是必修課，不學就得挨板子。那時在同學間流傳著一句順口溜，“日本話不用學，過了三年用不著”。結(jié)果，這句話還真說中了，我進小學僅半年，東北就光復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zhàn)敗投降。往日里盛氣凌人的小鬼子頓時失去了從前的囂張氣焰，一個個耷拉著腦袋，灰溜溜的，不久即被遣返回國。我們搬進了日本人住過的大房子，房間寬敞、豁亮，而且每戶還都有一個小院子。不到一年，哈爾濱來了東北民主聯(lián)軍，老百姓管他們叫“八路”。有幾個就住在我家。剛開始，家里人見到當兵的都心生畏懼，不敢與他們接觸。不過，這些當兵的挺和氣，還不時幫助劈柴、掃院子、挑水。日子一久，我們內(nèi)心的緊張戒備逐漸消散，與他們相處融洽，逢人母親必夸“八路”好。
1947年，國民黨軍隊進攻東北解放區(qū)，距離哈爾濱不足百公里。前線戰(zhàn)事吃緊，解放區(qū)的重要工業(yè)裝備向北轉(zhuǎn)移，父親被調(diào)往佳木斯，不久后母親帶著我們兄妹幾個也隨遷了過去。當?shù)卣谵Z轟烈烈地搞“土改”，民兵到處設(shè)卡，抓逃亡地主。我參加了兒童團，拿著紅纓槍，站崗放哨，還參加了宣傳隊，學會了扭秧歌。為支援前線，母親日夜趕做軍服。雖然我還只是個三年級的小學生，卻也因為鋼筆字寫得還不錯，也承擔起給戰(zhàn)士寫慰問信的任務(wù)。當時生活很苦，父親的月薪是以斤計算的高粱米，不少鐵路工人因家里人口多，糧食不夠吃，還得輔以米糠和野菜充饑，晚上要糊些火柴盒，掙點零錢貼補開銷，我家也不例外。盡管如此，群眾熱情依然很高，只要前線需要，甘愿奉獻。平日里，我們兄妹似乎很少能夠看見父親，他不分晝夜忙于工作。后來，我們才得知那時他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我在佳木斯上的是鐵路小學，由于成績好，四年級即當選為學生會副主席，組織同學唱歌、扭秧歌，還代表同學們上臺發(fā)言，一點都不發(fā)怵。當時，小學實施六年制，允許成績好的學生跳級，我也躍躍欲試。五年級那年的寒假，我一個人坐火車去了哈爾濱，在太平區(qū)政府工作的一位親戚幫忙開了封“同等學力”介紹信，去報考了中學。那次考試的部分內(nèi)容我沒學過，算術(shù)、歷史的一些考題自然無從下手，自認為考砸了�；氐郊涯舅购螅覍Υ耸轮蛔治刺�。六年級剛開學的一天，班主任通知我已被哈爾濱四中錄取，并問及原委。至此，我才不得不“交代”實情。隨后，我只身前往哈爾濱四中報到，當時我還不滿12歲。由于不適應(yīng)住校的生活，思家心切，考慮到父親已調(diào)到當時距佳木斯100多公里的勃利機務(wù)折返段工作，于是我辦了轉(zhuǎn)學手續(xù)，到勃利縣初中繼續(xù)讀書。
勃利是個農(nóng)業(yè)縣，基本沒有工業(yè)。我們班里的大部分同學來自農(nóng)村，家境貧苦，個個省吃儉用，他們都比我年長，把我當成小弟弟。學校經(jīng)常組織學生到農(nóng)村勞動，鏟地、間苗、除蟲。剛開始，我顯得笨手笨腳，是他們教我學會了干些農(nóng)活。同學們非常珍惜學習的機會，都很用功，我也不敢懈怠。家里地方小，擺不下桌子，學校離家不遠，所以我早晚都在學校里上自習，常常起床后不吃飯就去學校，校工們因此都認識我。
P3-5
前后八載有余，終至脫稿，頓感如釋重負。在文稿撰寫過程中，自己確實傾注了不少心血，不過倘若沒有朋友們的鼎力相助，本書也是難以完成的。
幾年來，朋友們不惜耗費寶貴時間和精力，幫我核對歷史事實的原委，糾正不確切的表述，補充被遺漏的內(nèi)容，提出建設(shè)性修改意見。他們的傾情付出令我難以忘懷。藉此書付印之際，我謹向安立敏、蔡申夫、陳國仁、陳洪年、傅選義、葛能全、郭福安、華茂岜、胡書凱、胡亞東、江慧、李命志、李中浩、廖勤生、林仲洪、劉友梅、羅慶中、呂文濤、馬良相、彭開宙、宋忠奎、孫春芳、孫章、談大同、唐飛龍、童宗鑒、萬里揚、王春龍、王建坤、王奎中、王麟書、王佩瓊、吳新民、烏日圖、魏宗燕、熊永鈞、于川、楊建興、張大勇、張梅、張新寧、張雪松、趙果情、趙靜、趙明花、趙涌濤、周黎同志（以姓氏拼音為序）表示衷心感謝。這里，還要特別向劉忠民、葉娟、李彥春同志致謝，他們不厭其煩地反復幫助修改和潤色文字，使我受益良多。除此，我的妻子唐曾妍、女兒傅新宇和其他家庭成員給了我無可替代的幫助，使我感到溫馨。最后，對中國鐵道出版社的全力支持表示感謝。
有人說：“回望過去是為了在記憶、觀察與思考中溝通昨天和今天，期待明天�！蔽矣X得這句話很有道理，在寫這本書的時候自己也試圖作些類似的嘗試，盡管不知效果如何，但希望能對讀者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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