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日寇向中國華北發(fā)動進攻，國民政府令第二十九軍奮勇抵抗，國家開始進入全面抗戰(zhàn)階段。由于戰(zhàn)爭失利，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機構(gòu)和不愿淪為亡國奴且有一定經(jīng)濟實力的國民被迫向西、向南遷移，善炯就是在這種顛沛流離的情況下完成大學學業(yè)，并走向科研之路的。
流離徽鄂
1937年8月，善炯去南京到金陵大學參加入學考試。金陵大學以農(nóng)科出名，但他投考的不是本科而是專修科，因?qū)Ｐ蘅频膶W費低廉，且兩年即可畢業(yè)————他家只能勉強支付兩年的學費。剛剛考完，八一三事變爆發(fā)，日寇再次在上海登陸，南京也開始遭日本飛機轟炸，回家的火車票變得很難買到。他在街頭幸遇同鄉(xiāng)劉素娟，她留他在自己工作的漢口路小學暫住了下來。幾天后，他總算回到家里。
善炯家門前的白蜆江是村鎮(zhèn)通往都市的水上干道，大家每天都站在家門口看那駛來載滿難民的船只，并向他們打聽：“上海情況怎樣？我們能抗戰(zhàn)到幾時？”大敵當前，人民同仇敵愾的場景隨處可見。不久，善炯收到錄取通知書。在國難深重、戰(zhàn)火紛飛的日子里，是留在家鄉(xiāng)與親人共患難，還是孤身去風險莫測的首都上大學？這是一個很難取舍的問題。善炯的祖母極力要求孫子留在她身邊，但幾經(jīng)考慮，善炯還是決定去南京入學。他父親在臨行前對他說：“千萬要注意敵機的轟炸，要避免無謂的犧牲，必要時可以從軍抗日�！�
10月中旬的一個早晨，善炯終于離家。他母親把通過賣地和挪借而東拼西湊來的90多元錢放在他的內(nèi)衣里，給他做好兩床被套，要他到學校后買棉絮裝上。因此他只帶了一個手提的藤箱就上路了。祖母、父母和善炯的兩個妹妹都到家門前的那座小橋邊為他送行。他含著眼淚和親人告別。
南京連日遭日機轟炸，金陵大學主體已遷往武漢，農(nóng)業(yè)專修科則遷到安徽和縣的烏江鎮(zhèn)————金陵大學于1930年起即在此建立了農(nóng)業(yè)推廣實驗區(qū)。可善炯當時并不清楚這些情況，仍往南京趕。他從小鎮(zhèn)搭輪船到蘇州，當時閶門一帶的街頭都是從上海撤回的前線傷兵，從蘇州去南京的火車因要遭敵機的轟炸，已經(jīng)無法搭乘，所以他一到蘇州就改乘長途汽車至無錫。在無錫的一家小客棧中住宿一宵后，繼續(xù)乘車抵達南京，這時獲知農(nóng)業(yè)專修科已遷和縣。此時南京剛遭敵機轟炸，善炯就匆匆趕往下關(guān)，再搭輪渡至北岸浦鎮(zhèn)，找到一家小客店住宿。翌日晨在大雨中他折回下關(guān)，然后搭輪船至安徽和縣。一上岸就是和縣的烏江鎮(zhèn)，這樣善炯就找到遷在一家祠堂內(nèi)的金陵大學農(nóng)業(yè)專修科注冊上學了。烏江鎮(zhèn)上，外界消息全無。善炯一直擔心在戰(zhàn)火中家人的安全，尤其特別想念他的祖母。他幾次走到烏江鎮(zhèn)邊的霸王廟前，憑高遠眺，俯瞰長江，默默地祝愿故鄉(xiāng)無恙、家中無恙。
11月末，學校忽然通知，農(nóng)業(yè)專修科要西遷至武昌，要大家整理行李離開烏江。有一位姓張的同學家住青浦朱家角，距離沈家不太遠。他勸善炯和他一起留在烏江，然后設法繞過戰(zhàn)區(qū)回家。善炯曾為之心動，但想起父親臨別時對他的囑咐，沒有同意。直到抗戰(zhàn)結(jié)束后，他才知道日寇侵占和縣時曾進行大掃蕩、大屠殺。如他留在該地勢難幸免，而那位同學后來也就再無消息。
善炯和同學們登上了兩艘雇來的大帆船，直駛安慶。到安慶后，他們在輪船碼頭排隊等候那艘還停在江中的客輪大上海號。上船之時已是深夜。他們排在許多旅客的后面，而善炯又是排在同學們的最后。所以等他上船時，甲板上所有的空位已經(jīng)客滿，但他總算找到了一個放在甲板旁的救生艇，便鉆到里頭睡覺了。輪船抵達漢口后，他們被安置在一個教堂里。此時他們才知道，大場失守，淞滬淪陷，南京已岌岌可危。金陵大學原先遷到武漢華中大學的部分已準備西遷至四川成都華西大學，而他們?nèi)ハ蛭炊�。此時全國各地的青年學生紛紛投身于救亡運動，有的奔赴抗日前線，有的去陜北，有的回到家鄉(xiāng)推動救亡工作，也有繼續(xù)在學校念書的。拿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來說，最初各有一千余名學生；1937年11月撤到湖南組建長沙臨時大學時，學生總數(shù)減為兩千多；1938年春天撤到昆明，組建西南聯(lián)合大學后，學生數(shù)降為了區(qū)區(qū)六百有余。善炯該何去何從呢？
彷徨之中，善炯想起同鄉(xiāng)錢其相在武漢大學法律系念書，就寫信給他告訴他自己在武昌的地址。不久其相就趕過來看善炯。他告訴善炯武大在準備西遷，要善炯搬到他在武大的宿舍去住，不要等金大內(nèi)遷的消息了。在這個時候遇見幼年時的同學，善炯非常高興，他管不得那么多了，立刻把想去武大居住的意見告訴了老師。老師表示同意。于是，他當時就隨同其相渡江去位于武昌珞珈山邊的武大，晚上即共住在列字齋75號宿舍內(nèi)。
其相還告訴善炯，中央政治學校擬收容流亡在長沙、武漢及安慶的各大學的學生，在武漢大學附近建立特別訓練班第二大隊。他打算報名參加。為逃難所苦的善炯想起了父親臨別時“必要時可以從軍抗日”的交待，決定也報考這個學校，參加抗戰(zhàn)。
1938年1月下旬，善炯和其相都考入了中央政治學校特別訓練班。中央政治學校的校長為蔣介石，特別訓練班的主任為康澤。除一般性的軍事訓練外，他們這些學員還接受政治訓練，其中包括聽一些軍政大員演講。在學校的一次大會上，善炯還和同學們一起見到了蔣介石。但令他印象更為深刻的是陳立夫和周恩來關(guān)于抗戰(zhàn)的報告。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國民黨組織部部長的陳立夫善于辭令，將抗戰(zhàn)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軍事干預上。而中共代表、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則寄望于本國軍民，強調(diào)持久抗戰(zhàn)，堅信抗戰(zhàn)必勝。周恩來是由長沙臨時大學的幾位同學陪同來的，他的報告使同學們對國家前途增強了信心。當時，武漢到處貼著“民族至上、國家至上、抗戰(zhàn)第一、勝利第一”之類的大幅標語�？谷諝夥盏母邼q使善炯暫時忘卻離家之苦。
初到武漢，在漢口彷徨時，善炯還在街頭看見了他的另一個同鄉(xiāng)馬應朋。他很同情善炯，把自己在廣西的工作地址告訴他，要善炯在必要時去找他。有了一個去處，善炯當時心中踏實多了。后來，善炯又在漢口街頭看見了一張貼在墻上的報紙，登載有教育部關(guān)于戰(zhàn)區(qū)學生登記去后方學校借讀的通告。于是他就找到那個登記處。鑒于馬應朋在廣西，善炯就登記去廣西大學農(nóng)學院借讀，但他對此并未抱什么希望。
身體瘦弱的善炯不太適應訓練班的生活，而受訓后的去向————據(jù)說他們將被用作收復區(qū)的行政人員，而不是上戰(zhàn)爭前線————他也不太喜歡。考慮到這些因素，他決定開小差，離開訓練班去廣西找馬應朋。其相也對這里的生活不滿。于是，受訓不到一個月，他倆就偷偷地逃跑了。就這樣，善炯以這種不太光彩的方式，結(jié)束了他短暫的軍旅生涯。
P24-27
從《我的科學生涯》到《沈善炯自述》，再到本書，12年內(nèi)，沈善炯院士已先后有了三本傳記。而我所處的位置，則從熱心的讀者，到訪談、整理者，再到獨立的研究和撰寫者。之所以長年關(guān)注，并熱心地向人們推介沈先生，主要是因為他們這批為國計民生做出了重大貢獻的科學家值得被人們記住，而像他這種肯噙著熱淚反思歷史的，更是難能可貴。
作為當代中國科學史的研究者，我特別重視1950年前后從海外留學歸國的這批科學家。他們的老師輩，雖然有科學造詣的人不少，其中一些還學貫中西，但由于戰(zhàn)亂頻紛、科研硬件太差，大多只能把精力投在科學教育和科學傳播上，即使能因陋就簡開展一些實驗室工作，它們也只能是基礎性的和地域性的。待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家重視科學技術(shù)，對此增加了很多投入之后，他們的年歲已高，很難再親自動手做實驗了。而1950年前后歸國的這批科學家則是中國自清末新政、全面引進科學以來各種積極因素培育出來的高峰：他們受過較好的基礎教育（就科學素養(yǎng)而言，他們的老師比他們的老師的老師要強得多）；在海外求學期間，由于正逢世界科學技術(shù)革命，他們學到的是最新、最先進的東西。如果說他們的老師以及他們的老師的老師從西方引來了科學的種子，在中國的土壤上培育出一些科學的幼苗，甚至還使少量科學的植株開出了艷麗的花朵，那么，真正使科學在中國長大成林，并結(jié)出較多果實來的還是1950年前后歸國的這批科學家�！皟蓮椧恍恰钡难兄�、多種疾病的控制、眾多良種的培育、現(xiàn)代科學技術(shù)體系和工業(yè)體系的落成……眾多關(guān)系國計民生的重大科學、技術(shù)、工程問題，主要是在他們的主持或參與下得到解決的。
雖然這批科學家才干突出，被賦予重任，但他們在國家的建設事業(yè)中并未居于主導地位，甚至連獨立性也沒能保持。作為團結(jié)或改造的對象，他們基本只被當工具使用，僅有建議之權(quán)利，論證之義務，并不參與決策。國家制度、政策的制訂，即便是關(guān)于科學、技術(shù)的，他們也通常無權(quán)主動置喙。他們必須接受過去立過功勞、學歷很低的老干部，以及后者提拔的、學歷通常也不高的青年黨團員的領(lǐng)導。在這樣體制之下，政治壓倒科學，科研的國家目標壓倒學術(shù)目標。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一次又一次的瞎指揮，耗費了科學家大量的精力，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耽誤了絕大多數(shù)科學英才10年以上的寶貴時間。在年富力強、經(jīng)驗豐富的時候未能盡展才華，甚至完全不能開展工作，使得他們盡管為國家的發(fā)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卻難以如他們留在西方的同學、同行一樣，在登上科學高峰的同時，大力推動社會運動，既為科學發(fā)展又為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貢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體制和目標發(fā)生變化，改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以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為目標。沈善炯及同輩的許多海歸學者終于得到了國家的承認，有的還當上了學部委員，甚至成為了科學界的領(lǐng)導。可科學創(chuàng)新基本上是中青年的事業(yè)，而此時他們已經(jīng)垂垂老矣。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們開始把主要精力投到培養(yǎng)學生，尤其是研究生上。他們還和留在海外的同學李政道、吳瑞等人一道，推動國家建立更為開放的留學政策，大量派遣留學生，以重新追趕世界科學潮流。
自1979年開啟留學大潮以來，中國向西方派出了越來越多的留學生。最近十多年，在國家先后出臺的“百人計劃”、“長江學者計劃”、“千人計劃”、“萬人計劃”等政策的吸引下，也有越來越多的優(yōu)秀的海外留學人員歸國。希望這些新一代的海歸能繼承前輩的愿望，大力促進科學、教育、經(jīng)濟和社會在中國的發(fā)展，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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