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和作者合作的又一本新書。與以往的作品相比，作者和編輯顯然都在這本新書上投注了多于以往的心血和精力，歸根結蒂，在于傳主本人曲折的人生和復雜的個性。沈從文獨特的人生經歷成就了他的那些經典作品，幾十年過去了，總不乏一代代喜歡他作品的讀者。初次捧讀《邊城》，沈從文便男神一般入住文學青年的內心，愛屋及烏，很多人因為作品便把作者想象成了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大師也是人，無論開放也好封閉也罷，總是活在紛紜復雜的現實里，況且這位生于鳳凰的“鳳凰男”介于極度自信與自卑間的矛盾性格，讓他的人生履痕、心靈路程更加的起伏不定。同時，《沈從文地圖》藉由傳主的人生軌跡，展示了民國時代精英們的朋友圈和文人相輕的黑歷史，太太客廳里不僅有高大上的咖啡香也有市井小民的陳醋酸。
本書簡介：
2015年6月23日1987年10月12日，黃永玉曾經專程到天后宮拓印了這個碑文手跡。晚年的沈從文還記得當時手書墓碑的情景：“那是趴在地上寫的，一連寫了好幾天，一天寫不了幾個字。”（凌宇：《刻在碑石上的足跡》）專為石碑來，石碑卻不在家！守門人一定看出了我們的失落，仿佛為安慰我們似的，告訴我們另外一個消息，令我們生出意外的驚喜：沈從文在天后宮駐扎時住的房間還在！那是在主殿一側的一個小院里，是一個紅漆木板的套房，小小的紅漆門緊閉，門口沒有任何標記。沈從文在自傳里曾說當時他們“與清鄉(xiāng)司令部一同駐扎在天后宮樓上”，與守門人指點不完全吻合，但那似乎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確在這個古老的媽祖廟里停留過。沈從文之所以由辰州（沅陵）到沅州（芷江）是因為他所在的第一支隊奉命去清鄉(xiāng)。芷江是他的長官張學濟的家鄉(xiāng)。清鄉(xiāng)只是手段，目的是通過清鄉(xiāng)獲取給養(yǎng)，按照沈從文的說法，清鄉(xiāng)即就食。他說他們剛剛在天后宮里安頓下來，第二天“各處團總來見司令供辦給養(yǎng)”，同時“用繩子縛來四十三個老實鄉(xiāng)下人”。當然，那四十三個人很快被砍了頭。當初一聽說要去清鄉(xiāng)，大家都喜形于色，沈從文也不例外，他把為清鄉(xiāng)而下發(fā)的一塊現洋錢換成銅元，買了三雙草鞋，一條面巾，一把名為“黃鱔尾”的小尖刀。擁有這把“刀靶縛了一片綢子，刀鞘是朱紅漆就的”的小尖刀是沈從文最感興奮的，他仿照苗人連長的法子，把刀插在裹腿里。他洋洋得意地去城門邊吃湯圓，只為那份單純的快樂。相對于榆樹灣，沈從文對懷化鎮(zhèn)的印象更深切——《從文自傳》中專門有一節(jié)寫“懷化鎮(zhèn)”，還有一篇把“懷化”寫成“槐化”的《槐化鎮(zhèn)》，《我的教育》、《入伍后》對懷化鎮(zhèn)也有所涉及，可見他對這里如何得難以忘懷了——不僅是他只在榆樹灣待了四個月，而在懷化鎮(zhèn)住了一年零四個月，也不僅在于他在懷化鎮(zhèn)看殺人砍頭比在榆樹灣看得多得多，而是他在那里開始從文，盡管這時的“從文”并非專指寫小說作文章。“會寫幾個字”，改變了他的命運，他當上了為死刑犯錄口供的上士司書，還認識了幾個有文化的人，“從文”的名字也是這個時候改的。若要了解沈從文在懷化鎮(zhèn)時的生活狀況，非讀他的一系列作品不可。他在《入伍后》里說他們駐扎的楊家祠堂“大得怕人”，以至于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多有的角落還不敢一個人去，怕有鬼；他在《我的教育》里說他們“每兩人共一床棉被”；他在《從文自傳》里說他們每天吃豆芽菜湯和糙米飯。無論哪部作品，都有一個共同點，他以他最擅長的細致描寫敘述犯人是怎樣被砍頭的；殺人后劊子手怎樣去屠桌前割兩三斤豬肉牛肉平分燉好后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還有狗肉是如何被燉煮成為人間美味的；上至參謀、軍法副官，下至傳達、伙夫是如何從犯人處勒索錢財的；伙夫、補充兵、書記、上士文書的薪水扣了伙食費后是多少，不扣伙食費的是多少等等，事無巨細，不厭瑣碎。與其說，他早期的關于部隊生活的作品是來自于生活的現實主義，不如說是對當時軍隊生態(tài)的一種全景式白描。它的意義，似乎歷史的更大于文學的。一方面，沈從文把砍人頭像割稻草一樣寫得令人毛骨悚然——殺人時，士兵急著圍在犯人周圍，看劊子手用刀在那漢子頸上一砍，嗻的一聲，再把頭割下，也把看砍頭的士兵的冷漠寫得淋漓盡致——人頭被掛在高處，有人爬上去撥那死人的眼睛，因此有一個人頭就跌到地上了，他們爭著用手提，爭著拋出去，他有一次也上前踢了人頭一腳，踢疼了腳尖。另一方面，他筆下的士兵卻并不因為看砍頭看得多而心情灰黯，反而是活潑的健康的，常常“放肆得像一匹小馬一樣”。沈從文自己也是如此，他甚至認為那時的他“最康健與快樂”，他“學會了泅水，學會了唱山歌，學會嗾狗上山去攆野雞，又學會了打野物的幾樣法術”。他和他的戰(zhàn)友們驕傲地宣稱：“我們的快樂是沒有人能用法律取締的，一直唱歌進到營里，就仿佛從什么遠地方打了勝仗歸來。”（《入伍后》）沈從文們從甘愿赴死、坦然伸出脖頸讓人砍頭的犯人們或冷靜或豪邁的表現中看見了“命運”，他們相信那些人是相信命運的，既然如此，他們也應當相信命運。被砍頭的人之所以被砍頭全賴于命運不好，而他們的命運還不錯，至少當時當下還不錯，那么，他們就應該泅水、唱山歌、攆野雞，還有喝酒、吃肉。他們認為這是他們那個時段的命運，是命運安排他們快樂的。在視人命如草芥的社會中，在等級觀念嚴重的部隊環(huán)境里，在丑惡與良善、樂觀與悲觀、明朗與陰郁交織的氛圍下，沈從文更多地是從人性而不是政治的角度體察人生和打量社會。這使他沒有像那時代很多憤懣于黑暗的進步知識分子一樣懷揣著拯世救民的心態(tài)走上政治之途。有三個人對懷化鎮(zhèn)時期的沈從文影響深得足以改變他的命運，一個是《從文自傳》里的“姓文的秘書”（本名文頤真，湖南瀘溪人）。這個有著一張白臉一雙白手的小個子，為沈從文展示了之前他未曾了解的中國舊式文人的生活方式：穿著青緞馬褂的他一來就到各處拜會；他對任何人都客客氣氣，說話輕言細語，從不像沈從文他們那樣滿嘴野話粗語，更不說別人“雜種”，也不自稱“老子”；他耐心勸張口閉嘴都是“老子”的沈從文不要學那些不好的，而應該學好的，他告訴他“世界上有多少好事情可學”。他不厲言喝斥，也不暴跳如雷，但沈從文就在這和風細雨下不自覺地縮回蹺到板凳上的一只腳、放低了“老子”長“老子”短的音量，他自稱在“他和氣的樣子”下，不由變得害羞起來。雖然文秘書從沈從文那里了解了不少——狼嗥和虎吼的不同，野豬腳跡同山羊腳跡的區(qū)別；一個被殺的頭如何沉重和“那些開膛取膽的手續(xù)應當如何把刀在腹部斜勒，如何從背后踢那么一腳”——但沈從文從文秘書那里了解來的似乎更有意義——火車和輪船鳴叫的聲音、電燈電話的式樣、美國兵英國兵穿的衣服、魚雷艦艇是什么、氫氣球是什么。文秘書對沈從文所說的種種覺得十分新奇，而沈從文對文秘書所說的覺得十分古怪。但正因為古怪，才使他對外面的世界充滿了更多了解的渴望。他驚訝地發(fā)現，那種種“古怪”在文秘書視若珍寶的《辭源》里都能找到答案。自稱“老子”的他終于知道老子是誰了，也高興地看到了一個更詳細的“諸葛孔明臥龍先生”，他明白了氫氣是什么，《淮南子》是什么，參議院是什么。視野逐漸開闊，他和文秘書，還有一個書記官各出四毛錢，訂了一份《申報》。他意識到“報紙是了不得的東西”，他一方面學了更多的生字，一方面了解了比《辭源》還要多的天下人和事。沈從文遇事平和的性情大概受了《逃的前一天》里的書記官原型的影響，這是這一時期對他產生影響的另一人。書記官脾氣好，雖然抽鴉片身體被摧殘得厲害，但他卻有一顆柔軟的心，他以父輩般的慈愛規(guī)勸想當逃兵的人，雖然他自己只愛看《七俠五義》般的白話小說，但他借經書給他們看，也愿意參與出資訂報紙。他淡泊名利，不爭不搶，幽靜淡然，與他共過事的人都高升了，他卻數年如一日安靜地待在他的書記官的職位上，擬稿、造餉冊，耐心地輔導新來的同事。顯然，沈從文很欣賞他“不積錢不積德，只是很平安的過日子”的生活方式。懷化鎮(zhèn)時期對沈從文產生重大影響的第三人是將沈從文的名字由“岳煥”改為“崇文”的《顧問官》里的那個高高胖胖的老軍法長，此人本名叫蕭選青。如果說沈從文的文明之路的領路人是文秘書——文秘書教他書法使他粗通文墨的話，那么，引他向更深文化領域探尋的則是蕭軍法長。作為常常被請吃狗肉的回報，蕭軍法長教沈從文學做古詩，還根據《論語》中“煥乎其有文章”的典故改其名。這里的“文章”并非一般意義的文章，而是功業(yè)，沈從文連文章都未做過，更何談功業(yè)？但蕭選青卻把當時尚沒有做過一篇文章的沈岳煥與“煥乎其有文章”聯(lián)系在一起，恐怕不僅僅一個共同的“煥”字。不能不說他的預見很精準，但“預見”并非憑白無故，他洞穿了沈從文的潛力，他說他寫的古詩有“唐味”。初窺詩門的沈從文令人啼笑皆非地把“唐味”聽成了“糖味”。動蕩歲月，多的是棄文從武，但沈從文卻棄武從文，他把“崇文”改為“從文”，表明了他的一種志向一種信念。從文后的他用過許多筆名，“煥乎”是其一，他自然不會忘記那些懷化鎮(zhèn)時期的領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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