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復盤推演王安石的制度創(chuàng)新,是理解當今中國現(xiàn)狀的鎖鑰。 2.著名財經(jīng)作家吳曉波認為,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帝制時期*激進的改革。 3.黃仁宇贊評,王安石的全面變法如能成功,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將全面改觀。 4.梁啟超的《王安石傳》是中國傳記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全書22個章節(jié),系統(tǒng)論述了王安石所處時代政局及其思想成長軌跡、執(zhí)政前后的活動、變法內容及成敗等。梁任公憑借其嚴謹?shù)氖芳夜P法和深厚的國學功底,大量引證史料,資料宏贍,并將歷來對王安石的批評作深入“考異”,分析透徹。 本書簡介: 王安石一生腳踏實地,從基層做起,當過知縣、通判、太守,一直干到宰執(zhí)。他有勇氣,有擔當,敢于打破陳規(guī)陋習,甚至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他臨危受命,以激進的國家主義為理想,對帝國進行了一次整體配套性的體制改革,卻最終無法打破歷史閉環(huán),反而創(chuàng)造出一個貪婪的集權制度,使北宋在五十七年間由半衰走向滅亡。 王安石身后,遭遇歷史的長期無視。其是非功過,千載之后猶難論定。不過,從制度創(chuàng)新的層面來看,“王安石變法”堪稱帝制中國自發(fā)走出傳統(tǒng)經(jīng)濟模式的最后一次建設性探索。 作者簡介: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等,廣東新會人。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也是近代中國的思想啟蒙者,參與了中國從舊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轉型的各種社會運動,更是民初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著名新聞報刊活動家。他還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他的文章富有獨特的歷史視角,發(fā)人深思,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代表作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少年中國說》《王安石傳》《清代學術概論》等。 任浩之,1973年生,籍貫安徽宿州,1995年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青年史家,大隱于市,潛心研讀文史典籍二十余載,致力于弘揚傳統(tǒng)文化,從浩繁的卷帙中探究傳統(tǒng)文化中適合當下的新觀點、新理念。已出版《李鴻章傳》《中國人的精神家園》《國學知識全知道》《局道:中國歷史中的博弈術》《王道:中國歷史中的帝王術》等。 目錄: 自序 例言 001/第一章緒論 013/第二章王安石的時代(上) 023/第三章王安石的時代(下) 035/第四章王安石小傳 039/第五章執(zhí)政前的王安石(上) 049/第六章執(zhí)政前的王安石(中) 059/第七章執(zhí)政前的王安石(下) 091/第八章王安石與宋神宗 097/第九章王安石施政——總論 101/第十章王安石施政——民政及財政 133/第十一章王安石施政——軍政 161/第十二章王安石施政——教育及選舉 169/第十三章王安石的武功自序 例言 001/第一章緒論 013/第二章王安石的時代(上) 023/第三章王安石的時代(下) 035/第四章王安石小傳 039/第五章執(zhí)政前的王安石(上) 049/第六章執(zhí)政前的王安石(中) 059/第七章執(zhí)政前的王安石(下) 091/第八章王安石與宋神宗 097/第九章王安石施政——總論 101/第十章王安石施政——民政及財政 133/第十一章王安石施政——軍政 161/第十二章王安石施政——教育及選舉 169/第十三章王安石的武功 185/第十四章罷官之后的王安石 197/第十五章王安石新政的成績 205/第十六章王安石新政的命運(上) 223/第十七章王安石新政的命運(下) 235/第十八章王安石的用人及交友 255/第十九章王安石的家庭 263/第二十章王安石的學術成就 277/第二十一章王安石的文學成就(上) 287/第二十二章王安石的文學成就(下) 305/附錄王安石年譜 前言自序 自余初知學,即服膺王荊公,欲為作傳也有年,牽于他業(yè),未克就。頃修國史至宋代,欲考熙豐新法之真相,窮極其原因結果,鑒其利害得失,以為知來視往之資。而诇諸先史,則漏略蕪雜,莫知其紀,重以入主出奴,謾辭溢惡,虛構事實,所在矛盾。于是發(fā)憤取《臨川全集》,再四究索,佐以宋人文集筆記數(shù)十種,以與宋史諸志諸傳相參證;其數(shù)百年來哲人碩學之言論足資征信者,籀而讀之,亦得十數(shù)家。鉤稽甲乙,衡量是非,然后嘆吾疇昔自謂能知荊公、能尊荊公者,無以異于酌潢潦之水、而以為知海;睹甕牖之明,而以為知天也。而流俗之詆謨荊公、污蔑荊公者,益無以異于斥之笑鵬、蚍蜉之撼樹也。不揣寡陋,奮筆以成此編,非欲為過去歷史翻一場公案,凡以示偉人之模范,庶幾百世之下有聞而興起者乎,則區(qū)區(qū)搜討之勤為不虛也。 新會梁啟超 自序 自余初知學,即服膺王荊公,欲為作傳也有年,牽于他業(yè),未克就。頃修國史至宋代,欲考熙豐新法之真相,窮極其原因結果,鑒其利害得失,以為知來視往之資。而诇諸先史,則漏略蕪雜,莫知其紀,重以入主出奴,謾辭溢惡,虛構事實,所在矛盾。于是發(fā)憤取《臨川全集》,再四究索,佐以宋人文集筆記數(shù)十種,以與宋史諸志諸傳相參證;其數(shù)百年來哲人碩學之言論足資征信者,籀而讀之,亦得十數(shù)家。鉤稽甲乙,衡量是非,然后嘆吾疇昔自謂能知荊公、能尊荊公者,無以異于酌潢潦之水、而以為知海;睹甕牖之明,而以為知天也。而流俗之詆謨荊公、污蔑荊公者,益無以異于斥之笑鵬、蚍蜉之撼樹也。不揣寡陋,奮筆以成此編,非欲為過去歷史翻一場公案,凡以示偉人之模范,庶幾百世之下有聞而興起者乎,則區(qū)區(qū)搜討之勤為不虛也。 新會梁啟超 例言 ——本書以發(fā)揮荊公政術為第一義,故于其所創(chuàng)諸新法之內容及其得失,言之特詳,而往往以今世歐美政治比較之,使讀者于新舊知識咸得融合。 ——《宋史》記熙豐事實者成于南渡以后史官之手,而元人因襲之,皆反對黨之言,不可征信。今于其污蔑荊公處皆一一詳辯之,別為考異若干條。 ——荊公不僅為中國大政治家,亦為中國大文學家,故于其詩文采錄頗多。其散見于前各章者,皆與政治有關系者也。其僅足為文章模范者,亦擷十數(shù)首錄入末二章,使讀者得緣此以窺全豹。 ——屬稿時所資之參考書不下百種,其取材最富者為金谿蔡元鳳先生之《王荊公年譜》。先生名上翔,乾嘉年間人,學問之博贍、文章之淵懿,皆為近世所罕見,所著《年譜》凡二十五卷,雜錄二卷,成書時年已八十有八,蓋畢生精力瘁于是矣。其書流傳極少,而其人亦不見稱于并世士大夫,殆不求聞達之君子耶?爰志數(shù)語,以諗史官。 ——本書行文,信筆而成,不復覆視,蕪衍疏略,自知不免,尚希海內方聞之士有以教之。 著者識 王安石的社會主義思想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但是王安石的社會主義政權卻要由結果來判斷。事實上,國家消除了私人壟斷,卻建立了自己的壟斷制度。小商人失業(yè)了,農(nóng)民付不出強迫貸款的本金和利息,只好賣妻鬻子或全家逃亡,不然就典當財物。監(jiān)獄常常爆滿,每一郡縣都有數(shù)千件查封的抵押品和沒收的財產(chǎn),衙門訴訟不絕。就算沒有異族侵略,暴政也會把國家拖垮。 ——林語堂第一章緒論 國史氏說:了解一個人,評論一個時代實在是太難了。以我所見,宋代王安石先生,他的胸襟像千頃大湖一樣寬廣,他的氣節(jié)像萬仞之山一樣巍峨。他的學術集合了各家精華,他的文章扭轉了八代的衰頹,他所建立的功業(yè),順應了時代的要求,革除了積弊。他的一些變法措施和高遠設想,到今天仍有強大的生命力,沒有被廢除;而那些被廢除的,又大都合乎政治原理,至今在世界各國行之有效。唉,皋陶、夔、伊尹、周公這些上古三代的先賢,離我們實在是太遠了,他們的事跡我們不得其詳;如果要在三代以下尋求完人,那唯有王安石當之無愧。悠悠千年以后,才誕生這樣一位偉人,這是國史的榮光,人們應該買絲線為他繡像,鑄金身以祭祀他才對。自王安石作古以后,又是一千年過去了,這一千年中,人們是怎么看待王安石的呢?我每讀《宋史》,都不能不把書放到一邊而大哭。 以非凡的才能,而蒙受天下人的詬罵,換了朝代也不能洗冤的,在西方有克倫威爾,在我國則有王安石。西方那些見識平庸的史家,認為克倫威爾是亂臣賊子,是巨奸大惡,兇殘迷信,專制偽善,人們眾口鑠金,歷經(jīng)百年,但是今天已經(jīng)為他昭雪。英國國會大廈有先哲畫像數(shù)百尊,那居于首位的,就是克倫威爾。而我國百姓對荊公評價如何呢?人云亦云,如蜀犬吠日,肆意詆毀他,竟和宋代元祐紹興年間沒什么兩樣。即使有正面評價,也是贊賞他的詩詞文章;再好一點的,也不過肯定他勇于承擔責任;而對于他事業(yè)的恢宏,目光的遠大,毫無認識。而他高尚的人格,就好像深埋在地下的美玉,沒有機會顯露光芒。我每讀《宋史》,都不得不把書放到一邊而大哭。 曾國藩曾說宋代的儒者對小人寬,而對君子甚嚴。唉,難道只有宋儒是這樣嗎?這一流毒深入中國社會的骨髓,至今愈演愈烈。孟子反對因為求全而對人毀謗。求全,就是不看一個人的優(yōu)點,專找他的缺點;然而憎恨一個人,還從來沒有將他的優(yōu)點都忽略而無中生有地加以誣蔑的,如果有,那就是從宋代的儒者們詆毀王安石開始的。中國人,天性偏于保守,不愿改變現(xiàn)狀,而對于荊公的大力改革,自然先是驚駭,繼而阻撓,這不足為怪。但是政見歸政見,人格歸人格,為何因政見不合,就黨同伐異呢?如果勝不了,就捏造事實,攻擊別人的私德,這是沒見識的村婦才干的事,沒想到士大夫們竟也這么干。于是千年以來就形成了我們這個不黑不白不痛不癢的世界,使光明偉大的人,無法存在于社會,而全都用偽善欺世來相互勉勵。唉!我每讀《宋史》,都不得不把書放到一邊而大哭。 我如今要為王安石作傳,有一件事是很尷尬的,就是《宋史》的內容不足信!端问贰凡蛔阈,并不是我一人這么說,在我之前已有很多人說過。這些人對王安石來說可以說是非常難得的,而他們的話應該可以使天下人相信的。就是孟子所說的“污不至阿其所好”(縱然他們知識低下,但也不至于徇私情),這里就抄錄下來以證明我說的話是正確的。 南宋陸象山先生在《荊國王文公祠堂記》中說: 。ㄇ奥裕┤首谠谖粫r,他寫了著名的萬言書,奏書中批陳時事,剖析弊端,內容詳盡,切中肯綮。王安石以前的學問,之后的變法革新,都在這份萬言書中體現(xiàn)出來;而排擠王安石的人,有的說他曲意逢迎,有的說他改變自己的操守,有的說他違背了自己當初所學,這些人還能說是了解王安石的嗎?才智超群,不屑于蠅營狗茍;堅定執(zhí)著,絕不為名利縈懷;純潔的節(jié)操,堪比冰雪,這就是王安石的品質。掃除平庸鄙陋的學說,反對因循守舊,用孔孟之道治理國家,向伊尹和周公的功勛看齊,這是王安石的志向。他本不期望別人了解自己,然而卻名揚四方,超過了所有的人。王安石能有這樣的際遇,難道是偶然的嗎?神宗任用王安石,正是時候,這樣的君主也是很難得的,他先向對方學習,然后才將他作為臣子,可以說是像商湯、武丁一樣賢明的君主啊。王安石所遇到的皇帝,可以說是專一的。新法一提出,整個朝廷嘩然,新法施行沒有多長時間,守舊派就群起而攻之。王安石執(zhí)行周禮,自信準確而沒有差錯,經(jīng)過極力爭辯后就放棄了。那些善于投機的小人卻圍了上來,曲意迎合他的政策。正派的人隱退了,詭詐的人得志,王安石沒有意識到這些,他被蒙蔽了。熙寧間排斥攻擊王安石的,大都是非議和誹謗,不以真正的道理服人,能平心靜氣評論的不過十分之一二,偏激的占到十分之八九。他們所說的話,上不能取信于神宗皇帝,下不能去除王安石所受的蒙蔽,反而堅定了他推進新法的決心。新法的過錯,這些君子們也有份兒啊。元祐間的那些大臣,把新法一股腦兒全廢除了,難道他們沒有偏頗沒有成見嗎?古語說瑕不掩瑜,他們是把美玉整個拋棄了。古代的信史,直陳其事,是非善惡,無不展現(xiàn)出來,其鏡鑒和懲戒之意,為后世所信賴?墒牵绻麑θ说陌H評議加入了自己的好惡,事情就失去了真實面目,那些投機的小人就會借此泄私憤。 …… 近代的學者,全是一種觀點,聽不到不同聲音,古時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早已不在。王安石世代住在臨川,被貶離開朝廷后遷居到金陵。宣和年間他的故居就已成為廢墟,鄉(xiāng)人上縣里反映,才在那上面立了祠。紹興初年還常對祠堂加以修整,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四十余年,如今僅剩殘垣斷壁,令觀者喟嘆不已,F(xiàn)在到處都是神怪的祠堂,可是像王安石這樣杰出的人物,他的祠堂卻這么破敗,國人對他沒有表示足夠的敬意。這豈不是因為輿論的不公、人心的疑懼,才造成如此局面的嗎?(后略) 顏習齋先生(名元)《<宋史>評》中說: 王安石廉潔高尚,有古人那種正己以正天下的浩然之氣,到他執(zhí)政時,一心想使皇帝成為上古堯舜那樣的國君,所施行的法令如農(nóng)田、保甲、保馬、免役、方田、水利、更戍,包括在河湟地區(qū)布置軍隊,都是很好的措施,后人也都仿照施行,即使是當時元祐年間,范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人,也頌揚這些法令,認為不可盡廢,只有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在執(zhí)行過程中考慮不周,用人不當而出了問題。然而人們曾經(jīng)考慮過當時的形勢了嗎?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北征遼國,宋軍在幽州城下潰敗,太宗不幸中箭,兩年后創(chuàng)傷發(fā)作而死,宋神宗說起這事來,就痛苦地流淚。西夏本來是宋朝的臣民,后來李繼遷反叛稱帝,這些都是臣子們不共戴天的仇恨。宋每年要送給遼、夏、金三國歲幣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年節(jié)婚喪祭祀的饋贈又是歲銀的兩倍。長此以往,大宋何以維持?做皇帝還要乞求別人恩準,大宋尊嚴何在?一想到這些,做臣子的無法一天稍安?伤蜗胍d兵而兵不足,想要增兵而兵餉又不足,王安石對此怎么能容忍呢?譬如有個仇人,殺了我的父親兄長,我急著要和他討個說法,于是就要盤點自己的財產(chǎn)來做準備,怎么可能與他們罷休呢?宋人茍安已經(jīng)很久了,聽到北風吹來都害怕得要命,要是聽說王安石主張對西夏、遼國用兵,于是一齊沖過來,都來反對他,極力辱罵他是奸邪,并不與他商討,也不問他總體的計劃,目的只是讓他一事無成而最后被驅除出朝廷才算罷休。他們不問青紅皂白,大興問罪之師,反過來卻指責王安石執(zhí)拗,這合適嗎?況且王安石所施行的措施,很明顯是非常有效的:用薛向、張商英來治理經(jīng)濟,用王韶、熊本等來管理軍事,西邊滅了吐蕃,南邊平定洞蠻,奪得西夏人的五十二寨,令高麗遣使來朝,宋朝幾乎就要振興了。而韓琦、富弼等人非要阻止他的事業(yè)不讓他成功,莫非荊公(王安石)就應當對君父之仇念念不忘,而韓琦、富弼、司馬光等人卻可以淡然置之,不加理會嗎?何況韓琦彈劾王安石的話,聽起來十分可笑,他說:造成敵人對我們不信任的有七件事:一是使高麗來朝貢;二是取得吐蕃的土地建立了熙河一路;三是在西部山地植樹以限制外敵的騎兵;四是創(chuàng)建保甲制度;五是修筑河北的城池;六是設置“軍器監(jiān)”,研制新式弓箭和戰(zhàn)車;七是任命河北三十七位將官,這些都應當消除以使敵方不再生疑。嗚呼!敵人不喜歡我們備戰(zhàn),我們就不備戰(zhàn)?如果敵人不喜歡我們的大將,我們也把他殺了嗎?一百年后,韓琦的曾孫韓侂胄伐金失利,被奸相史彌遠割下頭顱,送給金朝,訂立了屈辱的《嘉定和議》,豈不是禍及家門,咎由自取?這七件事都是荊公執(zhí)政的大計,《宋史》大半沒有記載,幸虧韓琦把它列為王安石的罪狀才得以流傳下來,那么其他被史書削去的又有多少呢?范祖禹、黃庭堅編《神宗實錄》,一心詆毀王安石,陸佃說:這是誹謗人的書啊。后來蔡卞重新加以改寫,可是到了元祐年間,反對新法的那些人上臺,又給改了過來,《宋史》幾度涂抹,還可信嗎?那些指責王安石的人是對還是不對呢?雖說一個人的是非不值得一辯,我卻痛恨那些詆毀王安石的人,把家國覆亡的奇恥大辱記在王安石一人的賬上。而后世的人們,不問是非,都把茍安頹廢者當作君子,把建功立業(yè)、支撐天下者當作小人,這不僅是王安石的不幸,更是大宋的不幸啊。 到近代有金谿蔡元鳳先生(蔡上翔),用畢生的精力,寫成《王荊公年譜考略》,他在《自序》中說: 。ㄇ奥裕┚佣枷M篮竽苡幸粋很好的名聲。然而,有善行的應當在歷史上大書特書,有惡行的應當剝奪他的名聲,這一切都應以事實為依據(jù)。而且,后世談論這個人或這件事的時候,雖然意見不同,褒貶各異,但事實是不會改變的。只有在王安石的問題上是個例外,王安石先生去世至今已經(jīng)七百余年了,最初肆意詆毀他的,多來自私人的著述;后來,私人著述被官修的歷史所采用,而且增加了許多新的材料,想要為他辯解就更難了。(中略)王安石有一封《答韶州張殿丞書》,其中寫道:“從夏、商、周三代開始,國家都有修史的傳統(tǒng)。而當時記述歷史的史官,都是世代相傳的。他們往往為了這個職位的尊嚴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改變修史的原則。所以,他們傳下來的歷史,都是有根有據(jù),十分可靠的。后代諸侯的歷史已經(jīng)沒有了,而近世如果不是爵位很高官很大的人,即使你是一個道德完美高尚、才智非常出眾的人,如果沒有得到朝廷的稱贊或認可,也不能被記錄在歷史中。那些執(zhí)筆修史的人不再是傳統(tǒng)的史官,而變成了當時的權貴,看他們在朝廷之上談論人或事的時候,人人都在侃侃而談,對每個人都加以褒貶,有時甚至把忠誠當作邪惡,把異類當作同志,即使當面責備他,他也并不害怕,背后譏諷他,他也不覺得羞恥,只求能滿足他的那一點好惡之心,也就罷了。何況還有人悄悄地用影射的文字,來評判前人的善惡,似是而非、是非不明,卻可以附和別人對其贊揚或詆毀,死去的人不能和他爭辯評判的對錯,活著的人也不能和他討論事情的曲直,獎賞、懲罰、誹謗、贊譽,又不能施行于其間,僅憑一個人的說法,怎么能取信于陰間呢!”他說得太好了。這封信寫于慶歷、皇祐之間,那個時候王安石已經(jīng)在一些知名的文人和官僚中很有些名氣了,而且,當時還沒有非難和詆毀他的人。然而,每次讀這封信,都不禁唏噓感嘆,為什么像后世那些詆毀他的人,他在這里已經(jīng)預見到了呢?自古以來,前一朝代的歷史都由后一朝代的人編寫,而且,修史所用的原始材料,都是有根有據(jù)的。修《宋史》的是元朝人,而元朝修史的人主要采用私人著述,作為正史。當熙寧年間王安石最初推行新法的時候,朝廷上有很多議論,甚至爭論,事實上,新法也確實有可以指摘的地方。然而到了元祐年間,那些反對新法的人上臺主政了,不僅完全廢除了新法,而且,還為此株連那些曾經(jīng)支持推行新法的人。尤其是范祖禹、呂大防(還有黃庭堅、趙彥若)等人最初修《神宗實錄》的時候,當時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司馬光的《溫公瑣語》《涑水紀聞》、魏泰的《東軒筆錄》,都已紛紛問世,這些都是泄私憤的影射文字,只能滿足他們那一點好惡之心。接下來還有范沖的《朱墨史》、李燾的《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王安石曾經(jīng)感慨過的死去的人不能和他爭辯評判的對錯,活著的人也不能和他討論事情的曲直,好像又被后人重新拾起來了,沒想到都讓王安石遭遇了,他們就是要把天下的惡都歸結到王安石一人身上。甚至說北宋亡國也是由王安石造成的,這不是太過分了嗎?宋朝自從南渡以來到元朝,中間二百余年,肆意詆毀王安石的人,真是數(shù)不勝數(shù)。從元朝到明朝中葉,又有像周德恭(余杭人)這樣的人,他說,宋神宗就像是周赧王、秦二世胡亥、東漢的桓帝和靈帝(這幾位都是亡國之君)合成的一個人;還有像楊慎這個人,他罵王安石是伯鯀、商鞅、王莽、曹操、司馬懿、桓溫(這幾位都是篡奪皇帝權位的人)合成的一個人,就更加過分了。還有在此之前的蘇子瞻(軾),曾作《溫公行狀》一文,共計九千四百余字,其中詆毀王安石的文字就有大約一半。不要說自古以來沒有這樣的文體,就是蘇子瞻又怎么能寫這樣的文章呢?再后來還有明朝的唐應德(名順之),著《歷代史纂左編》,其中王安石的傳記二萬六千五百余字,竟沒有一個字記載他說過哪些好話,做過哪些好事。這些難道可以被稱為信史嗎?(后略) 陸象山(九淵)、顏習齋(元)兩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們的話應該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先生又是一個博覽群書的人,他用了數(shù)十年的時間和精力,收集了數(shù)千卷的資料,作了這部《王荊公年譜考略》,他也持同樣的看法。然而,生活在今天的人,如果要為王安石立傳,并希望達到如克倫威爾所說的“畫我當畫似我者”,難道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嗎?雖然,歷史上不常見的偉大人物,不僅他的盛德大業(yè)被淹沒在歷史中得不到彰顯,而且還被所有人指責和謾罵,和禹鼎的遭遇沒什么兩樣,天下不再有真正的是和非了,這種情形對于世道人心的破壞,幾乎和洪水猛獸一樣厲害。所以說,排除歪理邪說,糾正那些過分的指責,發(fā)揚光大他的道德品格,既實現(xiàn)了前人的愿望,又能使后來的人受益,做這件事雖然很困難,卻不能不做。這就是我寫作這部書的理由。 。ǜ戒洠端问贰匪皆u: 在諸史中,《宋史》是污濁雜亂的!端膸烊珪嵋穼懙溃骸八闹饕康暮鸵鈭D,是以古板迂腐的道德表彰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所以,錯亂謬誤之處多得數(shù)也數(shù)不清!鼻宕鷮W者檀萃說:“《宋史》雜亂卑劣十分嚴重,而且,是非觀念相當混亂,沒有一個公正的立場。自從有了洛黨、蜀黨之分,直到南渡之后仍然爭斗不休,這種門戶之見,嚴重地禁錮了這些人的心靈,所以,他們對于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即使有錯誤,也千方百計用言辭來掩飾,而對于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發(fā)現(xiàn)一點問題,都在文章中過分地批評指責!边@番話可謂深刻地指出了它的病根。其后,明代的柯維騏整合宋、遼、金三史著《宋史新編》,沈世泊又著《宋史就正編》,都糾正了《宋史》的一些謬誤!端膸烊珪嵋氛浟似渲屑o、志相互矛盾之處,列傳前后相互矛盾之處十余條。趙翼撰寫《陔馀叢考》《廿二史札記》,挑出其敘事中的錯雜之處、失檢之處、謬誤之處、遺漏之處、矛盾之處,各十余條;其各傳中的袒護之處、附會之處、是非判斷失當之處、是非判斷荒謬反常之處,共百余條;由此看來,這本書的價值,大概就可以了解了。而它最大的謬誤,數(shù)百年來從未有人給予糾正的,就是其中記載關于王安石的那些事。 《宋史》是在元代人手里完成的。這些人對宋代的歷史并非有什么成見,只是由于見識不夠不能辨別史料的真?zhèn)瘟T了。所以,如果想要考察《宋史》,一定先要考察他們寫作《宋史》時所依據(jù)的資料。宋代修《神宗實錄》,聚訟最多,爭得你死我活,幾次鬧得把人送進監(jiān)獄,甚至丟了性命。元祐初年,范祖禹、黃庭堅、陸佃等人一同修《宋史》,陸佃多次與范祖禹、黃庭堅爭辯。黃庭堅說:“如果依了你的說法,《宋史》就成了諂媚的歷史。”陸佃則反唇相譏:“如果像你說的那樣,《宋史》就成了誹謗人的書了!标懙桦m說是王安石的學生,但他并不贊成新法,如今他都這么說,可見最初的《神宗實錄》,誣蔑不實之詞一定很多。這是第一次修《神宗實錄》。到了宋哲宗繼位之后,紹圣年間,中央三大機構同時上疏皇帝,指責實錄院前后所修先帝(神宗)實錄,其中很多都是道聽途說,憑空捏造,只是想詆毀熙豐(宋神宗年號)以來的政事。甚至國史院采用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所提供的材料,也都宣稱沒有證據(jù)可以考察,都是從傳聞中聽來的事情。章惇說:“不僅很多材料是從傳聞中得來的,即使有些材料是從臣僚家中取得的,也不可信。但竟敢根據(jù)傳聞來修史,造假騙人的膽子也夠大的!卑矤c說:“自古以來史官沒有敢這樣做的,這也是朝廷的不幸!边@些話雖然出自反對元祐年間廢止新法的人之口,但他們的言論也不是沒有可信之處。在此之前,蔣之奇以亂倫罪彈劾歐陽修,歐陽修屢次上疏要求查明真相。等到宋神宗當面責問蔣之奇時,他也只能以傳聞來搪塞。由此可見,宋代官場習氣,就是這樣的。于是,蔡卞等人又被任命重修《神宗實錄》。蔡卞將王安石所著的《熙寧日錄》送給皇帝,元祐年間的《神宗實錄》因此有多處被修改,因為是用朱筆改過的,所以號稱“朱墨本”。這是第二次修《神宗實錄》。然而,元祐年間那些人,又不停地攻擊這個版本。宋徽宗的時候,有一個叫劉正夫的人,他說,元祐、紹圣年間分別所修《神宗實錄》,各有得失,應該將兩個版本的意見加以折中,才能將信史傳之萬世。又有一個叫徐的,他說:“神宗正史的修訂工作,如今已過去五年,還不能完成,完全是由于元祐、紹圣的史臣有不同的好惡,范祖禹等人以司馬光的家藏記事為主,蔡京兄弟則完全采用王安石的日錄,各自堅持己見,所以,爭來爭去,沒有是非。當時在朝廷工作的人,哪家沒有家藏的記錄?以我之見,把這些家藏的記錄都征集來,互相參考,辨別是非,最終才能修成大典。”于是又有詔令要求重修《神宗實錄》,但尚未完成就遭遇了“靖康之難”。南渡之后,宋高宗紹興四年,范沖再修《神宗實錄》,終于完成并進獻給皇帝。這是第三次修《神宗實錄》。編著《宋史》用的就是這個版本。自紹圣年間到紹興年間,三十多年來,元祐黨人不斷地篡改顛覆,留下了深深的怨憤。而范沖又是范祖禹的長子,繼承其父親的事業(yè),變本加厲地進行報復。而且,王安石自著的日錄和紹興年間朱墨本實錄,都被毀滅,無從查考了。于是,《宋史》只能根據(jù)一面之詞,把它當作可信的歷史記錄,而王安石的冤案也就永世不能真相大白了。凡是《宋史》中丑化、詆毀王安石的話,用其他人的書對照,其中誣蔑的痕跡,確實可以考證的占十之六七。近代的大學者李紱、蔡上翔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將摘引其中重要的內容,分別在下面的章節(jié)中論述,這里就不先啰唆了。值得重視的是,如果要考證熙豐年間的事實,劉正夫和徐所說元祐、紹圣年間人們的好惡不同,互有得失,是最公平的說法。我不敢說紹圣年間的版本因為贊譽了王安石,就是可信的歷史,然而,像元祐、紹興版本想要一手遮天,掩人耳目,我雖然想不說話,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蔡上翔撰寫的《王荊公年譜考略》載有靖康初年楊時《論蔡京疏》,有一位南宋的無名氏在其后寫道: 王安石在的時候,國家全面昌盛,用王韶出兵收復河湟一帶失地,取得熙河大捷,擴展土地數(shù)千里,這是宋朝建國百年以來從未有過的事。南渡以后,元祐年間諸位先生的后代子孫,以及蘇軾、程頤、程顥兄弟的門人故吏,對元祐以來的黨爭感到十分憤慨,他們在攻擊蔡京仍不能發(fā)泄其憤怒之情后,竟把宋朝敗亡變亂的原因,歸結為王安石的變法。這都是虛妄的說法。其實,宋徽宗、宋欽宗時的禍亂,是由于蔡京造成的。而蔡京的被任用,則是司馬光推薦的。而楊時(龜山)的升遷,又得益于蔡京。這種后浪推前浪的情況,和王安石一點關系都沒有。至于楊時在宋徽宗時不攻擊蔡京而攻擊王安石,其原因在于感念蔡京提拔他的恩情,同時也是畏懼蔡京的權勢,并欺負王安石已死,不會找他的麻煩罷了。所以才避開眼前的事實而追述過去的往事。(后略) 這話最是說中了其中的癥結。王安石之所以被誣陷千年而不能洗雪,都是由于元祐時那些賢人的子孫和蘇軾、程顥、程頤的門人故吏,造出過分的言辭。隨著程朱理學被世人所尊崇,而他們所制造的蜚語也就成了鐵案!端膸烊珪嵋纷肪俊端问贰峰e誤的原因,在于專門表彰理學,而對其他的事都不在意,確實是那樣啊。顏習齋曾經(jīng)為韓侂胄辯冤,說他能仗義復仇,是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責罵他,實在是豬狗不如。而宋史把他列入《奸臣傳》,只因為他得罪了講學的那些君子。朱彝尊和王漁洋也曾批評張浚誤國,而張浚殺曲端和秦檜殺岳飛沒有什么區(qū)別,只因張浚的兒子張栻在岳麓書院講學并且和朱熹關系密切,于是推崇他為名臣,而羅致了曲端的可殺之罪,這實在是曲筆。這些都足以證明《宋史》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這樣的情況還有許多,而其中的最大原因則是因學術的門戶之見,有的事實就被蒙蔽了,而王安石不幸是受誣陷最嚴重的人。我在這里先這樣評說,我說得是否可信,等待有見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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