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復盤推演王安石的制度創(chuàng)新，是理解當今中國現(xiàn)狀的鎖鑰。
2.著名財經(jīng)作家吳曉波認為，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帝制時期*激進的改革。
3.黃仁宇贊評，王安石的全面變法如能成功，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將全面改觀。
4.梁啟超的《王安石傳》是中國傳記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全書22個章節(jié)，系統(tǒng)論述了王安石所處時代政局及其思想成長軌跡、執(zhí)政前后的活動、變法內容及成敗等。梁任公憑借其嚴謹?shù)氖芳夜P法和深厚的國學功底，大量引證史料，資料宏贍，并將歷來對王安石的批評作深入“考異”，分析透徹。
本書簡介：
王安石一生腳踏實地，從基層做起，當過知縣、通判、太守，一直干到宰執(zhí)。他有勇氣，有擔當，敢于打破陳規(guī)陋習，甚至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他臨危受命，以激進的國家主義為理想，對帝國進行了一次整體配套性的體制改革，卻最終無法打破歷史閉環(huán)，反而創(chuàng)造出一個貪婪的集權制度，使北宋在五十七年間由半衰走向滅亡。
王安石身后，遭遇歷史的長期無視。其是非功過，千載之后猶難論定。不過，從制度創(chuàng)新的層面來看，“王安石變法”堪稱帝制中國自發(fā)走出傳統(tǒng)經(jīng)濟模式的最后一次建設性探索。
作者簡介：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等，廣東新會人。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也是近代中國的思想啟蒙者，參與了中國從舊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轉型的各種社會運動，更是民初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著名新聞報刊活動家。他還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他的文章富有獨特的歷史視角，發(fā)人深思，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代表作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少年中國說》《王安石傳》《清代學術概論》等。
任浩之，1973年生，籍貫安徽宿州，1995年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青年史家，大隱于市，潛心研讀文史典籍二十余載，致力于弘揚傳統(tǒng)文化，從浩繁的卷帙中探究傳統(tǒng)文化中適合當下的新觀點、新理念。已出版《李鴻章傳》《中國人的精神家園》《國學知識全知道》《局道：中國歷史中的博弈術》《王道：中國歷史中的帝王術》等。
目錄：
自序
例言
001/第一章緒論
013/第二章王安石的時代（上）
023/第三章王安石的時代（下）
035/第四章王安石小傳
039/第五章執(zhí)政前的王安石（上）
049/第六章執(zhí)政前的王安石（中）
059/第七章執(zhí)政前的王安石（下）
091/第八章王安石與宋神宗
097/第九章王安石施政——總論
101/第十章王安石施政——民政及財政
133/第十一章王安石施政——軍政
161/第十二章王安石施政——教育及選舉
169/第十三章王安石的武功自序
例言
001/第一章緒論
013/第二章王安石的時代（上）
023/第三章王安石的時代（下）
035/第四章王安石小傳
039/第五章執(zhí)政前的王安石（上）
049/第六章執(zhí)政前的王安石（中）
059/第七章執(zhí)政前的王安石（下）
091/第八章王安石與宋神宗
097/第九章王安石施政——總論
101/第十章王安石施政——民政及財政
133/第十一章王安石施政——軍政
161/第十二章王安石施政——教育及選舉
169/第十三章王安石的武功
185/第十四章罷官之后的王安石
197/第十五章王安石新政的成績
205/第十六章王安石新政的命運（上）
223/第十七章王安石新政的命運（下）
235/第十八章王安石的用人及交友
255/第十九章王安石的家庭
263/第二十章王安石的學術成就
277/第二十一章王安石的文學成就（上）
287/第二十二章王安石的文學成就（下）
305/附錄王安石年譜
前言自序
自余初知學，即服膺王荊公，欲為作傳也有年，牽于他業(yè)，未克就。頃修國史至宋代，欲考熙豐新法之真相，窮極其原因結果，鑒其利害得失，以為知來視往之資。而诇諸先史，則漏略蕪雜，莫知其紀，重以入主出奴，謾辭溢惡，虛構事實，所在矛盾。于是發(fā)憤取《臨川全集》，再四究索，佐以宋人文集筆記數(shù)十種，以與宋史諸志諸傳相參證；其數(shù)百年來哲人碩學之言論足資征信者，籀而讀之，亦得十數(shù)家。鉤稽甲乙，衡量是非，然后嘆吾疇昔自謂能知荊公、能尊荊公者，無以異于酌潢潦之水、而以為知海；睹甕牖之明，而以為知天也。而流俗之詆謨荊公、污蔑荊公者，益無以異于斥之笑鵬、蚍蜉之撼樹也。不揣寡陋，奮筆以成此編，非欲為過去歷史翻一場公案，凡以示偉人之模范，庶幾百世之下有聞而興起者乎，則區(qū)區(qū)搜討之勤為不虛也。
新會梁啟超
自序
自余初知學，即服膺王荊公，欲為作傳也有年，牽于他業(yè)，未克就。頃修國史至宋代，欲考熙豐新法之真相，窮極其原因結果，鑒其利害得失，以為知來視往之資。而诇諸先史，則漏略蕪雜，莫知其紀，重以入主出奴，謾辭溢惡，虛構事實，所在矛盾。于是發(fā)憤取《臨川全集》，再四究索，佐以宋人文集筆記數(shù)十種，以與宋史諸志諸傳相參證；其數(shù)百年來哲人碩學之言論足資征信者，籀而讀之，亦得十數(shù)家。鉤稽甲乙，衡量是非，然后嘆吾疇昔自謂能知荊公、能尊荊公者，無以異于酌潢潦之水、而以為知海；睹甕牖之明，而以為知天也。而流俗之詆謨荊公、污蔑荊公者，益無以異于斥之笑鵬、蚍蜉之撼樹也。不揣寡陋，奮筆以成此編，非欲為過去歷史翻一場公案，凡以示偉人之模范，庶幾百世之下有聞而興起者乎，則區(qū)區(qū)搜討之勤為不虛也。
新會梁啟超
例言
——本書以發(fā)揮荊公政術為第一義，故于其所創(chuàng)諸新法之內容及其得失，言之特詳，而往往以今世歐美政治比較之，使讀者于新舊知識咸得融合。
——《宋史》記熙豐事實者成于南渡以后史官之手，而元人因襲之，皆反對黨之言，不可征信。今于其污蔑荊公處皆一一詳辯之，別為考異若干條。
——荊公不僅為中國大政治家，亦為中國大文學家，故于其詩文采錄頗多。其散見于前各章者，皆與政治有關系者也。其僅足為文章模范者，亦擷十數(shù)首錄入末二章，使讀者得緣此以窺全豹。
——屬稿時所資之參考書不下百種，其取材最富者為金谿蔡元鳳先生之《王荊公年譜》。先生名上翔，乾嘉年間人，學問之博贍、文章之淵懿，皆為近世所罕見，所著《年譜》凡二十五卷，雜錄二卷，成書時年已八十有八，蓋畢生精力瘁于是矣。其書流傳極少，而其人亦不見稱于并世士大夫，殆不求聞達之君子耶？爰志數(shù)語，以諗史官。
——本書行文，信筆而成，不復覆視，蕪衍疏略，自知不免，尚希海內方聞之士有以教之。
著者識
王安石的社會主義思想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但是王安石的社會主義政權卻要由結果來判斷。事實上，國家消除了私人壟斷，卻建立了自己的壟斷制度。小商人失業(yè)了，農(nóng)民付不出強迫貸款的本金和利息，只好賣妻鬻子或全家逃亡，不然就典當財物。監(jiān)獄常常爆滿，每一郡縣都有數(shù)千件查封的抵押品和沒收的財產(chǎn)，衙門訴訟不絕。就算沒有異族侵略，暴政也會把國家拖垮。
——林語堂第一章緒論
國史氏說：了解一個人，評論一個時代實在是太難了。以我所見，宋代王安石先生，他的胸襟像千頃大湖一樣寬廣，他的氣節(jié)像萬仞之山一樣巍峨。他的學術集合了各家精華，他的文章扭轉了八代的衰頹，他所建立的功業(yè)，順應了時代的要求，革除了積弊。他的一些變法措施和高遠設想，到今天仍有強大的生命力，沒有被廢除；而那些被廢除的，又大都合乎政治原理，至今在世界各國行之有效。唉，皋陶、夔、伊尹、周公這些上古三代的先賢，離我們實在是太遠了，他們的事跡我們不得其詳；如果要在三代以下尋求完人，那唯有王安石當之無愧。悠悠千年以后，才誕生這樣一位偉人，這是國史的榮光，人們應該買絲線為他繡像，鑄金身以祭祀他才對。自王安石作古以后，又是一千年過去了，這一千年中，人們是怎么看待王安石的呢？我每讀《宋史》，都不能不把書放到一邊而大哭。
以非凡的才能，而蒙受天下人的詬罵，換了朝代也不能洗冤的，在西方有克倫威爾，在我國則有王安石。西方那些見識平庸的史家，認為克倫威爾是亂臣賊子，是巨奸大惡，兇殘迷信，專制偽善，人們眾口鑠金，歷經(jīng)百年，但是今天已經(jīng)為他昭雪。英國國會大廈有先哲畫像數(shù)百尊，那居于首位的，就是克倫威爾。而我國百姓對荊公評價如何呢？人云亦云，如蜀犬吠日，肆意詆毀他，竟和宋代元祐紹興年間沒什么兩樣。即使有正面評價，也是贊賞他的詩詞文章；再好一點的，也不過肯定他勇于承擔責任；而對于他事業(yè)的恢宏，目光的遠大，毫無認識。而他高尚的人格，就好像深埋在地下的美玉，沒有機會顯露光芒。我每讀《宋史》，都不得不把書放到一邊而大哭。
曾國藩曾說宋代的儒者對小人寬，而對君子甚嚴。唉，難道只有宋儒是這樣嗎？這一流毒深入中國社會的骨髓，至今愈演愈烈。孟子反對因為求全而對人毀謗。求全，就是不看一個人的優(yōu)點，專找他的缺點；然而憎恨一個人，還從來沒有將他的優(yōu)點都忽略而無中生有地加以誣蔑的，如果有，那就是從宋代的儒者們詆毀王安石開始的。中國人，天性偏于保守，不愿改變現(xiàn)狀，而對于荊公的大力改革，自然先是驚駭，繼而阻撓，這不足為怪。但是政見歸政見，人格歸人格，為何因政見不合，就黨同伐異呢？如果勝不了，就捏造事實，攻擊別人的私德，這是沒見識的村婦才干的事，沒想到士大夫們竟也這么干。于是千年以來就形成了我們這個不黑不白不痛不癢的世界，使光明偉大的人，無法存在于社會，而全都用偽善欺世來相互勉勵。唉！我每讀《宋史》，都不得不把書放到一邊而大哭。
我如今要為王安石作傳，有一件事是很尷尬的，就是《宋史》的內容不足信�！端问贰凡蛔阈�，并不是我一人這么說，在我之前已有很多人說過。這些人對王安石來說可以說是非常難得的，而他們的話應該可以使天下人相信的。就是孟子所說的“污不至阿其所好”（縱然他們知識低下，但也不至于徇私情），這里就抄錄下來以證明我說的話是正確的。
南宋陸象山先生在《荊國王文公祠堂記》中說：
�。ㄇ奥裕┤首谠谖粫r，他寫了著名的萬言書，奏書中批陳時事，剖析弊端，內容詳盡，切中肯綮。王安石以前的學問，之后的變法革新，都在這份萬言書中體現(xiàn)出來；而排擠王安石的人，有的說他曲意逢迎，有的說他改變自己的操守，有的說他違背了自己當初所學，這些人還能說是了解王安石的嗎？才智超群，不屑于蠅營狗茍；堅定執(zhí)著，絕不為名利縈懷；純潔的節(jié)操，堪比冰雪，這就是王安石的品質。掃除平庸鄙陋的學說，反對因循守舊，用孔孟之道治理國家，向伊尹和周公的功勛看齊，這是王安石的志向。他本不期望別人了解自己，然而卻名揚四方，超過了所有的人。王安石能有這樣的際遇，難道是偶然的嗎？神宗任用王安石，正是時候，這樣的君主也是很難得的，他先向對方學習，然后才將他作為臣子，可以說是像商湯、武丁一樣賢明的君主啊。王安石所遇到的皇帝，可以說是專一的。新法一提出，整個朝廷嘩然，新法施行沒有多長時間，守舊派就群起而攻之。王安石執(zhí)行周禮，自信準確而沒有差錯，經(jīng)過極力爭辯后就放棄了。那些善于投機的小人卻圍了上來，曲意迎合他的政策。正派的人隱退了，詭詐的人得志，王安石沒有意識到這些，他被蒙蔽了。熙寧間排斥攻擊王安石的，大都是非議和誹謗，不以真正的道理服人，能平心靜氣評論的不過十分之一二，偏激的占到十分之八九。他們所說的話，上不能取信于神宗皇帝，下不能去除王安石所受的蒙蔽，反而堅定了他推進新法的決心。新法的過錯，這些君子們也有份兒啊。元祐間的那些大臣，把新法一股腦兒全廢除了，難道他們沒有偏頗沒有成見嗎？古語說瑕不掩瑜，他們是把美玉整個拋棄了。古代的信史，直陳其事，是非善惡，無不展現(xiàn)出來，其鏡鑒和懲戒之意，為后世所信賴�？墒牵绻麑θ说陌H評議加入了自己的好惡，事情就失去了真實面目，那些投機的小人就會借此泄私憤。
……
近代的學者，全是一種觀點，聽不到不同聲音，古時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早已不在。王安石世代住在臨川，被貶離開朝廷后遷居到金陵。宣和年間他的故居就已成為廢墟，鄉(xiāng)人上縣里反映，才在那上面立了祠。紹興初年還常對祠堂加以修整，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四十余年，如今僅剩殘垣斷壁，令觀者喟嘆不已�，F(xiàn)在到處都是神怪的祠堂，可是像王安石這樣杰出的人物，他的祠堂卻這么破敗，國人對他沒有表示足夠的敬意。這豈不是因為輿論的不公、人心的疑懼，才造成如此局面的嗎？（后略）
顏習齋先生（名元）《<宋史>評》中說：
王安石廉潔高尚，有古人那種正己以正天下的浩然之氣，到他執(zhí)政時，一心想使皇帝成為上古堯舜那樣的國君，所施行的法令如農(nóng)田、保甲、保馬、免役、方田、水利、更戍，包括在河湟地區(qū)布置軍隊，都是很好的措施，后人也都仿照施行，即使是當時元祐年間，范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人，也頌揚這些法令，認為不可盡廢，只有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在執(zhí)行過程中考慮不周，用人不當而出了問題。然而人們曾經(jīng)考慮過當時的形勢了嗎？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北征遼國，宋軍在幽州城下潰敗，太宗不幸中箭，兩年后創(chuàng)傷發(fā)作而死，宋神宗說起這事來，就痛苦地流淚。西夏本來是宋朝的臣民，后來李繼遷反叛稱帝，這些都是臣子們不共戴天的仇恨。宋每年要送給遼、夏、金三國歲幣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年節(jié)婚喪祭祀的饋贈又是歲銀的兩倍。長此以往，大宋何以維持？做皇帝還要乞求別人恩準，大宋尊嚴何在？一想到這些，做臣子的無法一天稍安�？伤蜗胍d兵而兵不足，想要增兵而兵餉又不足，王安石對此怎么能容忍呢？譬如有個仇人，殺了我的父親兄長，我急著要和他討個說法，于是就要盤點自己的財產(chǎn)來做準備，怎么可能與他們罷休呢？宋人茍安已經(jīng)很久了，聽到北風吹來都害怕得要命，要是聽說王安石主張對西夏、遼國用兵，于是一齊沖過來，都來反對他，極力辱罵他是奸邪，并不與他商討，也不問他總體的計劃，目的只是讓他一事無成而最后被驅除出朝廷才算罷休。他們不問青紅皂白，大興問罪之師，反過來卻指責王安石執(zhí)拗，這合適嗎？況且王安石所施行的措施，很明顯是非常有效的：用薛向、張商英來治理經(jīng)濟，用王韶、熊本等來管理軍事，西邊滅了吐蕃，南邊平定洞蠻，奪得西夏人的五十二寨，令高麗遣使來朝，宋朝幾乎就要振興了。而韓琦、富弼等人非要阻止他的事業(yè)不讓他成功，莫非荊公（王安石）就應當對君父之仇念念不忘，而韓琦、富弼、司馬光等人卻可以淡然置之，不加理會嗎？何況韓琦彈劾王安石的話，聽起來十分可笑，他說：造成敵人對我們不信任的有七件事：一是使高麗來朝貢；二是取得吐蕃的土地建立了熙河一路；三是在西部山地植樹以限制外敵的騎兵；四是創(chuàng)建保甲制度；五是修筑河北的城池；六是設置“軍器監(jiān)”，研制新式弓箭和戰(zhàn)車；七是任命河北三十七位將官，這些都應當消除以使敵方不再生疑。嗚呼！敵人不喜歡我們備戰(zhàn)，我們就不備戰(zhàn)？如果敵人不喜歡我們的大將，我們也把他殺了嗎？一百年后，韓琦的曾孫韓侂胄伐金失利，被奸相史彌遠割下頭顱，送給金朝，訂立了屈辱的《嘉定和議》，豈不是禍及家門，咎由自取？這七件事都是荊公執(zhí)政的大計，《宋史》大半沒有記載，幸虧韓琦把它列為王安石的罪狀才得以流傳下來，那么其他被史書削去的又有多少呢？范祖禹、黃庭堅編《神宗實錄》，一心詆毀王安石，陸佃說：這是誹謗人的書啊。后來蔡卞重新加以改寫，可是到了元祐年間，反對新法的那些人上臺，又給改了過來，《宋史》幾度涂抹，還可信嗎？那些指責王安石的人是對還是不對呢？雖說一個人的是非不值得一辯，我卻痛恨那些詆毀王安石的人，把家國覆亡的奇恥大辱記在王安石一人的賬上。而后世的人們，不問是非，都把茍安頹廢者當作君子，把建功立業(yè)、支撐天下者當作小人，這不僅是王安石的不幸，更是大宋的不幸啊。
到近代有金谿蔡元鳳先生（蔡上翔），用畢生的精力，寫成《王荊公年譜考略》，他在《自序》中說：
�。ㄇ奥裕┚佣枷Ｍ篮竽苡幸粋�很好的名聲。然而，有善行的應當在歷史上大書特書，有惡行的應當剝奪他的名聲，這一切都應以事實為依據(jù)。而且，后世談論這個人或這件事的時候，雖然意見不同，褒貶各異，但事實是不會改變的。只有在王安石的問題上是個例外，王安石先生去世至今已經(jīng)七百余年了，最初肆意詆毀他的，多來自私人的著述；后來，私人著述被官修的歷史所采用，而且增加了許多新的材料，想要為他辯解就更難了。（中略）王安石有一封《答韶州張殿丞書》，其中寫道：“從夏、商、周三代開始，國家都有修史的傳統(tǒng)。而當時記述歷史的史官，都是世代相傳的。他們往往為了這個職位的尊嚴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改變修史的原則。所以，他們傳下來的歷史，都是有根有據(jù)，十分可靠的。后代諸侯的歷史已經(jīng)沒有了，而近世如果不是爵位很高官很大的人，即使你是一個道德完美高尚、才智非常出眾的人，如果沒有得到朝廷的稱贊或認可，也不能被記錄在歷史中。那些執(zhí)筆修史的人不再是傳統(tǒng)的史官，而變成了當時的權貴，看他們在朝廷之上談論人或事的時候，人人都在侃侃而談，對每個人都加以褒貶，有時甚至把忠誠當作邪惡，把異類當作同志，即使當面責備他，他也并不害怕，背后譏諷他，他也不覺得羞恥，只求能滿足他的那一點好惡之心，也就罷了。何況還有人悄悄地用影射的文字，來評判前人的善惡，似是而非、是非不明，卻可以附和別人對其贊揚或詆毀，死去的人不能和他爭辯評判的對錯，活著的人也不能和他討論事情的曲直，獎賞、懲罰、誹謗、贊譽，又不能施行于其間，僅憑一個人的說法，怎么能取信于陰間呢！”他說得太好了。這封信寫于慶歷、皇祐之間，那個時候王安石已經(jīng)在一些知名的文人和官僚中很有些名氣了，而且，當時還沒有非難和詆毀他的人。然而，每次讀這封信，都不禁唏噓感嘆，為什么像后世那些詆毀他的人，他在這里已經(jīng)預見到了呢？自古以來，前一朝代的歷史都由后一朝代的人編寫，而且，修史所用的原始材料，都是有根有據(jù)的。修《宋史》的是元朝人，而元朝修史的人主要采用私人著述，作為正史。當熙寧年間王安石最初推行新法的時候，朝廷上有很多議論，甚至爭論，事實上，新法也確實有可以指摘的地方。然而到了元祐年間，那些反對新法的人上臺主政了，不僅完全廢除了新法，而且，還為此株連那些曾經(jīng)支持推行新法的人。尤其是范祖禹、呂大防（還有黃庭堅、趙彥若）等人最初修《神宗實錄》的時候，當時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司馬光的《溫公瑣語》《涑水紀聞》、魏泰的《東軒筆錄》，都已紛紛問世，這些都是泄私憤的影射文字，只能滿足他們那一點好惡之心。接下來還有范沖的《朱墨史》、李燾的《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王安石曾經(jīng)感慨過的死去的人不能和他爭辯評判的對錯，活著的人也不能和他討論事情的曲直，好像又被后人重新拾起來了，沒想到都讓王安石遭遇了，他們就是要把天下的惡都歸結到王安石一人身上。甚至說北宋亡國也是由王安石造成的，這不是太過分了嗎？宋朝自從南渡以來到元朝，中間二百余年，肆意詆毀王安石的人，真是數(shù)不勝數(shù)。從元朝到明朝中葉，又有像周德恭（余杭人）這樣的人，他說，宋神宗就像是周赧王、秦二世胡亥、東漢的桓帝和靈帝（這幾位都是亡國之君）合成的一個人；還有像楊慎這個人，他罵王安石是伯鯀、商鞅、王莽、曹操、司馬懿、桓溫（這幾位都是篡奪皇帝權位的人）合成的一個人，就更加過分了。還有在此之前的蘇子瞻（軾），曾作《溫公行狀》一文，共計九千四百余字，其中詆毀王安石的文字就有大約一半。不要說自古以來沒有這樣的文體，就是蘇子瞻又怎么能寫這樣的文章呢？再后來還有明朝的唐應德（名順之），著《歷代史纂左編》，其中王安石的傳記二萬六千五百余字，竟沒有一個字記載他說過哪些好話，做過哪些好事。這些難道可以被稱為信史嗎？（后略）
陸象山（九淵）、顏習齋（元）兩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們的話應該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先生又是一個博覽群書的人，他用了數(shù)十年的時間和精力，收集了數(shù)千卷的資料，作了這部《王荊公年譜考略》，他也持同樣的看法。然而，生活在今天的人，如果要為王安石立傳，并希望達到如克倫威爾所說的“畫我當畫似我者”，難道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嗎？雖然，歷史上不常見的偉大人物，不僅他的盛德大業(yè)被淹沒在歷史中得不到彰顯，而且還被所有人指責和謾罵，和禹鼎的遭遇沒什么兩樣，天下不再有真正的是和非了，這種情形對于世道人心的破壞，幾乎和洪水猛獸一樣厲害。所以說，排除歪理邪說，糾正那些過分的指責，發(fā)揚光大他的道德品格，既實現(xiàn)了前人的愿望，又能使后來的人受益，做這件事雖然很困難，卻不能不做。這就是我寫作這部書的理由。
�。ǜ戒洠端问贰匪皆u：
在諸史中，《宋史》是污濁雜亂的�！端膸烊珪嵋穼懙溃骸八闹饕康暮鸵鈭D，是以古板迂腐的道德表彰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所以，錯亂謬誤之處多得數(shù)也數(shù)不清�！鼻宕鷮W者檀萃說：“《宋史》雜亂卑劣十分嚴重，而且，是非觀念相當混亂，沒有一個公正的立場。自從有了洛黨、蜀黨之分，直到南渡之后仍然爭斗不休，這種門戶之見，嚴重地禁錮了這些人的心靈，所以，他們對于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即使有錯誤，也千方百計用言辭來掩飾，而對于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發(fā)現(xiàn)一點問題，都在文章中過分地批評指責�！边@番話可謂深刻地指出了它的病根。其后，明代的柯維騏整合宋、遼、金三史著《宋史新編》，沈世泊又著《宋史就正編》，都糾正了《宋史》的一些謬誤�！端膸烊珪嵋氛浟似渲屑o、志相互矛盾之處，列傳前后相互矛盾之處十余條。趙翼撰寫《陔馀叢考》《廿二史札記》，挑出其敘事中的錯雜之處、失檢之處、謬誤之處、遺漏之處、矛盾之處，各十余條；其各傳中的袒護之處、附會之處、是非判斷失當之處、是非判斷荒謬反常之處，共百余條；由此看來，這本書的價值，大概就可以了解了。而它最大的謬誤，數(shù)百年來從未有人給予糾正的，就是其中記載關于王安石的那些事。
《宋史》是在元代人手里完成的。這些人對宋代的歷史并非有什么成見，只是由于見識不夠不能辨別史料的真?zhèn)瘟T了。所以，如果想要考察《宋史》，一定先要考察他們寫作《宋史》時所依據(jù)的資料。宋代修《神宗實錄》，聚訟最多，爭得你死我活，幾次鬧得把人送進監(jiān)獄，甚至丟了性命。元祐初年，范祖禹、黃庭堅、陸佃等人一同修《宋史》，陸佃多次與范祖禹、黃庭堅爭辯。黃庭堅說：“如果依了你的說法，《宋史》就成了諂媚的歷史。”陸佃則反唇相譏：“如果像你說的那樣，《宋史》就成了誹謗人的書了�！标懙桦m說是王安石的學生，但他并不贊成新法，如今他都這么說，可見最初的《神宗實錄》，誣蔑不實之詞一定很多。這是第一次修《神宗實錄》。到了宋哲宗繼位之后，紹圣年間，中央三大機構同時上疏皇帝，指責實錄院前后所修先帝（神宗）實錄，其中很多都是道聽途說，憑空捏造，只是想詆毀熙豐（宋神宗年號）以來的政事。甚至國史院采用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所提供的材料，也都宣稱沒有證據(jù)可以考察，都是從傳聞中聽來的事情。章惇說：“不僅很多材料是從傳聞中得來的，即使有些材料是從臣僚家中取得的，也不可信。但竟敢根據(jù)傳聞來修史，造假騙人的膽子也夠大的�！卑矤c說：“自古以來史官沒有敢這樣做的，這也是朝廷的不幸�！边@些話雖然出自反對元祐年間廢止新法的人之口，但他們的言論也不是沒有可信之處。在此之前，蔣之奇以亂倫罪彈劾歐陽修，歐陽修屢次上疏要求查明真相。等到宋神宗當面責問蔣之奇時，他也只能以傳聞來搪塞。由此可見，宋代官場習氣，就是這樣的。于是，蔡卞等人又被任命重修《神宗實錄》。蔡卞將王安石所著的《熙寧日錄》送給皇帝，元祐年間的《神宗實錄》因此有多處被修改，因為是用朱筆改過的，所以號稱“朱墨本”。這是第二次修《神宗實錄》。然而，元祐年間那些人，又不停地攻擊這個版本。宋徽宗的時候，有一個叫劉正夫的人，他說，元祐、紹圣年間分別所修《神宗實錄》，各有得失，應該將兩個版本的意見加以折中，才能將信史傳之萬世。又有一個叫徐的，他說：“神宗正史的修訂工作，如今已過去五年，還不能完成，完全是由于元祐、紹圣的史臣有不同的好惡，范祖禹等人以司馬光的家藏記事為主，蔡京兄弟則完全采用王安石的日錄，各自堅持己見，所以，爭來爭去，沒有是非。當時在朝廷工作的人，哪家沒有家藏的記錄？以我之見，把這些家藏的記錄都征集來，互相參考，辨別是非，最終才能修成大典。”于是又有詔令要求重修《神宗實錄》，但尚未完成就遭遇了“靖康之難”。南渡之后，宋高宗紹興四年，范沖再修《神宗實錄》，終于完成并進獻給皇帝。這是第三次修《神宗實錄》。編著《宋史》用的就是這個版本。自紹圣年間到紹興年間，三十多年來，元祐黨人不斷地篡改顛覆，留下了深深的怨憤。而范沖又是范祖禹的長子，繼承其父親的事業(yè)，變本加厲地進行報復。而且，王安石自著的日錄和紹興年間朱墨本實錄，都被毀滅，無從查考了。于是，《宋史》只能根據(jù)一面之詞，把它當作可信的歷史記錄，而王安石的冤案也就永世不能真相大白了。凡是《宋史》中丑化、詆毀王安石的話，用其他人的書對照，其中誣蔑的痕跡，確實可以考證的占十之六七。近代的大學者李紱、蔡上翔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將摘引其中重要的內容，分別在下面的章節(jié)中論述，這里就不先啰唆了。值得重視的是，如果要考證熙豐年間的事實，劉正夫和徐所說元祐、紹圣年間人們的好惡不同，互有得失，是最公平的說法。我不敢說紹圣年間的版本因為贊譽了王安石，就是可信的歷史，然而，像元祐、紹興版本想要一手遮天，掩人耳目，我雖然想不說話，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蔡上翔撰寫的《王荊公年譜考略》載有靖康初年楊時《論蔡京疏》，有一位南宋的無名氏在其后寫道：
王安石在的時候，國家全面昌盛，用王韶出兵收復河湟一帶失地，取得熙河大捷，擴展土地數(shù)千里，這是宋朝建國百年以來從未有過的事。南渡以后，元祐年間諸位先生的后代子孫，以及蘇軾、程頤、程顥兄弟的門人故吏，對元祐以來的黨爭感到十分憤慨，他們在攻擊蔡京仍不能發(fā)泄其憤怒之情后，竟把宋朝敗亡變亂的原因，歸結為王安石的變法。這都是虛妄的說法。其實，宋徽宗、宋欽宗時的禍亂，是由于蔡京造成的。而蔡京的被任用，則是司馬光推薦的。而楊時（龜山）的升遷，又得益于蔡京。這種后浪推前浪的情況，和王安石一點關系都沒有。至于楊時在宋徽宗時不攻擊蔡京而攻擊王安石，其原因在于感念蔡京提拔他的恩情，同時也是畏懼蔡京的權勢，并欺負王安石已死，不會找他的麻煩罷了。所以才避開眼前的事實而追述過去的往事。（后略）
這話最是說中了其中的癥結。王安石之所以被誣陷千年而不能洗雪，都是由于元祐時那些賢人的子孫和蘇軾、程顥、程頤的門人故吏，造出過分的言辭。隨著程朱理學被世人所尊崇，而他們所制造的蜚語也就成了鐵案�！端膸烊珪嵋纷肪俊端问贰峰e誤的原因，在于專門表彰理學，而對其他的事都不在意，確實是那樣啊。顏習齋曾經(jīng)為韓侂胄辯冤，說他能仗義復仇，是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責罵他，實在是豬狗不如。而宋史把他列入《奸臣傳》，只因為他得罪了講學的那些君子。朱彝尊和王漁洋也曾批評張浚誤國，而張浚殺曲端和秦檜殺岳飛沒有什么區(qū)別，只因張浚的兒子張栻在岳麓書院講學并且和朱熹關系密切，于是推崇他為名臣，而羅致了曲端的可殺之罪，這實在是曲筆。這些都足以證明《宋史》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這樣的情況還有許多，而其中的最大原因則是因學術的門戶之見，有的事實就被蒙蔽了，而王安石不幸是受誣陷最嚴重的人。我在這里先這樣評說，我說得是否可信，等待有見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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