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往事，憶舊友，品讀哲學史學家汪子嵩先生九十余載人生的追思與感悟。
本書簡介：
本書是九十四歲的汪子嵩先生的回憶錄。求學時代，他有幸身受了西南聯(lián)大眾多名師的沾溉；鼎革之際，他為爭取教授留在大陸立了功；建國之初，他在高等院校經歷了知識分子改造運動；撥亂反正時期，他又親身參與了激動人心的理論斗爭；晚年，他回到書齋，用三十年的光陰從事哲學研究和著述工作。他的回顧，是理性的，也充滿感情。不僅講述了自身九十余載人生的經歷與感悟，更用大量筆墨呈現(xiàn)了中國近現(xiàn)代哲學界、文化界的發(fā)展脈絡與核心問題，并在哲學研究史的背景下，展現(xiàn)了馮友蘭、金岳霖、湯用彤等一眾文化名人的風采。
作者簡介：
汪子嵩，著名希臘哲學史學家。浙江杭州人。生于1921年。1945年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哲學系，后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從陳康先生學習希臘哲學。1949～1964年任北京大學哲學系助教、講師、副教授、系副主任。1964～1987年任人民日報理論部編輯、高級編輯、部副主任。曾任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研究會理事長（三人之一），《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編委會副主任及外國哲學史分支主編。專著有《希臘的民主和科學精神》、《亞里士多德關于本體的學說》等，合著有《希臘哲學史》（四卷本）。
張建安，山西原平人。曾任《傳記文學》編輯，《縱橫》雜志編輯、記者、主編，中國文史出版社編輯部主任。著有《文化人的“死”與“生”》、《文化名人的最后時光》、《低學歷的五大師》、《為了美好的中國——民國志士的探索與奮斗》等近二十部圖書。主編《民國大案》、《民國名人訴訟案》等書。2012年7月，在中央電視臺“法律講堂文史版”主講“始皇遺囑密碼”五集。2012年、2013年、2014年，采訪一百零七歲語言學家周有光的《百歲憶往》，采訪一百歲國學名家姚奠中的《百歲溯往》，采訪一百零三歲抗日將領馬士弘的《百歲追憶》，均在三聯(lián)書店出版。2012年起，加盟中央電視臺《中國通史》紀錄片的創(chuàng)作，是《三國鼎立》、《武則天》、《五代十國》、《西夏興亡》、《契丹興起》、《完顏阿骨打》等片的編劇。
目錄：
埋下了愛國的種子
從我的祖父講起
父親的家庭與事業(yè)
讀書種子
我的老保姆
父親去世前后
奇怪的小學
省立杭州初級中學
小時候就很喜歡讀書
離開杭州
閱讀使人進步
麗水湖畔
1939年，在上海
考入西南聯(lián)大
中西哲學的交會埋下了愛國的種子
從我的祖父講起
父親的家庭與事業(yè)
讀書種子
我的老保姆
父親去世前后
奇怪的小學
省立杭州初級中學
小時候就很喜歡讀書
離開杭州
閱讀使人進步
麗水湖畔
1939年，在上海
考入西南聯(lián)大
中西哲學的交會
“一僧、一道、一尼”
馮文潛先生
鄭昕先生
馮友蘭先生
任繼愈先生
金岳霖先生
聯(lián)大教授中的幾位“怪人”
賀麟先生
湯用彤先生
陳康先生
學術需要自由！
參加進步的學生活動
聯(lián)大的學生生活
同學周禮全
也談殷海光
北返后的北京大學
一場爭取教授的斗爭
回杭州故鄉(xiāng)舉辦婚禮
毛澤東為北大校徽題字
建國初期的馬寅初、湯用彤
1952年的“院系調整”
擔任哲學系主任的金岳霖
師生各有收獲
批判馮友蘭先生的經歷
1957年，一次全國性的中國哲學史研討會
對于唯心論的評價問題
關于中國哲學怎么繼承的問題
我對這次座談會的總結
陳修齋與“哲學無定論”
馮定同志調到北大
1957年的風雨
紅專運動
哲學系下鄉(xiāng)
人大、北大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
北京市委拋出的第一個重大案件
對于我的批判
我和“難友”王太慶
終于離開是非之地
1964年的大批判
“文革”中，人民日報社的風暴
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
討論真理標準的現(xiàn)實意義
一次接一次的斗爭
回歸希臘哲學研究
編寫《希臘哲學史》
深深悼念王太慶
對陳康先生的哀思
“海闊天空我自飛”
任繼愈先生的呼吁
晚年的幸福
后記
讓我的記憶回到2005年的夏天。那時候，我還是《縱橫》雜志的編輯，滿心希望多約一些“親歷、親見、親聞”的好稿子。這樣，我就免不了經常與老先生們接觸。
在一次西南聯(lián)大校友的聚會中，我認識了汪子嵩先生，當時他已是滿頭銀發(fā)，但臉龐紅潤，感覺身體很好。我向他約稿，他爽快地答應了，然后就寄來《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的一件個案》。這是一篇有份量的稿子，但里面的內容似乎涉及到一些所謂“敏感”的問題。汪先生則在支持我的同時，明確自己的態(tài)度：“如果發(fā)表時要刪改，那就不要發(fā)表好了�！彼@然要說真話！這篇文章當然是原文發(fā)表了，而且反響很好，被轉載且收入幾本書中。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劉武生先生閱讀這篇文章后，特地通過我的一位同事與汪先生聯(lián)系，然后自己也寫了一篇同類題材的文章。
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就產生了采訪汪先生的念頭，但是自己心頭卻有一道邁不過去的障礙。什么障礙呢？就是我自己一直有個觀念：如果想采訪一位學者，采訪者必須能跟被采訪者平等對話，應了解對方知識體系中的基本內容，這樣才可以搭得上話，不至于與人家交流時啥都不懂。那么，汪子嵩先生是一位古希臘哲學史專家，我就應該對古希臘哲學有所了解，否則，怎么對談呢？偏偏我總對古希臘哲學帶有神秘感，越神秘就越覺得不好接近，很長時間竟一直隔閡。再加上其它雜事紛至沓來，采訪汪先生的計劃被一拖再拖。
去年11月份，我辭去出版社的工作，雜事少了，打算大干一場，全身心地投入到寫作和研究。我給自己劃定了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自己的歷史研究，包括中國古代史、近現(xiàn)代史的研究，然后擴及世界史并進行中外歷史的對比研究；二是紀錄片劇本的寫作，從《中國通史》慢慢向其它紀錄片延伸和擴展；第三方面就是口述歷史的采訪與寫作。我在出版社干了十年的文史資料工作，深知口述歷史的重要性�，F(xiàn)在，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力量，搶救一些珍貴的文史資料，盡快出版一些口述歷史作品。即便有些口述史暫時無法出版，也要留點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這樣想了，就暗下決心，無論遇到什么困難，都盡量克服。于是，在采訪完周有光、姚奠中先生之后，我就想著該采訪汪先生了。但此時我仍對古希臘哲學有所隔閡。該怎么辦？我想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改變了思路，覺得可以一邊采訪汪先生，一邊讀他的著作，以此途徑達到既了解汪先生又學習古希臘哲學的目的。然后，我就給汪先生寄了一本我寫的《低學歷的五大師》，并寫了一封信，表達了我的意思。隔幾天以后，我即打電話給汪先生，他和他的女兒汪愉老師都歡迎我到他們家。于是，這本書的采寫工作就從這時開始。
那是2013年1月的一天，陽光不錯，客廳里很是明亮。我就坐在汪子嵩先生的對面，不時地問一些問題。老人笑著回答。當我提到古希臘哲學時，說：“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他們那時候就已經把思想擴展得很廣闊了�！蓖粝壬卮穑骸笆恰Ｋ枷胧菦]限制的。哪里有限制呢？實際的東西，人總的有個限制，你不能離開這個東西。比方說，你不能離開你的身體。但是思想，你怎么限制？呵呵�！蔽矣浀没卮疬@個問題后，老人張開了雙臂描述宇宙之廣闊，他深邃的目光亮亮的，似乎也回到遙遠的古希臘時代。這是很有意思的采訪。有那么幾天的時間，我們就這么聊著，從民國初年的杭州聊到抗戰(zhàn)時期的西南聯(lián)大，然后時光流轉，到了新中國成立后的北京大學，到了人民日報社，到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中，最后我們仍然將思路探深到古希臘哲學當中……當然，由于年代久遠，有的回憶是碎片式的，時間與空間甚至發(fā)生“乾坤大挪移”，這就需要與汪先生以前的文字資料互相印證，以保證內容的準確。
我也和汪愉老師做了一些交流。我說：“我曾經跟任繼愈先生做過很短的談話，他提到了汪先生�！蓖粲淅蠋熅透嬖V我：“任先生在世時，每一年都來看我父親。有時候，他們兩人就這么坐著，很長時間都不說一句話。有一次，任先生對我說；‘你爸是個好人，不整人�！边@句話讓我想到了20世紀50年代的北京大學哲學系，那時候，汪子嵩先生主持哲學系，他當時的思想顯然與馮友蘭等先生有很大的不同，他甚至要批判馮先生。但他的工作思路仍是就問題談問題，而且盡量保護哲學系的老師，讓他們發(fā)揮所長，出了很多成果。在他的主持下，也就有了1957年1月下旬由北京大學哲學系主辦召開的“中國哲學史座談會”。那是一次重要的會議，賀麟先生仍可以堅持“唯心論是有貢獻的”這樣的見解，而馮友蘭先生也敢于提出“抽象繼承法”，雖然遭到了很多人的反駁，但整個座談會“基本上還能做到平等討論，允許被批判的一方自由申辯；能夠將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分開，不隨便扣政治帽子、無限上綱；會后除少數(shù)個別例外，一般沒有因此而算政治賬。”那次座談會因此成為“那二三十年中難得的一次貫徹爭鳴的討論會”，留下了很多寶貴的精神財富。
我很好奇馮友蘭先生對汪先生的態(tài)度。畢竟，汪先生雖然曾是馮先生的學生，但在建國后卻也批判過馮先生的思想。他會不會覺得汪先生不好呢？對此，我起初是有所顧忌的，但很快就知道，汪先生桌子上那本關于馮友蘭先生的新書，正是馮先生的女兒宗璞寄來的。這件事當然能體現(xiàn)出馮與汪的關系。汪先生還談到，在馮先生生前，他寫關于馮先生的文章《海闊天空我自飛》，前面的內容馮先生都看過，而且都認同。這樣，我就更加體會到任繼愈先生那句話的真實性。也相信，汪先生在湯用彤、馮友蘭、金岳霖諸先生心目中有著重要的位置。
汪先生很有反省精神。比如說對殷海光的態(tài)度。在西南聯(lián)大時，汪先生與殷海光住在同一個宿舍，但對殷很是反感。而殷海光后來到了臺灣，成為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對蔣介石的專制統(tǒng)治持尖銳的批評態(tài)度，因而受到種種壓制。汪先生重新看待殷海光，在認真閱讀了殷的幾本著作后，他認為自己過去對殷海光的看法實在是偏見。
還有一些事情，別人都不談了，汪先生卻愿意直面自己。北京大學哲學系為汪先生90壽辰開慶祝會時，汪先生主動說他當年有些事情做得不對，這令大家都感到意外。而這樣的反省，只能讓大家更尊重他。
在整個采寫過程中，我感觸最大的就是，汪先生的思想雖然發(fā)生過很大的變化，但他追求真理、真誠善良的品德從未發(fā)生變化。他也許因為時代的原因而有所局限，但他最終擺脫了那些束縛，成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中的有功之人，更在晚年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喜歡的古希臘史的研究與寫作中，也達到海闊天空我自飛的境界。他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張建安
2013年12月6日于北京晴暖閣
聯(lián)大的學生生活
在西南聯(lián)大，我學到不少知識。我原來對西方哲學史一點都不知道的，就是在那里接受到了系統(tǒng)的教育，而且以此作為終生從事的職業(yè)。另外，書可以隨便看，各種各樣的書，學校圖書館里的圖書，院系圖書館里的圖書你都可以去借。所以到了放假，我們也不回家，就去看書，反正愛看什么書就看什么書。我還看了許多文藝方面的書，看了許多美學的書。
在學習內容上，我愿意學習西方哲學和西方文藝。但是也有些同學，也許由于他的家學根基，對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有興趣，那么他就去學中國的東西去了。他學他的，我學我的，沒什么關系。我們有興趣可以一起來交流。沒有現(xiàn)在說的西方和東方哪個高哪個低，當時好像沒有這種問題，至少我沒遇到過這種問題。學術必須是自由的。
聯(lián)大學生有各式各樣的圈子，不論同學、同鄉(xiāng)、同系，只要有相同的興趣和愛好，幾個人便經常聚在一起，或是住在同一個宿舍，或是一起吃飯、一起逛街看電影，更多的是一起泡茶館。聯(lián)大附近有許多茶館，是學生們的活動場所。有的在茶館看書、寫作業(yè)，更多的是聊天、打橋牌。
泡茶館是聯(lián)大學生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比我高兩級的作家汪曾祺曾寫《聯(lián)大憶舊——泡茶館》，以70歲的高齡居然能將50年前昆明文林街、鳳翥街上的茶館，一家一家的掌柜和他們的經營特色都非常細致地寫出來，并且說泡茶館可以對聯(lián)大學生起到“養(yǎng)其浩然之氣”的影響。
關于中國哲學怎么繼承的問題
關于中國哲學怎么繼承的問題。按照日丹諾夫根據(jù)斯大林主義的教條理論，過去的哲學就沒有辦法繼承，都應該一概否定，包括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都得否定。當時有很多人都相信那一套。
馮友蘭先生提出了“抽象繼承法”。他說中國的哲學家，如果你從個別的具體的角度講，他們都屬于封建地主官僚階級，他們的哲學大多是唯心主義。但是哲學作為一種抽象的理論，我們可以把它的階級屬性甚至具體內容拋開，只看它的抽象意義。每一個哲學命題里，都有抽象的一面和具體的一面。具體的一面是它的階級屬性和具體內容，比如說三綱五常、君臣關系之類。但是人類總要有個綱常關系，人與人之間關系應該怎么處理和擺布，那就是它的抽象意義。所以他說，可以把那個具體意義拋開，來繼承它的抽象意義。這就是馮先生有名的“抽象繼承法”。在當時剛一提出，就遭到了激烈的反對。很多人腦子里還是原來的那套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一聽到這個就覺得不對了。怎么能把具體階級成分和內容都拋開了呢？拋開了哲學階級性，這還不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嗎？所以，開會的結果，馮先生成為批判的靶子。馮先生那時候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說你們那種說法我認為是“教條主義”。這是解放后我第一次聽人說當時人們講的馬克思主義是教條主義。馮先生舉各種例子來說明哲學概念和哲學命題確實有其抽象意義和普遍價值，說凡是稱得上是哲學概念和哲學命題的東西本來就具有其普遍性和一般意義，這就是可以繼承的。但當時人們不承認他是正確的，一直強調哲學的階級性和黨性，強調唯物論和唯心論之間的對立，因此，馮先生也就一直成為批判的對象。
馮先生的“抽象繼承法”被批判了十多年，一直到“文革”結束之后，大概是1978年，又重新開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中國哲學史討論會，這次我沒參加，在成都開的。那時候大家反過來了，說原來批判的不對，那個結論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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