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后雜文自選集：今我來思》為作者對于一些目前存在的社會現(xiàn)象的一些感悟與評論，表達得真實、深刻、犀利，并運用雜文這種文體抒發(fā)了自己對社會各類現(xiàn)象與事件的思想與心情。
目錄：
寫在前面的話/朱鐵志
今我來思（代序）/王得后
雅量
贏得輸不得
胸卡佩戴法
紅綠燈下
"違者罰款"
移風易俗話籠鳥
反趨風氣的古人
專座
漫畫《-再低點！》
擠
關于"'基本做到'之類的字眼"
泉的清濁貪盜
"兒子是我的"寫在前面的話/朱鐵志
今我來思（代序）/王得后
雅量
贏得輸不得
胸卡佩戴法
紅綠燈下
"違者罰款"
移風易俗話籠鳥
反趨風氣的古人
專座
漫畫《-再低點！》
擠
關于"'基本做到'之類的字眼"
泉的清濁貪盜
"兒子是我的"
悔其少作
口不二價
文章與題目
"州官放火"獎
挾天子以令諸侯
不管閑事
"有病不求藥"
未來的希望
道德與責任
以狗為鑒
勿把兒童當成人
咱們工人信什么？
錯把商場當戰(zhàn)場
說的和做的
"忍讓獎"別議
鴿子與孩子
于莊嚴之際見淫穢
不知水味
我哪里去了？
六十年的雜感
女性的人
老虎怕牛犢
論故態(tài)重萌
知識歧視
"我"向誰看齊
心傷何處
有感于"師范熱"
"且持卮酒食河豚"
"克隆人"二三事
誰是XYZ
我也瞎操心
做戲一例
有法無法
兒女棒打黃昏戀
北京的鴿子
北京的燕子
北京的麻雀
紀實，而又文學
從個別到少數(shù)
不疑之疑
又見星火
從寬容到幫忙
"謹防掱手"
百年人世一春秋
"總統(tǒng)是靠不住的"
不敢報案
是非和標準
方便自己
己之所欲勿施于人
父不醫(yī)子
清官難斷家務事
由憂貧到憂法
"童言婦語"與"老言"
奴隸語言和奴才語言
抓鬮下崗
體罰這幽靈
歷史在思考
"殺盜非殺人"
說怕與不怕
論"固若金湯"
修養(yǎng)民魂
《呆是不呆》
北京的廣場鴿
北京的官話
北京的高調(diào)
國民性是根本的政績
保姆的居室
北京的堵車
"不反抗"的前提
"仇富"問題
從"警察叔叔"到"市長伯伯"
從"索薪會"到"走投無路"
導向則不宜
對對子
拍賣誠信
遭遇法律
魯迅為什么憎惡李逵
豈止是龍膽瀉肝丸
又見拍賣贗品
★選編一套以反映新中國以來雜文創(chuàng)作整體狀況的“大系”，無論對于整理資料、繁榮文學創(chuàng)作，還是對于研究文學史，推動文化建設，都是有價值、有意義的。
——王蒙
★新時期文學的繁榮，雜文像短篇小說一樣，起到了突出的引領作用。秦牧的《鬣狗的風格》、林放的《江東子弟今猶在》、牧惠的《華表的滄�！返日衩@發(fā)聵，至今令人難忘�！吨袊敶s文精品大系》即將出版，這是一件從某種意義上說填補空白的工作。
——王巨才
《王得后雜文自選集：今我來思》書摘：雅量
也許是專業(yè)養(yǎng)成的癖性，我喜歡讀回憶錄�？勺x來讀去，對回憶錄卻很不信任起來，回憶別人，當然是名人，借光自照得刺眼。回憶自己，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前的對話比整理的錄音還清楚，并且用引號標示，以見真實，實在令人生疑。有時回憶同一個人的同一件事，幾個當事人卻各有不同的記憶，也令人詫異。久而久之，逐漸省悟到：或情隨時遷，或記性有限，或借題發(fā)揮，都可以使回憶錄帶上主觀色彩。有時辦一件事，參與全過程的人未必盡同，其間的枝枝節(jié)節(jié)，交涉磋商，往往人各有異，回憶起來，以為這就是全體，于是打起官司來了。至于趨炎附勢，故意造假的回憶，名之曰“錄”，只好聊作中國文體之一格而已。
這回讀到《梁漱溟問答錄》，單單往昔的對話不作一字直接引語，只間接轉述，就十分喜人；而凡有所引，都是有案可稽的文字，可信的程度在我心中一下子就提高了。加上其人其事在歷史上的轟動效應，幾十年后的今天余響不絕，我破例開了個夜車，一口氣將它讀完才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最值得研究的，似乎是那個“雅量”問題。在《問答錄》之前，我們聽到和看到一種說法，是“在梁漱溟看來，點頭承認他是正確的，這就叫有‘雅量’，不承認他是正確的，那就叫沒有‘雅量’”。梁先生也是人，即使是圣人，也不等于真理的化身，他的話怎么會句句是真理，一定要人點頭稱是呢？這樣強加于人，是霸氣，與“雅量”毫不相干。如今梁先生在《問答錄》中說話了，他說的“雅量”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后”，人能點頭，承認他“原來沒有惡意”。有無“惡意”，屬誅心之論，新名詞叫審查動機；是否“正確”，屬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有科學的標準。這兩者是不同層次不同角度的問題，混淆不得。如果就事論事，對于這“雅量”的兩種說法，孰真孰假，這時候就需要證人了。古人教訓說，“偏信則暗，兼聽則明”。其實，兼聽固然比偏信好，倘不調(diào)查研究，倘無人證物證，單是兼聽，有時也還不能使人明白。我真希望當日恭逢盛會而今仍然健在的前輩，有相應的回憶錄—誠實的證詞問世，免得子孫后代“可憐無補費精神”地去考證，去猜測，去推論。
不過，也可以拋開具體的是非曲直，從“雅量”來認識一種時代氛圍。批判梁先生用筆桿子殺人，緣出于他在全國政治協(xié)商會議常委會擴大會議上的一次發(fā)言。就常識而言，既曰政治協(xié)商，至少要承認兩個前提：一、協(xié)商的是國家的政治問題；二、事實上存在各種利益群體，對政治存在各種歧見，為了求得共同認識，共同綱領，這才需要協(xié)商。倘若各方只有一個思想，一樣見解，一種聲音，已經(jīng)一致，就無須協(xié)商了。既然如此，必得仁者說仁，智者言智，彼此說心里話，說真話，肝膽相照，才有實際意義，才能產(chǎn)生力量。而歷史的發(fā)展又已經(jīng)證明，一時協(xié)商一致的認識，作出的協(xié)議，并不一定正確。由后來反觀當日的協(xié)商，被否定，被看作錯誤的意見，也許倒是正確的哩。真理需要實踐檢驗，也可以檢驗。真理產(chǎn)生于實踐之后，而不在它之前。協(xié)商的過程只可能孕育著真理，只是在尋求真理，而不能判定真理。倘在協(xié)商的過程之中就以正確與否追究發(fā)言者的責任，甚至重到可怕的罪責，所用的尺子不過是先驗的觀念，強者的邏輯罷了，而與民族生存和發(fā)展的利益未必符合。哲人有言，“嚇成的戰(zhàn)線，作不得戰(zhàn)”。這種追究恰與協(xié)商的本義相悖，有百害而無一利了。
梁先生已經(jīng)作古，中國也大有進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種會議上的發(fā)言和表決，不受法律追究”已經(jīng)莊嚴地載入我們的憲法。人民的代表尚且如此，人民本人還不如選派出去的代表么？
不過，梁先生如此要求“雅量”，似乎也是一種積習。在人民看來，彼此都是國家的主人，何“雅量”之有哉？世上決無自己向自己要求什么的怪事。倘有，當是人格已經(jīng)分裂，或者有點像阿Q打自己的嘴巴：“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別一個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別個一般”的老中國人的心理了。
可惜梁先生作古了，不能向他請教，也不能請求他恕我唐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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