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中文系》編著者周言、康凌。 《海上中文系》是一組精選的隨筆集,分為復旦篇和華師大篇,主要圍繞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兩大中文系而展開,多角度地展現(xiàn)了那個時期滬上兩大中文系師生的多個面相,尤其是幾位學術(shù)大家的流風余韻,進而呈現(xiàn)出當時中國高等院校以及教育界、學術(shù)界的側(cè)影。 《海上中文系》匯集了章培恒、陳思和、李輝、陳子善、格非、毛尖等諸多名家的文字,盡管風格各異,有的平實,有的華麗,但都情深意濃,盡顯復旦中文系、華師大中文系兩大中文系的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透過先生之風,也可以感受到當時文學界、學術(shù)界的思想脈搏。 目錄: 復旦篇 我跟隨蔣先生讀書章培恒 我心中的賈植芳先生(之一)陳思和 “胡風分子”——我心中的賈植芳先生(之二)陳思和 我心中的賈植芳先生(之三)陳思和 歷史的門——賈植芳先生散記李輝 滄溟何遼闊,龍性豈易馴——賈植芳先生瑣記張新穎 記憶的碎片——懷念蔣孔陽先生郜元寶 我的老師潘旭瀾先生王彬彬 四月驪歌——送別章先生吳盛青 從庸常到戲劇化——謹以此文紀念恩師許道明先生徐玨 駱玉明老師張新穎 同學少年都不賤郜元寶 從軍訓到畢業(yè)季孫潔 華東師大篇復旦篇 我跟隨蔣先生讀書章培恒 我心中的賈植芳先生(之一)陳思和 “胡風分子”——我心中的賈植芳先生(之二)陳思和 我心中的賈植芳先生(之三)陳思和 歷史的門——賈植芳先生散記李輝 滄溟何遼闊,龍性豈易馴——賈植芳先生瑣記張新穎 記憶的碎片——懷念蔣孔陽先生郜元寶 我的老師潘旭瀾先生王彬彬 四月驪歌——送別章先生吳盛青 從庸常到戲劇化——謹以此文紀念恩師許道明先生徐玨 駱玉明老師張新穎 同學少年都不賤郜元寶 從軍訓到畢業(yè)季孫潔 華東師大篇 施蟄存先生側(cè)記陳子善 麗娃河上的文化幽靈張閎 師大憶舊格非 麗娃河呂約 沒有人看見草生長毛尖 在文學回到人學立場的日子里李劼 蔣先生使我得以逐步改變原先的手低狀態(tài),就因為他是這樣一位學者;當然,也因為從1956年起,蔣先生成了我的導師。 我在復旦大學讀本科時,蔣先生所開的課對我來說并不是必修課!鋵,當時并沒有選修課,每個年級學生所上的課都是規(guī)定的,但我因為休學半年,1952年秋進入復旦時是二年級下學期,這樣的學生人數(shù)極少,系里不可能為我們單獨設(shè)置課程,就只好任憑我們在為二年級上學期和三年級上學期所開的課程中任意選擇,只要讀滿學分和學完教育部規(guī)定必讀的那些課程就行。蔣先生當時所開的課不在教育部規(guī)定的必讀課程之內(nèi),上課的時間又與我的必讀課程沖突。有一個學期開始時倒不存在這個問題,我就選了蔣先生的課,但只學了兩三個星期,就因我的一門必讀課的上課時間作了改動,又與蔣先生的課沖突了,我只好放棄。但這兩三個星期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當時是講杜甫的詩,卻絕不照常規(guī)講杜詩的思想性、藝術(shù)性,只是要學生老老實實地弄懂作品的具體內(nèi)容。我知道有些同學對這種講法不滿,認為太陳舊了,但蔣先生完全不管。 本科畢業(yè)后,我留校任職。1955年開展反胡風斗爭,我被卷了進去,開除了黨籍,被安排去復旦圖書館工作。 1956年秋天被調(diào)到中文系任助教。當時系里為每個助教指定一個進修方向和一位導師,我的方向是先秦兩漢文學,導師就是蔣天樞先生。 這年10月,我到蔣先生家里去與他談我的進修計劃。雖然在這以前我曾聽過蔣先生兩三個星期的課,但在課堂上既未提問,也未在課后向他個別請教,蔣先生已經(jīng)忘記了有這么一回事,把我看作是初次交往的青年。我向他匯報了自己的想法:擬花五年時間把從先秦到清代的文學名著認真讀一遍。蔣先生卻很直率地說:“你這樣學法,一輩子都學不出東西來!苯又,他告訴我:學中國古代文學,必須先打好歷史與語言文字這兩方面的基礎(chǔ)。同時對 目錄: 、版本、校勘學也必須具有相應(yīng)的知識,這是治古代文史者所必須具備的入門功。此外,還應(yīng)盡可能地擴大知識面,連理科的書也應(yīng)讀一些,特別是關(guān)于天文歷法和中醫(yī)的書。為此,他給我制訂了前三年的進修計劃:第一年,讀《通鑒》和《說文》段注;第二年校點《史記》和讀《爾雅注疏》;第三年校點《漢書》和讀郝懿行《爾雅義疏》。在這期間,還必須讀一系列有關(guān)的著作作為輔助,從《漢書·藝文志》直到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唐蘭的《中國文字學》。最后,蔣先生說:“你在去年受了些委屈,但不要背包袱,好好地讀書。”所謂受“委屈”,是指我在1955年被開除黨籍的事。這使我深為感激和詫異。因為按照當時的慣例,受處分者固然應(yīng)該表示心悅誠服,別人也要表示衷心擁護這一正確決定。說我“受委屈”,這話如被我有意無意地泄露出去,對蔣先生會產(chǎn)生很不利的影響,說他階級立場不穩(wěn)還是輕的,重則可說他挑撥我和黨的關(guān)系,煽動我的不滿情緒。而且,就形勢而論,他也應(yīng)該考慮到我主動去舉報的可能性,以舒蕪先生與胡風先生多年的交情,尚且交出了所謂密信,并做了頗為精心的注釋,何況蔣先生對我毫不了解。 從此以后,我便在蔣先生指導之下讀書了。漸漸地我就明白,先生要我做的事情都是以前他做過的,而且他所做過的比要求我做的多得多。例如,他要我!妒酚洝窌r,只讓我以金陵書局刻本《史記集解》為底本,校以他所校過的影宋黃善夫本;而他則以影宋黃善夫本為底本,校以蜀本、兩個明本和已經(jīng)影印的唐寫本殘卷。相比之下,我的工作實在要算是輕松的。 除了校點,蔣先生還要我做讀書札記。——不是簡述讀過的書的內(nèi)容,而要有自己的心得。這就使我不得不很認真地讀,以便讀出點心得來。但我把札記交上去以后,不過幾天蔣先生就把札記還給我,也不發(fā)表意見,我實在不知道他是否認真看過。過了半年多,我在讀《通鑒》時發(fā)現(xiàn)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記載:有一天夜里,柴紹全副武裝地到皇宮去見唐太宗,太宗的皇后為此受了驚嚇,病情日益沉重,終于去世。上述的記載也就是為了交代皇后的死因。但柴紹何以在夜里還要全副武裝地到宮里求見太宗呢?這一定發(fā)生了重大的事件,而對那事件《通鑒》卻毫無說明。查查兩《唐書》,同樣如此。柴紹的妻子是唐太宗的姊妹,兩人是郎舅之親。當時,太宗父親、作為太上皇的李淵還在世,但與太宗的矛盾已日益尖銳;再參以別的一些事情,我懷疑柴紹進宮可能和李淵與唐太宗的矛盾有關(guān),并推斷李淵的死可能并非善終。我把這寫進了札記,并舉了不少證據(jù),自己也很滿意。這次札記交給蔣先生后,他找我談了話,說:“你讀書很細心很好,但你所發(fā)現(xiàn)的僅僅是一些疑點,這些疑點都可作別的解釋,所以你的推斷目前無法成立。如果沒有新的、可靠的證據(jù),你不應(yīng)就此寫文章。”我這才知道以前寫的那些心得,除了證明我讀書比較認真以外,實在沒有什么價值,所以蔣先生連談都不跟我談。P7-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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