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建省晚，僻處西南一角，較少受先進地區(qū)、主流文化的青眼。在中國進入近代歷史的分娩陣痛期，貴州遵義出了一位被清詩學者譽為“清詩冠冕”的詩人兼經(jīng)學大師鄭珍（字子尹）。
鄭珍生性淡泊，人生愿景是鄉(xiāng)居奉母、讀書著述，卻被貧窮逼著一再跨進八股考場；他與世無爭，戰(zhàn)亂卻弄得他家破人亡。他的詩猶如日記，是他生活歷程和心路歷程的實錄，是這個萬方多難的歷史時期的一部極其生動的詩史。田園、母親、讀書和友情，苦旅、游觀、民瘼和戰(zhàn)亂，在詩集中交織成一個強大的氣場。
作者耗數(shù)年時間，寫成這部“人詩互證”、體裁獨特的詩傳，以表達對這位鄉(xiāng)先賢的心儀和敬慕。此系作者“貴州往事系列”的第三部（前兩部為《安順舊事：一種城記》和《物之物語》）。
作者簡介：
戴明賢，貴州安順人，生于1935年9月，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西泠印社社員。著有《安順舊事：一種城記》《物之物語》《掬藝錄》《黑白記》《石城引》《采蕨集》《戴明賢散文小說選》《戴明賢書印集》《水寨龍珠》《夜郎新傳》《諾德仲》等文學、書法、戲劇、影視等作品二十余種。
目錄：
序
自序
鄭珍家世
子午山孩
后記多年來，明賢兄不僅對貴州歷史文化的開掘與書寫，不遺余力，而且每有新作，必要進行學術(shù)文體、敘述文體的自覺試驗，從《一個人的安順》，到《物之物語》，再到這部集編年、紀事、譯述、注解與評議為一體的復調(diào)文本《子午山孩：鄭珍人與詩》，一步一個臺階，顯示了不竭的創(chuàng)造活力。
——錢理群
二十年來，讀到戴明賢默默地寫的好幾本書，例如關(guān)于安順，他如數(shù)家珍，我從他的筆下，真正感到了一個作家對家鄉(xiāng)熱土的感情，與對這片土地上的文化遺存和風土人情的熟悉是分不開的，也是做不得假的。戴明賢如此，一二百年前的鄭子尹也是如此。讀了戴明賢這部寫鄭珍的“詩傳”，讀了經(jīng)他精心摘引、解讀的鄭詩，貴州這片曾經(jīng)多災多難、邊鄙貧瘠的土地，變得于我親切起來，詩人鄭子尹的身影，也在他的親人、鄉(xiāng)鄰、摯友和學生之間，像浮雕一樣突現(xiàn)出來。
——邵燕祥
尼采說他只愛“用血寫成的書”，鄭珍的詩真正是用血寫成，具有極大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多年來，明賢兄不僅對貴州歷史文化的開掘與書寫，不遺余力，而且每有新作，必要進行學術(shù)文體、敘述文體的自覺試驗，從《一個人的安順》，到《物之物語》，再到這部集編年、紀事、譯述、注解與評議為一體的復調(diào)文本《子午山孩：鄭珍人與詩》，一步一個臺階，顯示了不竭的創(chuàng)造活力。
——錢理群
二十年來，讀到戴明賢默默地寫的好幾本書，例如關(guān)于安順，他如數(shù)家珍，我從他的筆下，真正感到了一個作家對家鄉(xiāng)熱土的感情，與對這片土地上的文化遺存和風土人情的熟悉是分不開的，也是做不得假的。戴明賢如此，一二百年前的鄭子尹也是如此。讀了戴明賢這部寫鄭珍的“詩傳”，讀了經(jīng)他精心摘引、解讀的鄭詩，貴州這片曾經(jīng)多災多難、邊鄙貧瘠的土地，變得于我親切起來，詩人鄭子尹的身影，也在他的親人、鄉(xiāng)鄰、摯友和學生之間，像浮雕一樣突現(xiàn)出來。
——邵燕祥
尼采說他只愛“用血寫成的書”，鄭珍的詩真正是用血寫成，具有極大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
——戴明賢一個詩人的存在和發(fā)現(xiàn)
邵燕祥
鄭珍，生卒于一八0六至一八六四年間，是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一代詩家，更是中國詩史上一個巨大的存在。然而這位生于偏遠的貴州山鄉(xiāng)，曾短期出任小官卻大半生窮愁潦倒的詩人，雖為鄉(xiāng)邦文獻所記載，也只獲少數(shù)文史鉅公給以青睞，而對于現(xiàn)代一般的新舊文學愛好者，他幾乎是從沒聽說過的陌生人。
這正像一顆行星，就其體量看是一個巨大的存在，然而高懸天邊，寂然悄然，泯然于眾星之間，等待著發(fā)現(xiàn)。
我之知有鄭子尹，是一九八二年一個偶然的機遇，來貴陽和遵義旁聽黎庶昌國際研討會，才了解到鄭子尹和莫友芝與黎庶昌為“沙灘文化”的代表人物，但那一次除了弄清遵義市區(qū)-y-尹路命名的由來以外，于其人其詩仍是一無所知。
本書的作者戴明賢，據(jù)他在自序中說，對這位鄉(xiāng)先賢也是從懵然不知，經(jīng)人點撥，在十年動亂中偷暇精讀，乃得成其知音。戴明賢對遙遠天際這顆詩星的發(fā)現(xiàn)，并著為此書，帶領(lǐng)我，也將啟發(fā)眾多今天與爾后的讀者感知這顆星的存在，接受這顆星光芒的牽引。
套一句熟語，如果子尹先生在地下或天上有知，也該會感謝戴明賢為他寫這卷“詩傳”的勞績。讓更多后人走近這位寂寞百年的詩人及其詩作，也讓這些心血澆溉的生命史、社會史不致湮沒于歲月塵沙。說來可憐，我剛打開書稿時，竟不知道鄭珍是鄭予尹的本名，子午山是他家鄉(xiāng)的山，別署“子午詩孩”則寄托著他對慈母的孺慕之情。待讀到最后一頁，這位陌生的詩人，已經(jīng)成為我聲息相聞的近鄰，忘年相交的契友，可以月下同游，可以花前對飲，可以雨夜聯(lián)床，甚至是結(jié)伴奔波在逃難路上，可以互相傾訴共同的憂患與各自的悲歡，而不問是十九世紀還是二十一世紀了。
戴序中介紹了晚清以來諸家對鄭詩的崇高評價，皆是有所據(jù)而云然，并非溢美之詞。人們將他置于唐宋以來的大家、名家之間加以論列，多是從他與各家風格的異同來突出他的優(yōu)長。這是學者之言。在像我這樣的詩歌愛好者，或多或少讀過一些傳統(tǒng)詩作，且各有偏好，自會根據(jù)自己的閱讀體會，有所欣賞，有所品鑒，不必拘泥于論者的排名，也可以說，讀詩，讀好詩快我胸襟，斯為得之，又豈在為詩人排座次哉!
不過，從接受心理來看，一個讀詩的人總有更容易引起共鳴的題材和風調(diào)。讀鄭子尹寫自己親歷的窮愁坎坷，寫周圍的民間疾苦，總使我想到杜甫、白居易以至皮日休，偶寫鄉(xiāng)居閑情，又使我想起儲光羲、范成大，而詩人主體，更使我想起黃仲則、龔自珍。然而這只是某些近似而已。鄭珍就是鄭珍。這部“詩傳”的好處，正在戴明賢創(chuàng)為“以人馭詩，以詩證人，因人及詩，人詩共見”的體例，避免了單純的傳記“見人不見詩”(往往需要另找詩集合參)和單純的詩集“見詩不見人”(往往需要另找有關(guān)詩人的史料)，為讀者節(jié)省了翻檢之勞，也更利于知人論世，不但有助于讀者了解了歷史的大背景，而且交代了詩人的具體處境，乃知一詞一語，都自有心路歷程，不是無病呻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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