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注釋》：讓材料與注釋對話，呈現(xiàn)歷史的多面性。將不同時期、不同來源的敘述并置的做法，展現(xiàn)出歷史的多面與復雜，也為文學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論的借鑒。 《材料與注釋》收錄了洪子誠教授最新的學術論文：主體為對部分當代文學史料的鉤沉，以材料與注釋相對照的形式呈現(xiàn)，材料包括重要講話稿、會議記錄等，注釋補充了相關的歷史背景、文學事件、人物關系，展現(xiàn)出歷史現(xiàn)場的復雜局面，使得不熟悉當年材料的學生及研究者可以獲得更全面的理解；另外的文章為對于當代文學史寫作及教學的探討。 沒有原則的轉(zhuǎn)向、見機行事，自然遭人嫌棄。但是，這種現(xiàn)象如果普遍產(chǎn)生，就不能僅從個體品質(zhì)上解釋。費孝通在他有名的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中就委婉指出，知識分子對于“百家爭鳴”的號召所表現(xiàn)的矛盾、猶豫、搖擺，重要原因是對權力可能深藏的謀略、圈套的擔心。這里，費孝通關注了與道德相關的心理現(xiàn)象，和行為的社會根源。換句話說，不少“不真誠”的，或“兩面派”的道德現(xiàn)象，不論是強者基于地位權力的覬覦爭奪，還是弱者迫于壓力，為保護自己而選擇心口不一，除了從社會個體的行為品格上觀察之外，還存在著應該深入考察的“一個社會所宣稱的準繩與其形態(tài)相對應程度”，和“一個社會培育或敗壞其公民的真誠的程度”的空間。從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情和我們的生活經(jīng)驗看，在某種社會環(huán)境中，有時個人連“置身事外”的“邊緣化”地位也不能自由選擇，在這樣的時候不去討論“環(huán)境”問題而專事追究他的“真誠”，確是有點模糊事情的焦點。1955年，中國作協(xié)在內(nèi)部秘密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的時候，據(jù)黃秋耘的敘述，不得不參加會議的陳翔鶴就有這樣的感嘆： 人在自己生命處理上的無奈，在陳翔鶴60年代初寫的短篇《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中有所流露。就是說，在一個“言論的強迫統(tǒng)一”的社會里，“優(yōu)秀的人注定只能沉默，大多數(shù)人則學會講兩種語言：一種在他們自己的四壁里的本來的語言，以及一種不是本來的，在公共領域里所說的語言”。不追問社會情境、制度，不解析權力的性質(zhì)和運作方式，只嚴苛地糾纏個人道德，只能說是輕重不分。
從這里可以提出的問題有，為什么“道德”擁有“超凡權力”的規(guī)范性力量？為什么它具有“終極評價”的地位？誰有資格、權力做出道德評價？審查者在指控他人的道德問題時，是否便證明他的“道德純正”，而可以使用任何（包括“非道德”）的手段？后面這個問題，涉及“目的”和“手段”的關系。50年代斯大林事件之后，美國作家法斯特宣布脫離共產(chǎn)黨，中國文藝界對他展開批判。巴金在他的文章里就觸及了令自由知識分子苦惱的這個問題。“目的”的崇高自然可以抵消在手段上的“不道德”，不過，從“當代”文藝史看，當年標榜的正義、崇高目的（捍衛(wèi)“正確文藝路線”、還原“歷史真相”等等），許多都未能經(jīng)得起檢驗。退一步說，即使承認目的的崇高性，這樣的憂慮也不能完全消弭：“以太過無情手段促進的人性理想，有變成其相反物的危險；自由，變成以自由為名而行壓迫；平等，變成以維護平等為名而久居不去的新寡頭體制；公道，變成要打破一切不妥協(xié)，人類愛則變成怨恨所有反對以殘暴手段達成人類愛之人。”
也是在1957年，施蟄存在《才與德》的文章中說，“任人以德，現(xiàn)在恐怕不很妥當，因為我們在最近20年中，經(jīng)過好幾次大變革，可以說是一個離亂之世，有德之人，實在太少。‘老子打過游擊’，只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則酬以利祿，何必以位？”這看起來是“士”對“君主”諫言的現(xiàn)代版本，目的當在爭取“知識分子”的“話語權”。不過，里面似乎也透露了對“當代”“道德主義”趨向的警惕；這種“道德主義”是在承擔推進“一體化”思想政治體制的功能，是在促使這樣的現(xiàn)象產(chǎn)生：一邊是絕對的純潔正義，另一邊則完全是欺騙和邪惡——端看誰掌握著權力而進行這種二元的道德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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